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的信贷工作，是相当有创造性的。从史籍上来看，总体还是南朝为老百姓赈贷和免债的记录比北朝多，尤其免债的次数相当多。北朝的情况，也许是史官没有尽职，反正看起来很一般。南朝刘宋的第三个皇帝，是宋文帝刘义隆。这也是一位少见的好皇帝，他在位期间?提倡文化，整顿吏治，清理户籍，尤其重视农业生产。元嘉十七年（440年）?二十一年（444年）两次下令，减轻或免除农民积欠政府的“逋债”。逋（bu），就是拖欠之意。不是还不起钱吗？免！史家称他的统治时期为“元嘉之治”——难得呀！后来宋、魏爆发大战，老百姓被殃及池鱼，损失惨重。宋文帝又下令优厚贷给百姓钱粮，以恢复家园。梁武帝在这方面也很不错，早年曾下诏，要求各级官府对缺少粮食、种子的农民，要赈贷抚恤，务必到户。晚年他虽然有点胡闹了，但对老百姓还是很同情的。在大同七年（541年）十一月九日这一天宣布，当天天亮以前的所有民欠官债，无论多少，一律免除。这方面的记载多了，没法全部引用。至于衙役催租讨债、猛如虎狼的情况，那大约也有。“封建社会”嘛，那是免不了的。但是自从孔夫子说了“苛政猛于虎”的话以后，君主敢厚着脸皮做猛虎的，也不是特别多。再看北朝这边呢，虽然较少有赈贷，但遇到荒年也会开仓赈济，发放粮食布匹给灾民。北魏时有一次遇到旱灾，宣武帝曾经责令天下的有粮之家，除了留出一年的口粮外，存粮都要拿出来借给饥民。这是一次史上比较少见的全民赈灾，而一般情况下，赈灾是国家天经地义的责任。南朝的刘宋也有过一次信贷上创举，在宋、魏大战时，军费不够，文帝刘义隆下令，江南四州凡是家产满50万的富户和财产满20万的僧尼，都要把家产的四分之一借给政府打仗用。——你们富裕了，也为国家尽点责吧！朕就拿江山作担保，总可以吧？当然，那时候的王朝毕竟是“地主阶级代表”，不可能都是菩萨心肠。在高利贷方面，王侯、官僚对百姓盘剥得很厉害。宋文帝有个儿子在荆州，用短钱一百借给平民，收回时要偿还最好的白米一石，值一千钱，而且只折成钱收回，不收米。那不是1000%的利率？吓死人！还有北齐的末代幼主，向民间征用物品都是早上要、晚上就要收齐。经办的官员就趁机敲诈，借钱给人民去火急置办东西。但借给你的钱，注意烫手——都是借一还十，也是1000%的利！百姓之苦，有时连皇帝都看不下去了，北魏孝庄帝就曾下诏，免去所有的民欠官债，无论是一钱，还是上万，都一笔勾销。可是他只能免去官债，对民间的债务就无权干预了。南北朝在信用事业上还有一大创举，那就是人们终于有个机构可以贷款和存钱了。

在汉朝，民间的借贷都是个人之间的事，放款业务也是商人的行为，没有哪个机构愿意揽下这个事。存款业务更是没影儿，都用扑满。大富豪的钱多，一百个扑满也装不下，就挖地窖，用窖藏。至于两晋时期，国家连钱都懒得铸，信用事业当然也就没什么起色。而到了南北朝，一切不同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信用机构产生了，这就是寺庙。佛教在传入中土后，运气特别好，深得皇室和官僚阶层的青睐，小老百姓对它也很痴迷——大家都要有个信仰嘛。所以寺庙享有许多特权，比如免税、免役，经济上的负担比任何人都轻。寺庙不仅花的少，收入也多。上至皇帝下至地主、商人，为了表示虔诚，无不争相向寺庙施舍土地和财物。这些土地，又可以转让或出租食利，正符合了“富者更富”的马太效应。寺庙长年累月就这么只进不出，当然都富得流油。和尚们过得再奢侈，因为受到教规的约束，消费还是很有限的。这大量的钱白白窖藏起来，不是极大的浪费吗？怎么办，放债！于是寺庙作为一种中介性质的组织机构，就开始面向社会，进行规模化的放贷。资金要盘活，和尚们要富起来，他们自己就兼做银行职员。——佛当然是慈悲的，但那时候佛的信徒不一定事事都讲慈悲。在我过去的印象里，古代应该是寺庙向社会施舍才对，但实际情况正好就是倒过来的。南北朝的寺庙放贷，一开始还带有赈济性质，扶贫济困什么的，到后来抵挡不住利益的诱惑，基本上成了放高利贷，重在取利，而不是行善。他们在言与行之间的矛盾之处，当时的人并不以为有什么荒谬。寺庙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办理贷款业务当然比私人方便，渐渐地就有了信誉，客户网络也遍及各处。有的地主、官僚、王侯也有钱多了没处用的苦恼，于是也来委托寺庙放款，寺庙从中收取一定的管理费。这么一来，寺庙就具有了储蓄银行的功能。钱多，就请往我这儿放，信誉可靠，还能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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