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湘潮》发表文章《第一集团军：“天下第一军”》。文中记述两位独臂将军贺炳炎、余秋里创造了军政干部合作的典范。摘编如下。

按照数字编排序列，18个集团军之首是南京军区第一集团军，因而网民就称之为“天下第一军”。而第一集团军的官兵却谦逊地说：“不敢不敢，我们是沾了一字的光!”

说来很有意思，曾经在这支部队任司令员和政委的上将贺炳炎和中将余秋里都是独臂将军，余秋里无左臂，贺炳炎无右臂，他们带领的部队被称为“一把手”部队。贺炳炎变成一只手，是在红军时期的一次激烈战斗中。敌人拼命往上冲，机枪手牺牲了，贺炳炎操起身边的轻机枪就是一阵猛扫，嘴里骂道：“老子叫你们冲，叫你们冲!都叫你们见阎王去!”说时迟那时快，一颗子弹射来，贺炳炎右臂中弹，身负重伤，被抬到医院。

军团卫生部长贺彪检查了伤情，对贺炳炎说：“必须截肢，不然命都保不住了。”贺炳炎大喊：“不能锯，我不能没有右手，不能!”

赶来的贺龙握紧贺炳炎的左手，对他说：“你还有左手，照样可以骑马、打枪嘛!”经过贺龙的劝说，贺炳炎同意截肢。但是临时救护所根本没有截肢需要的最起码的器械和麻醉药，贺彪无奈，只能用找来的木工锯子代替手术锯，找来吗啡代替麻醉药。木工锯尚可凑合着用，但吗啡服少了不管用，服多了易上瘾，会损伤大脑。贺龙听说用吗啡止痛，也不无忧虑地说：“贺彪，你吃这么多的吗啡，往后还怎么打仗嘛!”贺炳炎将送到嘴边的吗啡吐在地上，强忍着疼痛说：“我不能离开战场，我不能离开战场!把毛巾塞到我嘴里，把我绑在门板上!”贺炳炎硬是没有用一点儿麻醉药完成了截肢手术。塞在他嘴里的毛巾被咬得稀烂。贺炳炎仅躺了6天担架，就骑马率部纵横沙场了。余秋里则是长征途中在贵州威宁伏击战中受伤的。他在一座山头坳了。”

1947年底，一纵进行的“以诉苦和三查为中心内容的整训”，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被毛泽东命名为“新式整军运动”并在全军推广。在宜川战役中，第一纵队在瓦子街与敌进行了顽强的白刃格斗，涌现出闻名全国的著名拼刺英雄刘四虎(第三五八旅七一四团六连二班班长)。

1949年2月1日，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被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一军，军长为贺炳炎，政治委员为廖汉生。原辖第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廷，政委余秋里)、独立第一旅(旅长王尚荣)、第七旅(旅长傅传作)分别改编为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全军人数共计2.2万人。

解放战争时期，一军转战晋、绥、察、陕、甘、宁、青等省区，参加战役战斗163次，解放县以上城市51座，歼灭敌军104277人，缴获各种火炮880门、轻重机枪4033挺、各种长短枪29743支。同时也发展壮大了自己。延安保卫战时，全军8649人，至1949年9月，全军达35249人，扩大4.4倍，武器装备也有了极大改善，部队的战术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6月，第一军与第三军合编为重装军，番号仍为第一军。军长黄新廷，政治委员梁仁芥。

朝鲜战争爆发后，一军将士跨过鸭绿江，参加了1953年的夏季战役，与美军作战，创造佳绩。朝鲜停战后，一军在三八线和东海岸担负守备任务，直至1958年才撤军回国。和平时期，哪里有急难险重任务，哪里有“硬骨头”要啃，哪里就有第一军。1962年福建前线有情况，他们去了;1984年西南边境地区防御作战，他们再立新功;1987年全军搞合成训练，该军组建了第一个“蓝军团”;抗洪抢险、抗冰观察敌情，忽然发现对面的敌人正朝团长成钧射击，情急之下，他一把推开成钧，敌人的子弹击中他的左臂，伤势严重。医生只好给他简单包扎，他忍着强烈的疼痛，随部队北上。部队渡金沙江时，他乘坐的筏子在江心翻了，全船人都被掀到水里，卷进激流。余秋里仅靠一只右臂，游到对岸。当部队抵达甘孜时，医务人员打开绷带，伤口已爬满了白蛆，用止血钳轻轻一敲，一层白蛆落地。而当时无医无药，只能重新换上绷带，继续爬雪山，过草地。行军中伤痛发作难忍时，他叫警卫员拿凉水往他手臂上浇来止痛。

