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26日，马当要塞失守，江西大门豁然洞开。日军出动海陆空溯江而上，企图先夺湖口、九江，再夺星子、德安、南昌，西取长沙，截断粤汉铁路，迅速对武汉实施包围。赣北笼罩在一片战火硝烟中。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斗中，庐山孤军坚持敌后抗战，与日军周旋达八个月零二十三天，延缓了日军占领庐山的时间，牵制了日军西进的步伐，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表明了中国人民坚决抗战的决心和勇气，彰显了全民族抗战的力量。

保安团奉命守庐山

1938年5月，白崇禧来九江视察，决定把庐山划为国际难民区。随着战事的推进，7月21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来到庐山莲花洞并召开师长以上会议，讨论作战部署。这时日军波田支队与一O一师在兵舰、大炮和飞机的配合下，联合进攻九江，对布防在长江、鄱阳湖之间三角地带的薛岳、张发奎两大兵团约40万军队形成钳形包围。陈诚觉察这一不利情况，请示最高当局并获得批准后，为避日军锋芒，保存实力，退至田家镇布防，并派人携带亲笔画出防线的庐山地图，星夜赶往驻防在九江的江西省保安第三团、第十一团指挥部，命令第十一团团长胡家位率领第三团、第十一团连夜布防，拖住日军，掩护薛岳、张发奎两大兵团安全转移，然后退守庐山打游击，牵制日军西进，作为战略配合武汉会战的重要步骤。

25日清晨，日军对九江城发起猛烈进攻，胡家位要求官兵“抱必死之决心，以保护主力部队安全转移”。两保安团与敌军在九江城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直至26日下午，当薛岳、张发奎两大兵团撤到安全地区时，他们才向庐山撤退。随后九江沦陷，28日两保安团全部退守庐山。

当时的庐山处于无政府状态。庐山管理局和警察局等行政机构已撤至南昌，九江及周边各地的三四万难民云集于此，无人过问，而且战事极为紧张，需要统一指挥。这时杨遇春将军正由汉口到第三战区去，薛岳因他擅长游击战而把他留了下来，请他担任庐山游击队的指挥。而时任江西省主席的熊式辉也计划发动全省的游击战，便商请杨遇春担任江西省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一职，专门负责在庐山打游击。

杨遇春，江西瑞金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曾参加过红军，因回乡奔丧归队时被国民党军队捉住，投靠国民革命军。

8月11日，杨遇春临危受命上了庐山，与他同来的有原庐山管理局秘书甘豫立，警察署长刘汉东及全部警察。那时通往山上的七八条路都有日兵把守，庐山基本被包围。杨遇春一行只有从隘口经庐山垅惟一的一条小路上山。8月中旬，杨遇春在河东路32号(原朱培德别墅)组建了“庐山孤军作战指挥部”，将两保安团统一起来指挥。牯岭仅留一个工兵连和一个特务连，其它分派各登山道路驻守。保安三团守前山，分兵把守小天池、好汉坡、剪刀峡、石门涧、土坝岭一线，团部设大林路;保安十一团守备后山，分兵把守芦林、女儿城、太乙村、五老峰、三叠泉一线，团部设庐山图书馆。

平时只有四五千居民的庐山，这时却聚集了三四万难民。杨遇春认为不仅不利于打仗，而且围困久了粮食也会发生问题。于是就制订了“疏散难民政策”，下令居民及难民疏散，但遭到山上“老九会”的阻挠。“老九会”由九个老年人组织，他们不但年事很高，而且有相当地位，山上居民大多看他们的行动。由于固守庐山责任重大，杨遇春毅然派人将九个老人一起拘捕，送往江西省政府发落。第二天，疏散令生效，不到一周，疏散了三万多人。杨遇春呈请省政府拨款十万元救济，成立了“庐山难民疏散站”，总站设在牯岭，并在沿途的庐山垅、隘口、德安等地设立分站，为难民提供食宿，并派政工人员把老弱难胞护送到南昌。

由于组织得力和有良好的办法，几万难民得以到达安全地带。庐山从此进入战时状态。

蒋经国庐山升国旗

8月30日，从庐山垅方向那条羊肠小道上走来几个人，庐山管理局秘书甘豫立亲往迎接。原来是时任江西保安处少将副处长的蒋经国，冒险来庐山慰劳孤军。蒋经国上山时“足踏草鞋，身背驳壳抢，一身普通士兵的装着”。到达孤军指挥部后，他详细询问了情况，并提出：“要亲自到庐山最高峰举行升旗典礼，让敌人看到我军还在山上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

第二天，守卫庐山的全体官兵登临大月山，蒋经国主持了庄严的升旗礼。伴随着远处隆隆的炮声和天空盘旋的敌机，在悠扬的军乐声中，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徐徐升起。蒋经国神色凝重，他以悲壮的语调训示官兵：“国旗是代表国家的主权，国旗在什么地方，主权就在什么地方，现在庐山升起国旗来了，我们要拥护这国旗，保卫国家主权，誓以血肉，粉碎敌人对庐山的进攻。”

