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德皇威廉二世借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县被杀事件电告远东舰队:“中国人终于给了我们期待已久的理由。舰队立即驶往胶州湾,占领该处村镇,并采取严厉报复手段。”次年,德国迫使清政府签署《胶澳租借条约》,从而占据了胶州湾,并获得在山东的开矿和铁路铺设特权。
“庚子之乱”时,德国派出的侵华远征军人数前后总计达到2万,形成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最大规模的海外军事行动。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来自柏林的统帅瓦德西发动了46次对中国抵抗力量的讨伐行动,其中有德军参加的行动达35次。在中国根据《辛丑条约》必须赔偿的4亿5千万两白银中,德国获得了其中的五分之一。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和德国都分处对立的国际阵营。
中、德之间之间似乎又存在着某种缘分。
从19世纪下半叶起,积贫积弱的中国把欧洲的后起之秀德国视作富国强兵的榜样。洋务运动的风云人物张之洞率先借用德国建制和德国教官来组建新式军队,李鸿章也曾选择德国的克虏伯大炮来加强中国的海防,并完全采用德国战舰来装备中国的北洋水师。
1876年,清政府派遣淮军的军官到德国留学,卞长胜等7个年轻人成了中国最早的陆军留洋学生。
在一次次探寻民族振兴的出路而又一次次遭受挫折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代知识精英在20世纪20年代接受了诞生于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民众的命运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很少有人知道,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对中国最大的境外援助竟是来自德国。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和战争的初期,世界列强对日本的侵华计划大多持观望态度。美国乐观日本与中、苏两国为敌,对中国政府提出的军援请求置之不理。苏联为免遭日、德两国东西夹击的威胁,也曾经希望日本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苏联不仅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对日出兵请求,还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同时宣告:“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并就此停止了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留德学者陈仁霞曾在研读大量历史档案的基础上完成了一篇题为《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的博士论文。她在这篇论文中揭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在抗日战争的前夕和爆发后的初期,德国曾是支持中国抗日的第一国际力量。
为了避免中苏两国出现结盟,促使日本在远东地区对苏联形成有效钳制,主导纳粹德国外交部、国防部和经济部的德国传统精英派分子曾旗帜鲜明地反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七七事变”爆发3星期后,德国外交部在一则工作训令中指出:“因为日本阻碍中国之团结统一,导致了共产主义在中国之成长与蔓延,而其最后结果将驱使中国投入苏联怀抱。日本因此不能期望获得德国的支持。”
“九一八事变”爆发5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的战争已迫在眉睫。1936年,德国曾协助中国的国民政府制定了一个在华南和华中建立新经济中心的《中国工业发展三年计划》,以应付日本可能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根据双方秘密签署的信用借款合同,德国应在随后5年中每年向中国提供价值2000万马克的军火和机器,中国则在10年内每年向德国提供价值1000万马克的农业、矿业产品用于还贷。
1936年,中国从德国订购军火的数量占据中国进口军火总额的80%以上。在“七七事变”爆发的1937年,由德国军事顾问团培训的30万中央军成了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寇的绝对主力,而在这一年里由德国输入中国的军火数量在全世界占据第一位。面对头戴德制M35钢盔,手持德国武器,以德国顾问传授的战术与之作战的大批中国军队,日军恍惚感到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对德国人的战争。在日本的一再抗议和退出《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威胁下,德国在1938年决定停止对中国的军火供应,同时撤回了德国军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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