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浦江畔，世博园内，矗立着一幢橙黄色的厂房，沧桑而古朴。不远处，有一片同样色系与风格的别墅群。
80年前的暖春之日，中国酒精厂的盛大开业典礼在这里举行。时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的陈公博亲临上海，主持仪式。国民政府元老林森、于右任，政要孙科、何应钦、陈立夫等纷纷题词祝贺。投资方代表黄宗孝、上海工商界名人刘鸿生等3000余人参加典礼，共同见证了远东地区最大的酒精厂在浦东诞生。位于上海世博园内的中国酒精厂厂房
中国酒精厂的成立，至少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创建了中国的新式酒精工业，以最先进的技术、设备与管理，一步到位，实现酒精业的飞跃式发展。酒精是工业上的重要原料，此前大多输自国外，每年的进口达500万加仑。中国酒精厂刚投产时的年产量便达260万加仑，并且预留出了扩充生产的硬件。出产的酒精纯度为96%-97%，与世界市场上销售的酒精纯度相当。酒精厂产量与质量的齐头并进，归因于技术人员、机器设备与经营管理的完美结合。工厂聘请的技术人员，是国内最优秀的科学家。工业微生物学家陈?声刚从美国学成归来，即被高薪聘为总化学师。厂方还为高级技术与管理人员提供优渥的生活条件。陈?声居住的别墅，便位于今天上海世博洲际酒店的别墅群内。
第二，开辟了国民政府与华侨合作投资的良好范例。1927-1937年，被誉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经济领域确有上佳表现。中国酒精厂的出资方??黄仲涵总公司，是二战前东南亚地区华人拥有的第一个和最大的财团企业。公司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鼎盛时期拥有的资产，达十五亿荷盾，雄踞世界大富豪榜第13位。公司主要经营糖业，还包括贸易、航运、银行等业，黄仲涵被誉为“爪哇糖王”。1924年黄仲涵逝世后，其子黄宗孝成为黄氏家族的新一代领军人物。1930年代，黄宗孝开始投资国内实业，中国酒精厂便是其中最浓重的一笔。中国酒精厂的股份，实业部占10%，黄氏家族及其他股东占90%。
黄宗孝任命亲信黄江泉担任中国酒精厂的董事长。黄江泉精明强干，与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的朱家骅早年在德国认识，曾同窗数载、情谊深厚。在朱家骅的提携照拂下，与国内工商界素无渊源的黄江泉，得以兼任中国航空公司董事长等职务，在短短几年内俨然成为上海工商界的知名人士。这对中国酒精厂的顺利发展，及黄氏家族在上海、厦门、天津等地扩大商贸活动，无疑有促进作用。不过，正当黄氏家族意欲在祖国大展宏图之际，抗战爆发了。爪哇糖王、侨商黄氏家族成员：黄宗孝、黄江泉
商人的两难：保全气节，还是保障利益？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会战开始。中国酒精厂因临近浦东前线，被迫停工，大部分机器被陆续运至法租界，托用外商名义暂存。9月13日下午，日机飞至中国酒精厂所在的白莲泾地区狂轰滥炸，前后投弹十三枚。所幸多数炮弹落在附近田野内，酒精厂所受损失较小。
面对战事风云，厂方不得不做出抉择。1938年10月，黄宗孝将黄江泉、厂长汤祥贤等招至香港，共同协商应对之策。当时讨论的方案有三个：一是将酒精厂迁至川滇两省，二是迁至上海法租界，三是改名为大陆酒精厂，由黄氏家族旗下大阪分公司的经理大桥龟次郎负责经营。经过详细商讨，厂方决定采取第三种方案。12月下旬，两名日本人来公司悬挂日旗，并在大门口钉上木板，上书“大陆酒精厂”和“军中管理”，其时黄宗孝正在上海。朱家骅写信给黄宗孝，提出考虑到黄宗孝的地位与名誉，应尽量避免与日本人交往。为免生枝节，黄宗孝最好离沪返回南洋。不久后，黄宗孝即离开上海，黄江泉也携带家眷前往香港。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黄氏家族而言是一个大转折??上海再没有租界的保护，黄氏企业在中国方面的总部所在地香港沦陷，印尼也于1942年春被日本占领，他们感受到了战争的直接威胁。
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时，黄江泉恰在上海处理业务，其家属则在香港。朱家骅此时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他焦急万分，在一个星期内连发数电，令潜伏在上海的国民党党部负责人吴开先，派遣精通英语的适当人员，陪伴黄江泉设法经过沦陷区速来重庆。
吴开先奉命后，于1942年2月终于找到机会，与黄江泉秘密晤面。随后吴开先向朱家骅汇报：黄江泉同意待香港眷属来沪后，一齐经沦陷区前往重庆。朱家骅在复电中请吴开先转告黄江泉，孔祥熙因要发展糖业，希望得到黄江泉的帮助，暗示黄江泉到重庆后仍大有用武之地。朱家骅明白，作为富甲一方的商人，日方不会轻易放过黄江泉。若他与日方合作，则失去民族气节，若反抗，则有性命之忧。而黄江泉需决定等香港的眷属到上海后再做定夺，确有亲情方面的考虑。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不能在此时完全放弃中国酒精厂。朱家骅，国民政府政要，历任交通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中央组织部长、教育部长
事实上，日方对中国酒精厂进行军事管理后，曾多次与黄江泉接触，希望合作办厂，但黄江泉一直不能接受日方的苛刻条件。直到1942年10月，双方终于谈拢，并得到汪伪政府和日本当局的认可，欲成立中日合办的大陆酒精有限公司。在这家公司中，中方占51%的股权，日方占49%。董事会主席由中方担任，董事会成员则双方各占一半。由此可见，黄江泉滞留上海要竭力争取的，是中方在酒精厂中的优势地位。
但是到了1943年6月，日方突然提出鉴于军事需要，由日本驻上海的海军武官府出面购买酒精厂，完全无视此前达成的中日双方合办协议。黄江泉急忙向时任上海市伪市长的陈公博求救，表示不同意售卖酒精厂。陈公博即派下属卢祺文到海军武官府商谈，日方回答：此事已经决定，不容洽商。1944年3月14日，《申报》刊出报道：黄江泉将中国酒精厂献纳给日本人。可想而知，黄是被迫为之。此后，酒精厂购自英国的重要机器被运往日本，有的机器在运输途中被盟军炸沉大海。战前辉煌一时的中国酒精厂，就这样陨落于战争硝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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