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道元的《三峡》是一篇经典性的散文，已经有了不少关于它的赏析文章，但是很少令人满意的。原因在于，此类文字，一味限于赞赏。试举一例：
先从大处着笔，本百里三峡……正面描写。巧用夸饰，极山高，再状夏日江流，以日行千里的江舟作侧面描写，对比衬托，春水大流急，令人惊心动魄。仰视高山，俯瞰急流，体物妙笔，将巫峡山水描写得生动逼真。
上例并不是此类所谓赏析文章中水平特别低的，但是在观念、方法和文风上可以说具有普遍的代表性。通篇文章可以说完全是废话，没有一点具体分析。原因是作者的观念僵化，文章的观点落实在“体物”“逼真”上。与《三峡》文本的精彩根本不沾边。
其实，《三峡》描绘的景观并不以逼真取胜。首先，“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就不能算是逼真的。到过三峡的人都知道，三峡两岸并非七百里都是同样高度的悬崖绝壁，高低起伏是山之所以为山的特点，不可能是“略无阙处”。中午才能见到太阳、午夜才能见到月亮，也只是部分航程如此。其次，“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也不是写实的。一般情况下行舟是很慢的。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就写到三峡的黄牛滩： 历史
江水又东，径黄牛山下，有滩名曰“黄牛滩”，，两（四库本作“南”）岸重岭叠起，最外高崖间有石色，如人负刀牵牛，人黑牛黄，成就分明，既人迹所绝，莫得究焉。此岩既高，加以江湍纡回，虽途径信宿，犹望见此物。故行者谣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言水路纡深，回望如一矣。
舟行三峡不但是很慢的，而且是很凶险的。当年三峡有礁石，尤其瞿塘峡，那里的礁石相当可怕。文献记载很多。杜甫晚年的《秋兴》有云：“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白牢关。”
作者论定郦道元此文写得“逼真”，隐含着一个潜在的前提：郦氏亲临其境。其实是糊涂的想象。当时南北朝分治，郦道元在北朝为官，蓦然到南朝辖治下的三峡旅游，肯定要当俘虏。把郦道元的成就，归功于亲历的观察从而产生逼真的效果，暴露了作者在观念上的两大局限：第一，对机械唯物论的拘守；第二，对审美价值的无知。
其实，就是亲临其境，也未必能写出这样的经典名文来。
历史
郦道元《水经注·三峡》注文中就有袁山松的文章：
常闻峡中水疾，书记及口传悉以临惧相戒，曾无有称山水之美也。
袁山松明确指出，多少年来，口传和书面记载，出自一些亲临的人士：从来没有提及这里的山水美好，相反倒全都是以可怕相告诫。如果是逼真的，那也是可怕的。而这个袁山松先生恰恰相反：
历史
及余来践跻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闻之不如亲见矣。其叠?秀峰，奇构异形，故难以辞叙，林木萧森，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仰瞩俯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目所履历，未尝有也，这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那些把山水之美看得很可怕的人，他们的感知难道不是“逼真”的？为什么面对同样的山川，袁山松却能“仰瞩俯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觉忘返”，毫无生命受到威胁的感觉？这是因为，生命受到威胁的感觉，属于实用理性，情感与理性是一对矛盾，情感超越了实用理性才能进入想象的、假定的境界，也就是超越了“逼真”的境界，情感获得自由，从而进入“审美”境界。对这个境界，袁山松这样称述：
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
无生命的山水，被假定、被想象为“有灵”，不但有灵，而且成为他的“干古”“知己”，这明显是从“逼真”上升到“想象”。因为一味追求现实的“逼真”，就不能不陷入被动，变成现象的罗列，越是追求“逼真”，越是芜杂。想象越是超越了“逼真”，情感越是超越了实用，才可能对现象进行选择和同化，使物象与情志统一，构成形象感染力。
而那篇赏析文章的作者，用了一系列流行的套语：“大处着笔”“体物妙笔”“正面描写”“侧面描写”“对比衬托”“令人惊心动魄”，都是废话。原因盖在于作者内心有一种于被动体物、机械摹写为上的准则。殊不知文学性的形象，都是虚实相生的。莱辛在《汉堡剧评》中早就说过，艺术乃是“逼真的幻觉”，只有通过假定才能达到表现审美情志的真诚。
从思想方法上说，作者行文不着边际的原因还在于，文章号称赏析，当以“析”为核心。“析”乃分析，分析的对象乃是矛盾和差异，可通篇没有接触到《三峡》文本的内在和外在矛盾，因而无从分析，也就不能深化，只能在文章表面滑行。
历史
其实，矛盾明摆着：一个根本没有去过三峡的人，居然写出表现三峡的绝世名文。完全是靠想象吗？想象也是可以分析的。一方面，通过想象写出经典散文并不是个别的，范仲淹写《岳阳楼记》，就没有直接到现场观察，而是在河南邓州想象的。另一方面，想象也有胡思乱想和架空的可能。就算不架空，光是在想象中把自由的情感转化为艺术的语言，也可能失败。因为情感是无序的，而且往往可以意会，不可言传，并不是在心有情，发言就一定成文的。从想象、情感到语言的艺术化，既是灵魂的升华，也是语言的探险，其间要经历许多艰险。
郦道元之所以获得如此的成功，关键是在他以前已经有了许多历险的文献记录，多种版本为他准备了精彩的素材，主要是袁山松的《宜都记》和盛弘之《荆州记》。有人因而认为郦道元不过照搬了他们（尤其是盛弘之）的文字。这个说法是不够全面的。且看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的袁山松的《宜都记》中对三峡的描写：
峡中猿鸣至清，山谷传其响，泠泠不绝、行者歌之日：“巴东三峡猿鸣悲，猿鸣三声泪沾衣，”
自西陵溯江西北行三十里入峡，山行周围，隐映如绝，复通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也。、“这个袁山松很有情感的超越性，他笔下的三峡，前一段写猿鸣，可谓秀美，其情调乃是悲；后一段写江岸，宏伟森严，可谓壮美，其格调乃是雄。但二者不相连属。而我们今天从郦道元的《水经注》中看到的文字，更早是出自《荆州记》，《荆州记》目前原书虽失，但其描述三峡的语句仍然存在于一些古籍中。据稍后干盛弘之的刘孝标注《世说新语·黜免篇二十八》所引，盛弘之的文字是这样的： 峡长七百里，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常有高猿长啸，属引清远。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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