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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参加共产党的这些人很有志气，因此写了这首诗。这首诗收在爱情诗集里，敌人发现不了，但朋友们也将它当成爱情诗了。”

《辽沈晚报》2009年07月08日第A08版版面图

本文摘自：《辽沈晚报》2009年07月08日第A08版，作者：刘明钢等，原题：没有引起应有重视的中共“一大”

1921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然而，在当时及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一大”却并没有受到重视。

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参加“一大”

1921年7月23日晚，来自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3名代表加上马林、尼科尔斯基两位共产国际代表，总共15人出席了会议。然而，在建党过程中做出了最突出贡献的“南陈北李”却都没有参加。

其时，“南陈”陈独秀在广州政府担任教育委员长兼广东大学预科校长。关于陈独秀不能参会的原因，“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陈说他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

这样看来，此时的陈独秀并不认为“一大”特别重要，起码不比筹款更重要，因此，他不必去上海。上海方面要求每地派两名代表，而陈独秀却只指派陈公博一人去参加了代表大会。

“北李”李大钊也没参加“一大”。罗章龙当时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骨干成员。他在《亢斋回忆录——记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说：“1921年暑假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时独秀亦从南方来信，不在上海）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时北方小组成员多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个小组会议，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罢教亘十个月之久），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另一位骨干成员刘仁静也在《一大琐忆》中回忆：“1921年夏天，我们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一个文化补习学校，由邓中夏教国文，张国焘教数理，我教英文。有一天，我们接到上海通知，要我们派两个代表赴沪参加建党会议，于是我们就在这个学校开了一个选举代表的会。……我依稀记得，那天李大钊没有出席。当时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我记得会上没有选李大钊。”刘仁静在回忆中还说：“由于对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李大钊，因而没有选举他是并不奇怪的。”结果是：“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个代表时，曾经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克分身为由谢辞，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总之，选代表的那次会是认真的，气氛也是好的，缺点在于我们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因而使得这莫大光荣不适当地落到了我的头上。”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陈独秀与李大钊没有出席“一大”的原因虽然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就是对这次代表大会不够重视。不仅“南陈北李”不重视，当时所有的早期共产党人都没有预见到中共“一大”竟会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大”的各种文件都没有保存下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性的重要文献。党纲明确地申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组织原则以及与其他政党的关系。这个党纲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始，就是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运行，坚决摒弃了当时颇为盛行的无政府主义。“一大”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该决议共分六个部分：一、工人组织；二、宣传；三、工人学校；四、工会研究机构；五、对现有政党的态度；六、党与第三国际的联系。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5359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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