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者，一个军人，胡适与张学良之间本不应该有什么关系。

　　一个文臣，一个武将，胡适与张学良之间又注定要有什么关系。

　　“张学良”这个名字，总是与抗日联系在一起的。于是，胡适与张学良之间短暂的交往，自然也离不开抗战这个大背景。

　　1931年9月18日，这天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是刻骨难忘的。

　　当夜，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沟附近的一段路轨，却诬蔑说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本守备队，以此为借口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起炮击，南满铁路沿线的日军也同时向沈阳发起攻击。

　　这个时候，东北军年轻的少帅张学良在哪里呢?有人谣传他正和明星胡蝶相拥而舞。实际上，他正在北京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的《宇宙锋》。

　　对于九·一八事变，胡适的反应异乎寻常地冷静。他在日记里记道：

　　1931年9月19日

　　今早知道昨夜十点，日本军队袭攻沈阳，占领全城。中国军队不曾抵抗。

　　午刻见《晨报》号外，证实此事。

　　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八月初与在君都顾虑到此一着。中日战后，至今快四十年了，仍然是这一个国家，事事落在人后，怎得不受人侵略!

　　看得出来，胡适的冷静在于他对日本的侵略早有预见。然而，对于侵略本身，对于中国军队的不抵抗，他毫无愤慨、抗议，似乎有将日本侵略的原因归于自己“事事落在人后”之意。因而，在抗战初期，他是主和而不主战的。对于他人的抗议，他甚至以为“太幼稚”。

　　1931年9月23日

　　“爸爸，张学良造反了!”孟和和我同访颜惠庆先生，谈太平洋会议的事，我们三人同发一电：(英文)鉴于日本军阀侵占满洲，我们相信此次会议对于

　　中日关系很难达成共识，故建议理事会将会议延期。

　　孟和要加“除非日本代表表示否认日本军阀之行为”，这未免太幼稚了。

　　不仅如此，胡适与丁文江、蒋廷黼、傅斯年还准备拟定一个对日妥协的方案供当局参考，只因分歧太大而作罢。对于主和的理由，他认为中国无论是经济力量还是军事力量，都无法与日本抗衡。与其白白奉上血肉，不如求和。其次，他并不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对共政策，主张迎战不如先求国内统一。最重要的，他认为在日本与英、美、苏等国的矛盾没有恶化的情况下，中国贸然迎战将不会赢得国际援助。胡适的反战言论一经披露，即招致猛烈抨击。1932年3月日军扶植溥仪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溥仪重温了他的皇帝梦。10月，国际联盟调查团发表关于中日问题的“李顿报告书”，宣称“九·一八”事变并非日本以武力侵略中国，并主张设立“满洲自治”政府。在一片责骂声中，胡适却说：这是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而且“满洲自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事实证明，所谓“和平运动”完全无法抵挡侵略者的侵略步伐。就在主和派与主战派激辩之时，日军继吞没东三省后，继续向中国的纵深挺进。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及临榆县城，随即直指热河。为保华北门户，张学良征得“政府”同意，欲誓死保卫热河。然而，民心涣散，军心不稳，热河一点点地被蚕食。

　　我忍不住对他说：事实的宣传比什么都更有力。我们说的是空话，人民受的苦痛是事实，我们如何能发生效力?最好是你自己到热河去，把汤玉麟杀了或免职了，人民自然会信任你是有真心救民。

　　我对他说天津朋友看见滦东人民受的痛苦，人民望日本人来，人心已去，若不设法收回人心，什么仗都不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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