一天，贺炳炎来看他，劝他说：“老余呀，干脆把手锯掉算了，像我一样，当个‘一把手’多省事。我现在不照样干革命，一点也不比别人差。”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徽县，余秋里左手五指已肿胀坏死，如不及时治疗就有生命危险。红军刚打了胜仗，缴获了一些医疗器械、消毒棉和纱布，红二方面军领导要卫生部长侯政给余秋里截肢，没有手术锯，好不容易找来一张小锯条作手术用。在手术时，侯政用缴来的没有标明使用剂量标准的镇痛剂给余秋里注射，然而一针下去，余秋里就陷入昏迷。侯政先刮掉余秋里臂上的腐肉，用锯子锯断坏骨，才又忙着抢救失去知觉的余秋里。余秋里经过抢救终于醒来，他对侯政说：“多谢侯部长，这是我负伤10个多月以来，睡得最安稳的一觉。”贺龙来看余秋里，他对贺龙说：“敌人打断了我的左臂，我还有右臂，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余秋里和贺炳炎第一次搭档，是在1935年5月忠堡战斗中。此战，是我军以少胜多的典范。十八团在团长贺炳炎、政委余秋里的指挥下奋勇杀敌，歼灭了敌师部和一个旅，活捉了敌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总指挥贺龙高度评价和赞扬了这场战斗。

一二○师挺进冀中，两个“一把手”分别为三支队军政主官。他们互相尊重，互相配合，情同手足，创造了军政干部合作的典范。不仅在工作上、作战指挥上相互支持，就是在生活上也相互关心。由于他们两位都是独臂，而且一个失去左臂，一个失去右臂，因而在领服装时，手套只领一副，你用一只，我用一只。上衣也时常换着穿。余秋里的右边袖子磨坏了，贺炳炎的左边袖子磨坏了，两个人一调换，“这不都是好的嘛”。余秋里后来曾经深情地回忆说，在冀中的时候，我和贺炳炎的关系相当好，好到什么程度呢?我到外面开会不回来，贺炳炎就不吃饭，一直等我。有一次，我晚上11点才回来，他居然还在那里等我。

贺龙曾经对“一把手”部队有个很好的说法：“贺炳炎和余秋里两人都是一只胳臂，刚来冀中时没有几个人，可是他们东一搞，西一搞，就搞出了一支队伍。这支队伍打得很硬嘛!敌人听见‘一把手’的队伍来了，离得老大远，就吓得溜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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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翻阅波澜壮阔又浩如烟海的中国革命战争史，我对中国古典小说中常出现的这句话，算是略有心得。事实就是这样，一个统帅获得一员攻城拔寨的爱将，是一种机缘，也是一件幸事。奇迹的诞生，须经历统帅对爱将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赋其重任，每当危难时刻都把爱将放在坚硬的铁砧上去锻打;当爱将的则疆场效命，忠心耿耿，百折不挠，珍惜每一次被锤炼和被锻造的机会。将帅间互相激励，互相依靠，最后的结果自然是互相造就。

引起我这番感叹的，来自于近日召开的贺炳炎上将百年诞辰追思会。会上频频谈到贺炳炎与我父亲贺龙元帅在战争年代建立的非常特殊的将帅关系，即我父亲始终器重他，厚爱他，每到险仗、恶仗，都把他用在刀刃上。但人们常常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一个统帅的纵横捭阖，其实正得益于爱将的出生入死。

都知道我父亲贺龙曾经是旧军人，他1916年带领12个弟兄砍了清朝的芭茅溪盐局后，参加辛亥革命，投身北伐战争，官至国民革命军中将军长。但是，他作为总指挥发动南昌起义，在带领部队南下潮汕的途中，却被打得七零八落，成了光杆司令。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部队的兵员杂乱，手下的将领虽满腹经纶，大都从讲武堂之类的军官学校毕业，但基本上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当革命需要他们洗心革面、戮力前行的时候，都迷失了方向。1928年1月，周恩来同意我父亲回湘西重整旗鼓，再拉一支队伍。父亲赤手空拳，从上海溯流而上，经洪湖返桑植，在当年春节前夕发起的年关暴动中，前呼后拥，一时应者如云。这之后，他只用了五六年时间便带出了后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而这支队伍之所以能如鱼得水，在极端艰难困苦中像滚雪球那样发展壮大，就在于聚集在我父亲这面大旗下的，都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他们投身革命，既不为升官，也不为发财，只为推翻压在自己头上的黑暗统治。少年贺炳炎就是在这个时候跟定我父亲的。

将军对部下特别好

“战争年代，父亲11次负伤，不仅失去右臂，留下16处伤疤，而且积劳成疾，数病缠身。”贺北生说。

贺北生告诉记者，她父亲在成都军区任司令员时，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病体，拨了一笔专款给他盖宿舍。他却用来盖了军官宿舍，自己仍旧住在简陋的旧房子里。组织上只得退一步，给他的住房安装暖气。结果，他又把暖气片送给了医院。

将军虽是上将，但仍利用休息时间种菜养猪。他对战士们特别好，军区大院里的花工、澡堂师傅、水电工、厨师等，都是他家里的座上宾。

将军是个特别俭朴的人，一件旧棉衣补了又补，直到他逝世前的那个冬天还在穿。

1960年7月1日，贺炳炎将军因病去世，年仅47岁。7月5日，成都军区举行公祭，数万军民冒雨为将军送行。余秋里中将扶柩痛哭。贺龙元帅亲笔书写挽联：“卓越功勋传千秋，革命精神永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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