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李敖在他的小说《上山、上山、爱》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那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在攀登台北圆山时的一段话：却说攀登圆山之前，要经过一个“太原五百完人”的“招魂冢”，这是台北一座著名的“宫殿式建筑”，据说它无言地述说着一段凄厉的故事——也即一段关于1949年“太原五百完人”的一个神话：“‘太原五百完人’是国民党在大陆撤退前的一批死难者，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嫡系，而是阎锡山的人。他们在山西太原，在城陷以前，自知逃不掉，共产党也不会饶过他们，乃在太原城中最高的山头死守，其中有的还强掳城中美女一起‘世纪末’，最后一起死了。国民党嫡系精于逃难，死难非其所长，以致烈士缺货。缺货之下，就只好挖阎锡山的死人来充数，一网兜收，唤做‘太原五百完人’。我小时候曾在太原这山头玩过，那时太原正是被日本鬼子占领，‘太原五百完人’并未为死守国土做完人，做完人显然是以后‘想通了’才做的。”
1984年5月12日的李敖日记中，还有一段《独游“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的文字，其中抄录了阎锡山的《太原五百完人成仁纪念碑文》，洋洋洒洒，亦是“奇文”矣。因篇幅所限，就不在此赘述。
那么，在1949年解放军攻克太原时，真的发生了上述所说的惨烈的故事了吗？以至于曾在太原度过其少年时代的李敖也对圆山上的所谓“招魂冢”大感兴趣，他居然信以为真地拿“太原五百完人”的故事来调侃国民党，说“山西人这样能死战，真愧杀黄埔系也”。
其实，所谓“太原五百完人”的故事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只是一个有意“创造”出来的神话。那是国民党从大陆溃逃台湾以后为了稳定军心、激励困兽犹斗的斗志，而故意套用了古代“田横五百义士”的故事并有所附会而来的。这个神话在彼岸至今还没有被人说破，于是在每年的4月24日—— 1949年人民解放军攻克太原城之日，在台湾的圆山“太原五百完人纪念堂”和“招魂冢”之前，都会有人聚集起来举行一番煞有介事的祭奠，这就是“假作真时真亦假”了。那么，我们不妨回到当年的现场，去回顾一下真实的情景究竟如何。
阎锡山在太原的最后日子
“太原五百完人”的神话1949年4月24日清晨，解放战争中的太原战役进入了总攻阶段。人民解放军1300门大炮开始向太原城垣猛烈轰击，25万大军也兵分12路攻入城内，最后在歼灭了阎军13万余人和解放军也付出了4.5万余人的伤亡之后，古城太原解放了。太原战役一共持续了六个多月，有近百万人被卷入其中。它是解放战争中历时最长、参战人员最多、战斗最激烈、伤亡也最惨重的一场大城市的攻坚战。太原战役的惨烈，无疑与统治山西数十年之久的阎锡山有关。
在云谲波诡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阎锡山是北洋和国民党军阀及地方首领中最堪令人回味的人物之一，迄今人们对他复杂的个人历史和其自成一体的思想体系尚褒贬不一。尤其是他的“中的哲学”即机会主义统治术，更是饱受各方争议。总的说来，阎锡山有出身于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的背景，虽然他与中共有过合作，但是到了1949年，他已经成为一个极端顽固的反共分子，对共产党的成见和仇恨深入骨髓。于是，无论同样是山西人的傅作义的北平和平解放，还是董其武的“绥远方式”，他都以为是可耻的举动。
