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农民造反这个问题，崇祯犯了在辽东问题上的相同错误，因为各类政策的失当，导致原本局限于一地的战争，演变成蔓延全国的战火。

在崇祯元年陕西动乱初起时，在如何对待的问题上，明王朝就意见不一。起初地方官为逃避责任，对造反真相大力隐瞒，总幻想着来年天灾过了，农民自然偃旗息鼓。但天灾却年年持续。到崇祯三年（1630年），陕西已经大乱四起，主要的农民军势力多达十多股，总数三十多万人。这时候的明王朝刚刚经历过北京保卫战，京城周围正满目疮痍，自然不愿再启战端，所以“主抚”派占据上风。一直主张招抚农民军的御史杨鹤被任命为陕西三边总督，赶赴陕西平乱。

杨鹤是个好官，在崇祯元年（1628年）动乱初起时，他就提出“元气”说，认为老百姓是国家元气，不能轻易杀戮。之前在官场上，他也“有清明”，是腐败官场上难得的廉洁人物。可应对这样的事件，仅廉洁明显不够，杨鹤很认真，对农民军采取宽容政策，禁止官军任意杀戮，而且也很勇敢，多次不顾危险单独进入农民军大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说，更铁面无私，杀掉了陕西当地一批颇有民愤的官员。

忙活到崇祯四年（1631年）初，陕西境内十多路农民军尽数接受招抚，共招降农民军十多万人，看似成绩不错，但多表面文章，杨鹤的方式，基本是“求人投降”，只要对方肯投诚，什么条件都答应，甚至允诺农民军可以保留军队武装，留在原地驻扎，这样的做法，显然治标不治本。

要招抚，就要给钱，崇祯先后拨给杨鹤十五万白银，看似不少，但分摊到每个农民军手里，也不过半两白银。何况，各路农民军虽接受招安，但实力并未受损，一旦杨鹤的钱花完，大灾又不停，重新造反是迟早的。到崇祯四年八月，各路反军纷纷撕毁合约，再扯反旗，明朝的十五万两白银打了水漂，杨鹤本人被充军流放。

招抚不行，就剿灭，这时候的主角，变成了洪承畴。

洪承畴，字彦演，福建南安人，杨鹤招抚陕西的时候，他是陕西参议，对杨鹤的招抚主张，他向来坚决反对，战事重起后，陕西当地大溃，官员纷纷逃命。洪承畴非但不跑，反而自己临时招募了一支千人民团，奔赴平乱前线。他的第一仗是在陕西韩城，击溃了攻打韩城的王左贵部，李自成此时正是王左贵部的前锋将军。这一仗王左贵败的很惨，其部队几乎被打散。李自成也因此与王左贵走散，之后一段时间，他只是陕西当地的一股散兵游勇。

却也因祸得福。

被洪承畴追的走投无路的王左贵，在是年年底向洪承畴投降。但洪承畴不是杨鹤，接受王左贵投降后没几天就翻脸，派兵偷袭王左贵，王左贵本人及身边部将皆被杀死，如果李自成还在王左贵麾下，恐怕也难逃这场灭顶之灾。

王左贵覆灭之后，洪承畴得到重用，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成了陕西三边总督，这时期他的主要精力，放在王喜胤和神一魁这两股最大势力上，崇祯四年（1631年）十月起，洪承畴开始全力围剿王喜胤，这时他手里最大的王牌，就是担任延绥副总兵的曹文诏，曹文诏是孙承宗的旧部，手中还有孙承宗练兵的骨血---1000名战斗力强悍的辽东骑兵。

仅用两个月时间，曹文诏就在甘肃河曲击毙了王喜胤，这时候的李自成，正在王喜胤部将王自用麾下效力。又经过了三个月时间，另一股陕西最大农民军势力神一魁也全军覆没。在这期间，李自成追随王自用，从曹文诏的追杀里逃脱出来，流窜到陕西，山西的交界地带。这时候陆续集结到此处的，约有二十多万各路农民军败兵。明王朝镇压农民起义的第一个拐点已经出现：此时洪承畴和曹文诏已平定陕西大部，如果与陕西交界的山西，河南两省可以配合作战，封锁农民军进入的要道。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就会戛然而止。

在这个关键时刻，崇祯五年（1632年）十一月，王自用主持农民军各头领开会，列席会议的李自成，从此开始有了自己的名号?闯将！他成为这次会议的三十六位头目之一，与他一道列席的，还有著名的“闯王”高迎祥，“八大王”罗汝才。会议商谈的结果，就是王自用被推举为首领，二十万农民军兵分五路，进入山西。这时担任山西巡抚的是许鼎臣，在此之前，洪承畴已经上奏，要求山西务必守住关口，即使不能阻挡农民军，也要尽可能的拖住，他在后面夹击，必可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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