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仁宗朱高炽刚刚即位的时候遇到一件事：长沙一个平民自宫了，自宫之后，就请求进宫当内侍。这是件小事，却引起了皇帝的反感。朱高炽对此事的回应是：游荡懒惰之人，忍心自绝于父母，怎么能随侍在皇帝身边?让他当兵戍边去吧。
明朝初年开始，皇室急剧膨胀，对太监的需求多了起来，自宫成了很多人改变命运的阶梯。自己断绝命根，似乎是一种优势，可以找一个体面的工作，甚至还有升官发财的可能。洪武元年，明朝刚建立时，内监官只有正五品，后来甚至降到正六品，地位品级还不如宫中的女官。但洪武二十八年正式给内监定级，为正四品。此后，内监(其首领为太监)形成了自己一套官僚体系，自宫一路，就可以与读书人科考媲美了。自宫做“官”的成本，要比读书低得多，自宫改变命运，与读书改变命运一样，成了激发全民上进的鸡汤。
不仅是普通百姓的子弟有人选择自宫，就连军人的子弟，也开始加入“自宫潮”。在刚处理完长沙自宫一事后，朱高炽又接到了奏本，上奏者是兴州左屯卫(河北迁安一代)军余(类似于现在的预备役之类)徐翊，说自己的儿子已经自宫，并且当上了内监，请求除掉自己的军籍。这回皇帝真生气了，批复说：为父教子，为子养亲。你儿子自伤身体、背亲恩、绝人道，根源就在你。让你儿子从宫里出去服兵役吧。
老这么处理细琐的事情不是事儿。皇帝对刑部尚书金纯等发指令：今后再有自宫的人，坚决不能宽恕。又找来大学士杨士奇等人，指示要下诏书严禁自宫，顺带连宫刑都禁了。
可是，自宫这个风潮，并没有因为仁宗的反感而消失。到了宣宗朝，又有任本等几个军民，自宫求用。宣宗皇帝朱瞻基说，先皇在的时候，自宫的人都发去戍边去交趾(越南)了，怎么这帮人还这么胆大妄为?那就按例全发遣了。
此后的明朝历代皇帝，坚持了严禁自宫的政策，违犯者均戍边。明英宗正统十三年，江西的樊侃、陕西的李回汉分别伪称生病、坠马导致失去生殖器，实为自宫，违背禁令，均发配铁岭充军。明景帝景泰三年，皇帝又下令给礼部尚书胡?：闻民间自宫者太多，可将犯禁令者自宫后投奔王府的，按旧例以不孝罪名处置。明孝宗弘治六年，军人马英的妻子罗氏，私宫儿子马五，事发后罗氏被判斩刑。当时刑部官员王嘉庆等人觉得太重，建议改为杖刑，结果皇帝大怒，不但罗氏依旧处斩，王嘉庆等人也被贬官外放。明武宗正德年间，更是多次重申，自宫者私自留在京城的一律处死。当时有自宫被捕者十二人，本应处死，因为年纪太小没有施刑，但也没有释放，就一直关在牢里。
禁止自宫的政策几乎贯穿了整个明朝，可是，“自宫潮”并没有停止，反倒是愈禁愈烈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如果当上内监，只是为了有个工作，混口饭吃，未必就能蛊惑那么多人冒着充军、杀头的危险，付出断子绝孙的代价，向自己的小弟弟挥出那一刀。真正的刺激，恐怕正来自那些发出禁令的皇帝们。仔细看一看就知道了，很多发禁令最狠的皇帝，身边都有一个威震全国的太监——比如明英宗身边的王振，直接导致了土木堡之变，大军被歼灭，皇帝被俘。此人在英宗复辟后还被“平反”，纪念得极富荣耀。再比如英宗后期的太监曹吉祥，差一点就谋夺了大明的帝位。明宪宗时代的汪直、明武宗时代的刘瑾、谷大用等人，以及明神宗时期的冯保等等，个个呼风唤雨，不仅自己能疯狂敛财，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还能左右政局、控制大臣后宫藩王乃至皇帝。虽然免不了最终的身败名裂，但获取的利益是明摆着的。皇帝们对大臣的厌烦与不信任，都转变成对内监满满的爱，这才是导致大家疯狂自宫最主要的原因。
在很长的时间里，内监的权势都盖过大臣。举个例子，成化二十一年，官员许?路遇内监邓才?没有避让，双方发生冲突，许把邓给揍了。这件事的结果是许?被下锦衣卫监狱，后来又转到司礼监处置，挨了三十大板。万历三十年，礼部官员敖文桢路过宣武门时，正好遇到三个喝了大酒、正骑着马乱闯的内监。三个宦官不仅“醉驾”，还对敖文桢破口大骂，把他的轿子砸得稀烂。敖吓得躲到了门官的家里，派人向锦衣卫求救。没想到锦衣卫官兵到来后，内监们居然“袭警”，把锦衣卫也给打了。为什么敢如此“寻衅滋事”?因为他们是郑贵妃的人。
明朝的内监有一套完整的官阶制度，实际在宫中形成了另一个“政府”，如司礼太监，其作用几乎相当于“次相”，而御马太监，则涉及兵权。司礼太监手下还有一群自称为“内翰”的小内监，是以翰林院、智囊自居了。内监们的作用可不仅在宫里，外出监军、出使和宣封外国、掌管财政税收，甚至搞特务机构(东厂)，气焰压倒锦衣卫，哪儿都有他们的身影。
在具体的待遇上，内监们也好过大臣。比如蟒衣，跟皇帝的龙袍差不多，就是少个爪子，以前是赐给国外的君主的，至尊国礼。后来就发展到赏给司礼太监，再后来才发展到赐给大臣。再比如皇帝经常赐给太监私印，大太监冯保就得到过一枚，上面刻着“光明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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