其实，当时中共认真分析了他的情况（即并非国民党嫡系又有联共的历史），希望仿照北平的例子，即“太原如能照北平样和平解决，阎锡山又能作上述傅作义那样的表示，我们亦可照待遇傅作义那样待遇他”，对他进行了仁至义尽的说服工作。阎锡山的同乡薄一波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以前，我还写信给梁化之，意在通过梁化之做阎的工作。阎很伤感地对梁说：‘我已经作为蒋介石的部下，侍候蒋了，上了蒋介石的船，再退回来已经为时太晚了。’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前后，我们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一直没有停止对阎锡山的争取工作。”但这都遭到阎锡山的一口回绝。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在防备阎锡山会效仿傅作义的作为，他让阎的心腹贾景德给太原拍电报，转告他的意见，即太原从大局上已绝难再长久支撑，阎和其他军政干部应尽快乘飞机撤往西安，其军队可由胡宗南派兵接应突围西渡。显然，这一建议也被阎锡山客气地拒绝了，他表示仍然要坚守孤城。
阎锡山困兽犹斗，他提出“以城复省，以省复国”的口号，并且命令歌剧队大演战国时田单指挥火牛阵以城复国的故事来振作士气。后来，许多人都劝他离开太原，阎锡山却表示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誓死不离太原。甚至，他还在办公室里贴了一条横幅，上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才是真正的革命 ”。阎锡山还表示：“昔日田横五百壮士，壮烈牺牲，我们有五百基干，要誓死保卫太原。不成功，便成仁。”所谓“五百基干”是指阎锡山“同志会”的基本骨干分子，当时在太原约有五百人左右，这就是所谓“五百完人”的出处。为了激励军心，当时阎锡山还特意向一名德国医生魏尔慈咨询，问德国纳粹军官在苏军攻克柏林时是如何自裁的。当他听说在牙齿中暗藏氰化钾毒丸，咬破后可当即毙命，就立即让川至制药厂试制，后来终于配制出五百瓶毒药。阎锡山将它们摆放在自己面前让美国记者拍照，这张照片刊登在美国的《时代》杂志和山西的《复兴日报》上，他还把照片特意送给司徒雷登和陈纳德等。阎锡山还叫来几名士兵对美国记者吹嘘说：“这是标准的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士兵，我让他们跟随我的左右，以便在危急的时候，将我打死。这个任务，非日本人不能完成。”如此看来，阎锡山是决然要与太原共存亡了。
然而，阎锡山又几乎是戏剧性地离开了太原。1949年3月28日，国民党谋求“划江而治”的和平谈判即将开始，有关山西的条件急需阎锡山前往南京去商定。于是代总统李宗仁致电阎锡山：“关于和谈大计，深欲事先与兄奉商，敬祈即日命驾入京藉聆教益。”次日下午2时，阎锡山召开干部会议，会上宣布了李宗仁的电文，他表示自己离开太原后“也许三天五天，也许十天八天，等和平商谈有了结果我就回来”。随后，阎锡山乘车从河西红沟机场飞往南京，当时赴机场送行的只有梁化之和阎的五妹子阎慧卿。之所以留下自己的妹子，是为自己还要回来做人证。
阎锡山到南京后，与李宗仁商讨国共和谈问题，这时，毛泽东注意到阎已离开山西，于是为军委起草电文致前线的彭德怀、徐向前等：“ 阎锡山已离太原，李宗仁愿出面交涉和平解决太原问题。”然而，4月11日阎锡山又飞赴奉化面见蒋介石，两人长谈了一夜，阎锡山表示太原战事紧急，拟速返。蒋介石则劝他说：太原虽重要，乃国家之一隅，有国家始能有太原，应以国家为重，留在南京参加主持大计。这样，第二天阎锡山又匆匆飞回南京参加李宗仁主持的 “和战会谈”，而曾扬言很快就要回来的阎锡山却再也没有回到太原。尽管如此，太原在蒋、阎的一致主持下，已经注定是只有一场大战了。
