重庆大轰炸是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犯下又一滔天罪行。图为当年日本媒体刊出的重庆大轰炸照片。
侵华日军制造的“重庆大轰炸”,历时5年半,为世界战史所少见,罪行累累,然而很多真相并不为人所知。我是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者,又是这次大轰炸的目睹者、受害者,因此??
70多年前,我与数百万重庆人民一起,共同承受着日军疯狂轰炸造成的苦难。从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对战时中国首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据不完全统计,此段期间日本对重庆实施轰炸超过200次,出动9000多架次的飞机,投弹11500枚以上。重庆死于轰炸者10,000以上,超过10,000幢房屋被毁,市区大部分繁华地区被破坏。日本对重庆实施的空袭,是继德国在1937年4月西班牙内战中对格尔尼卡(Guernica)平民实施轰炸之后,历史上最先实行的战略轰炸。其目的是希望透过制造大量平民杀伤,以瓦解对方抵抗的士气。故此轰炸时不分前线及后方,亦不以军事目标为主要对象,反而多以居民区、繁华的商业区等为目标。
对于重庆大轰炸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我怎能保持沉默?我不仅是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者,而且还是重庆大轰炸的亲历者、目睹者。当时我曾寄宿南岸亲戚家中,在轰炸最猛烈时,从防空洞口可以看到市区火焰与浓烟滚滚喷发,连江水都被炸得激起逾丈高的巨浪,这种惨烈情景至今仍然仿佛历历在目。1938年秋,12岁的我离家到江津德感坝就读于国立九中。有年暑假与几位小伙伴在池塘里游泳,正好碰上日军轰炸重庆市区的飞机顺道在江津上空寻找攻击目标。我们慌忙爬出池塘,钻进玉米丛中,可能背上有水反射着耀眼的阳光,敌机立即俯冲扫射,雨点般的机枪子弹几乎夺去我们这几条小命。此外,由于大轰炸期间就医困难,缺少应急药品,我的外婆与两个弟弟都是在这个时期悲惨病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家也是大轰炸的受害者,而我也可以算得上是个幸存者。
我长期从事南京大屠杀研究,深知日军其所以要在占领以后的中国首都进行疯狂屠杀,用意在于动摇乃至瓦解中国政府与人民的抵抗决心。正如当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所说:“把中国人民打得屈膝投降,在于摧毁他们的战斗意志。”国民政府西迁后,重庆成为战时陪都,是正面战场政治的与军事的中枢所在地。日军疯狂轰炸重庆,其用意也正在于摧毁中国抗战斗志,威逼中国政府屈膝求和,实现其速战速决征服全中国的美梦。所以,重庆大轰炸与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七三一细菌战一样,都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日军侵华残暴罪行无可抵赖的铁证之一,理应组织人力,整合资源,加强研究。
早在1991年12月12日,“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在纽约举行群众集会,我就说过:“我们回忆充满恐怖与罪行的往事,决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寻求真理与伸张正义,同时也是为了汲取历史经验,用以教育后世人民。”我想,这正符合胡锦涛同志所说的:“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我们所追求的与日本人民所追求的,都是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经由相互理解而形成的真正平等、互利的和平相处。我们维护历史真相,反对掩盖历史,特别是反对因为某种政治、经济私利而随意歪曲历史。我们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但同时也把日本人民(包括一般士兵)看做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中日两国人民都应该弄清历史真相,正确总结经验,理性沟通,求同存异,这样才能共同构筑中日两国乃至整个亚洲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
研究重庆大轰炸的历史,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学术工作,因为其全部史事陈述与相关论断都必须具备谨严而细密的实证基础。正因为如此,重庆学术界从2005年此项研究的起始,就把史料征集与史事调查放在第一位。经过较长时间的共同努力,经过反复核实考订,现在已编成三类五编十二卷共约600万字的一套大型史料丛书《重庆大轰炸调查研究丛书》,陆续出版问世。这对于有志于研究重庆大轰炸历史的中外学者来说,这当然是极大的福音,因为编者已经把相关档案、文献、证言三类重要资料整合为一体,非常便于相互参照与对证。
与南京大屠杀、七三一细菌战、慰安妇等研究领域相比较,重庆大轰炸史研究虽然起步稍晚,但我认为必定可以后来居上。因为它不仅可以利用上述几项研究数十年来积累的经验,而且还在史料资源的开发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者对此感受尤深,因为南京沦陷时原定留守的中国政府官员(原南京警察局长)竟然也逃之夭夭,南京安全区收容的20余万难民竟然主要是靠20几位外侨志愿者组成的国际委员会管理,所以根本无法对日军大规模烧、杀、淫、掠疯狂暴行进行比较全面的调查记录。只有等到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政府迁回南京,为了准备先后在东京与南京分别举办的日本战犯审判、才正式进行全面调查,然而由于相隔八年,时过境迁,人口异动,在资料征集与社会调查两方面都存在许多困难。至于日方的相关档案文献则绝大部分已经销毁或隐藏,至今所能发掘者为数极少。幸好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档案经过贝德士博士(当时为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妥善保存,并最后收藏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这样才提供了一批最有说服力的当时当地目击者的原始记录,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些记录所能陈述的日军暴行也不过是安全区内外的一小部分。至于七三一细菌战及慰安妇问题研究所面临的资料发掘困难,就更不必言说了。与此相对照,重庆大轰炸的相关原始档案、文献,保存的数量要多得多,当年受害者、亲历者及其亲属至今健在者为数也不少,加以重庆市领导与相关部门(如市政协、档案馆、党史办等)又一贯重视本地重大史事档案文献的保管与整理、编辑,所以已有多年雄厚的资料工作基础,这就必将为重庆大轰炸历史研究的顺利发展提供足够的资源保证。
让我们永远牢记贝德士博士当年的诚挚呼唤:“给全球以和平,给人类以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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