也是在阎锡山飞赴奉化的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太原前线的解放军首长，仍然希望会出现和平解放的转机。他决定推迟总攻的时间，并说：“那时，如能签订和平协定，则太原即可用和平方法解决；如和谈破裂或签订后反悔不执行，则用战斗方法解决，对我亦无多大损失。”后来只是因为所有的努力皆告失败，前线首长电告军委报告说，被俘阎军的赵承绶等与太原城内联络，对方毫无诚意，也没有任何回音，甚至封锁也更加严密了，于是才提出提前攻击的请求。对此毛泽东回答说：“你们觉得何时发起打太原为有利，即可动手打太原，不受任何约束。”这也就是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已对阎锡山和太原方面的态度绝望了，当时阎锡山已经明确表示：“活着不与共产党谈判，死后也不见共产党人的面。”
阎锡山终于也没有重新回到太原。后来李敖拿“太原五百完人”的故事调侃阎氏：“别人死在太原，他却活到了台湾，和所有国民党逃到台湾的人一样，‘未克与父老同其始终’，一个个都是贪生之辈了。最有趣的，是阎锡山说他自己在太原围城时‘衔命在都，商承大计’，因在南京开会，所以未能赴难。但是，阎锡山死的时候，阎夫人徐竹青、阎公子阎志敏、阎志惠及大批家属，均在台湾，这又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们也来南京开会吗？可见阎锡山全家开小差早就妥为之矣！”
关于阎锡山为什么没有回到太原的原因，迄今也有着不同的说法。其中一个说法是太原外围的东山争夺战结束之后，解放军的炮火已经能够控制到太原的各个机场，国民党的飞机无法降落，空投时也不敢低空飞行了。据当时留在太原的日本军官城野宏回忆：阎锡山曾在4月初飞回太原并在上空盘旋了一小时，但因为炮火封锁无法着陆而返回。又据《阎锡山离晋去台始末》一文记载：当时各航空公司均不愿冒着炮火在太原着陆，时年65岁的阎锡山于是提出用降落伞把他空降到太原。不久，太原拍来电报说机场已全部被毁，飞机无法降落，阎锡山这才放弃了重回太原的计划。阎锡山后来在给太原的回电中说：因事被阻，不能与大家共同保卫太原，这是此生最大的遗憾。有意思的是，据城野宏的记述，当时毛泽东和中共方面曾经考虑留给阎锡山一条出路，即当时指示前线部队：阎锡山在南京期间不要夺取太原飞机场，阎若回太原还有和平解决的希望；若阎不在太原，负责留守的孙楚等人恐怕直到最后也不会投降，那只有增加牺牲。
后来总攻发动后，据说当时远在上海对太原加以遥控的阎锡山最终动了恻隐之心，他向太原守军下达了投降的指示。不过，迄今关于这封下令“投降”的电报也有各种解释：一、阎锡山在4月23日中午拍来的电报指示太原“五人小组”：“太原守城事，如果军事没有把握，可以政治解决。”这也就是说可以当机立断停止反抗。据说这封电报是由阎的亲信梁化之亲自译的。然而到了翌日上午9时许梁化之自杀之后，这封电报才由梁化之副官的妻子赵佩兰发现并交给吴绍之，吴绍之为此慨叹道：“就因拖延了这么几个钟头，竟把和平解放变成了投降。”二、阎锡山在4月23日午夜以留沪基干会的名义发来电报：“万一不能支持，可降；唯靖国、化之两人生命难保。”据说太原高干们在传阅了这封电报后竟无人表示意见，梁化之看后则面色惨白，两手冰冷。于是薄毓相握住他的手说：“你太累了，休息一会吧”，梁化之惨笑无语。那么，这封电报的实质意义也就是说太原的守或降，主要取决于梁化之与王靖国二人，二人既然不免一死，他们还会“投降”？难怪孙楚私下说：“老汉（即阎氏）表面说是可以投降，但其实还是想让我们死守到底。”
太原的“战”与“和”
阎锡山离开太原后，将军政大权交给由梁化之、王靖国、孙楚、赵世铃、吴绍之组成的“五人小组”，而实权则集中在前三人手中。其中王靖国与孙楚执掌兵权，梁化之负责与阎锡山联系，所有请示报告与阎锡山的机密指示都必须先通过梁化之之手。4月25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同意宣布梁化之、孙楚、王靖国、戴炳南四人为战犯而予以缉拿。正是这几个人的态度决定了太原的宁战不和。
这三个人，梁、王都是阎锡山的五台（今属定襄县）老乡。此前阎锡山为了巩固他在山西的统治，从1938年12月起先后建立了政卫处、特警处和谍训处等特工组织，其中太原绥靖公署特种警宪指挥处是阎锡山特工系统中最庞大的一个组织，其主要首脑人物就是梁化之。梁化之是阎锡山的姨表侄，因为这层特殊的姻亲关系，他在山西大学毕业不久就开始担任阎锡山的机要秘书。此后他在阎锡山干部中担任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迎请薄一波等回山西开展抗战等，他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后来阎锡山离开太原，就正式任命梁化之代理山西省政府主席的要职。由于这层关系，即梁化之完全是以阎氏的意见为圣旨的，所以在没有阎锡山的太原，他就是无形的阎锡山。于是在“五人小组”中，梁化之是最顽固、也是对阎锡山最为愚忠的一个。当时孙楚、吴绍之等许多阎锡山政权中的高级军政人员，之所以不敢表达灵活解决太原战事的意见，很大程度上是畏惧于梁化之的淫威，甚至太原第二号人物王靖国也惧怕他三分。当被俘的阎军将领赵承绶想进太原城劝降时，王靖国在拒绝投降的同时也劝说赵承绶不要进城，以免被梁化之杀害。
王靖国曾在保定军官学校学习，他与傅作义、李生达等有“十三太保”之称，都是晋军的“基干”。而王以其才干和忠心尤其受到了阎锡山的器重，以至于蒋介石在庐山成立军官训练团时也对他青睐有加。晋中战役后，阎锡山将部队整编为两个兵团，孙楚担任第十五兵团司令，王靖国担任第十兵团司令兼太原守备司令。1949年3月，王靖国在北平上学的女儿王瑞书受共产党派遣，带着徐向前的亲笔信通过两军前沿阵地回到太原，劝说父亲王靖国走傅作义的道路，和平解放太原。如果说傅冬菊说服傅作义，使父亲为历史留下了浓墨的一笔，王瑞书却没有这样的运气了。当时王靖国对女儿说：“太原已成为一座孤城，外无救援，实难确保，但我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如果阎有命令叫我投降，我就投降，阎没有命令，我只有战斗到底。傅作义够个俊杰，但我不那样做。你可革你的命，我要尽我的忠。”王靖国还把女儿回来的事报告给了阎锡山。阎锡山飞往南京时，曾嘱王靖国将其女由阎锡山携往南京转送台湾，但王瑞书还是设法回到了北平。
就这样，由于部下的效忠，太原在没有阎锡山的情况下仍然不时有一个阎锡山的幽魂在游荡，这也决定了古城太原的命运。1949年4 月24日，解放军对太原发起了总攻。在隆隆的炮声中，梁化之彻底绝望了，他与阎锡山的五妹子阎慧卿在太原绥靖公署的地下室里服毒自尽，死前命令卫士将他们的尸体浇上汽油焚尸灭迹。后来两人残骸被葬于东门外。
也就是在与阎慧卿自尽的前夕，据说由梁化之代笔写下了“阎慧卿致阎锡山的绝命电”，这封电报经吴绍之润色后由机要处拍发给了时在上海的阎锡山。绝命电说：“连日炮声如雷，震耳欲聋。弹飞似雨，骇魄惊心。屋外烟焰弥漫，一片火海；室内昏黑死寂，万念俱灰。大势已去，巷战不支。徐端赴难，敦厚（梁化之字敦厚。笔者注）殉城。军民千万，浴血街头。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妹虽女流，死志已决。目睹玉碎，岂敢瓦全？生既未能挽国家狂澜于万一，死后当遵命尸首不与匪共见。临电依依，不尽所言！今生已矣，一别永诀。来生再见，愿非虚幻。妹今发电之刻尚在人间，大哥阅电之时已成隔世！前楼火起，后山崩颓。死在眉睫，心转平安。嗟乎，果上苍之有召耶？痛哉！抑列祖之矜悯耶？”
据说阎锡山在上海读到这份绝命电，已是泪流满面。不过，从电文中“同仁五百，成仁火中”等字样来判断，它也许是一份事后伪造的“文献”。在梁化之与阎慧卿毙命之时，解放军已攻进阎府的地下室，残存的阎军所有高级军政人员全体被俘，其中包括王靖国和孙楚等。
“太原五百完人”
阎慧卿绝命电中提到的“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就是阎锡山他们后来大加吹捧的所谓“太原五百完人”。
其实，“五百完人”实际只有46人。当时“成仁”的阎锡山部下，一是在地下室避弹室内自杀的梁化之、阎慧卿；二是特警处本部地下室内发生的特务二十余人群死的事件。特警处的代处长是梁化之的结拜兄弟徐端，这是一个共产党的叛徒，他按照阎锡山“不做俘虏，尸体不与共党相见”的临别指示，在太原解放前夕命令特警处特工人员集中于太原精营西边街45号特种警宪指挥处实行集体居住，在疯狂杀人的同时也“加大享受，缩短阳寿”，比如花天酒地、掳掠民女等。4月24日，解放军攻入太原后，在徐端、兰凤等授意下，这些特工人员或服毒，或相互枪击，并引燃早已准备好的汽油自焚，其中包括刘建德等一些20岁上下的特警处女职员。一同自杀的，还有部分特工人员的妻子和年仅18岁的晋剧演员王桂燕。此外，特警处秘书主任范养德等四人在东辑虎营2号自杀，太原特警队主任王九如等十余人在后坝陵桥18号队部小楼上自杀，山西省会警察局局长师则程开枪打死自己的姨太太后在柳巷派出所自杀。这就是“太原五百完人”的全部内容。
“太原五百完人”的神话很快传播出来，在国民党军心涣散的非常时刻，是十分需要这样的“精神资源”的。于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首先通过对梁化之褒扬并优予抚恤的决议，继之国民政府监察院又致电阎锡山及“集体殉国烈士”家属表示慰问。1949年10月，又有一个立法委员吴延环出面，提议建立“招魂冢”。及至阎锡山到了台湾之后，1950年通过行政院拨款新台币20万元，在台北圆山建立了“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蒋介石和蒋经国曾分别赠有“民族正气”、“齐烈流芳”的匾额，阎锡山也题写了“先我而死”的冢匾并撰写了碑文和祭文。阎锡山还撰写了“太原五百完人歌”，其曰：“民族有正气，太原出完人；海天万里招忠魂，歌声悲壮动三晋。何以为完人？生而能杀贼，死而不留身，大节凛然表群伦。谁能为完人？男学梁敦厚，女学阎慧卿，死事壮烈泣鬼神。赴汤蹈火全忠贞，救国救民重死生；五百完人齐尽节，太原今日有田横。民族有正气，太原出完人；日月光华耀国门，万古流芳美名存。”台湾的一些御用文人也纷纷撰文加以鼓噪，说“太原无降者”、“满城文武在城陷之际集体自杀”等等。
至于大陆方面，由于海峡两岸的人为阻隔，尽管“太原五百完人”的神话在台湾影响极大，甚至曾被台湾方面编入小学课本，但大陆方面的文史研究人员，直到1983年才看到台北山西文献社编印于1979年的《太原五百完人成仁三十周年纪念》，通过这本书才了解到此事。后来经过五年细致的调查，彻底否定了这个“神话”。原来，这本书中所提到的“五百完人”，有的仍健在于人世，有的则是战死或病死的，甚至有的还是阎锡山的军机机关处死的，也有其他原因致死的，还有查无此人者以及不知下落者，然而他们都被算在了“五百完人”的名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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