那一年，蒋经国刚满28岁，从苏联回国仅一年多时间。面对祖国的大好河山，情绪极高涨的他表示要留下来与杨遇春一起打游击，这当然是使不得的，但蒋经国的亲临却感动和鼓舞着每一位官兵，他们表示：“决心以血肉保卫此庐山神圣地区，即使剩下一兵一卒，一枪一弹，也要继续完成我们的任务。”

庐山，不仅是一个避暑圣地，而且当时还是国民党的“夏都”。从1926年到1948年，蒋介石曾有13个夏季来这里常住，共在山上召开过11次重要会议，会议涉及到外交、财政、军事、政治等各个方面，成为当时全国军事、政治中心。尤其是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着名的抗战谈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蒋介石的声音从庐山传遍了全国，国民党对日政策的转变，不仅为历史所肯定，也给庐山的政治历史写下了厚重的一笔。因此，守卫庐山已经超越了它的战略地位，而具有更深刻的政治意义。

就在当年蒋介石发表“抗战宣言”的庐山图书馆大门前，至今我们还能看到题刻：“必恭敬止”四字。这是胡家位团长为了纪念上海抗战“八·一三”一周年而题，他取《诗经》中的“维桑与梓，必恭敬止”之义，表示“愿此志与名山同垂不朽”。同时也表明了他热爱祖国河山，与日军奋战到底的决心。

其实，两保安团属地方部队，其装备是很差的。步枪五花八门，重机枪虽有几挺，而轻机枪却一挺也没有，尤其是弹药因无法补充而成问题。虽然如此，庐山守军在作战上却不逊于正规军。他们一面要坚守庐山，阻挡日军的进攻;一面还要抽出部分兵力，组成突击队，策应国民党正面部队作战，破坏九星、德星、南浔各路交通，夺取敌人粮食、武器、弹药等。1938年8月17日，孤军400余人下山至东清坂袭击敌营，毙敌200余人，获马枪十余支，手榴弹、文件、军旗多件。

9月4日，日军炮轰东牯山、万杉寺等处，掩护步兵千人沿德星路进犯，庐山守军与敌激战一天，敌军未能前进半步，反而被歼200余人，曾因侵华而获日本天皇颁发的三级金鸷勋章的少将司令饭冢国五郎也被击毙在东牯山道上。

10月28日，守军在九星路高垅一带捣毁日军汽车4辆，击毙70余人，夺步枪2支，拆毁高垅大桥，破坏电杆电线数公里。

11月21日，守军袭击姑塘白石嘴，缴获敌船一艘，大米26包，罐头50听，毙敌6名。

1939年元月1日，趁日军庆祝元旦之夜，守军各大队派突击队下山袭击。第一大队袭击罗家大屋，毙敌40余人，缴获手枪3支，步枪7支，子弹3000余发;第二大队袭击蓝桥之敌，获步枪1支，破坏南浔铁路10余米;第三大队袭击李家河之敌，获机枪1挺……

在孤军固守庐山的八个多月里，不是孤军出击敌人，便是敌人进攻孤军。像这样的战斗有200多次，缴获大量的战利品，其中轻机枪70余挺，步枪、大炮、重机枪也很多，粮食及其它食品也收获不少。所以当时有民谣说：“一日不游击，民兵没饭吃。”“一日不游击，敌人爬山壁。”庐山守军袭击日军据点，阻击日寇攻山，极大地消耗了敌人充实了自己，使日军在占领莲花洞、沙河、马回岭、隘口等据点的过程中付出了惨重代价，打破了日军迅速占领武汉、南昌的计划。

固守匡庐度难关

1938年10月4日，日军为打通德星公路，联合步炮空军，从凌晨1点到3点发炮猛轰隘口街，200余栋房屋和店铺全部被毁，繁华的隘口街夷为平地。6日，交通通衢隘口失守，通往山上惟一的通道被日军占领。29日，日军攻陷德安县城。至此，庐山周围各县城及重要据点，全部被日军占领，庐山成为孤岛，守军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孤军。

11月，国民党正规军转进修河南岸，与日军形成对峙状态。为了尽快攻占南昌，排除修河北岸的威胁，消灭庐山孤军，日军派出太久保联队的第一、三大队共2000多兵力，携带野炮20余门，从三叠泉、长脚岭、大洼脑等地向庐山进犯，遭到庐山孤军的顽强抵抗，日军200余人被击毙。1939年1月12日下午，日军出动11架飞机，在投弹轰炸牯岭的同时，辅以机枪扫射。后来日军还将煤油桶百余只、燃烧弹十枚投置牯岭，企图以火攻庐山，结果被孤军扑灭。由于庐山范围大，树林多，敌机投弹也很不准确，多数炸弹落在树林或空地上，很少有被炸中的，所以日军无论是用火攻还是进袭，均被阻挡在庐山脚下。

日军黔驴技穷。11月23日，通过九江特务机关找来3名汉奸到山上进行诱降，他们带来3封信分别送给孤军的3位将领，“以保全实力”为名，提出“什么条件都可以商量”，并许诺官兵加升三级，赏洋百万元进行引诱。杨遇春看穿了敌人的阴谋，把诱降书撕得粉碎，抱着“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将3名汉奸就地处决，以断敌人诱骗之妄。

在日军重围之下，孤军的生存环境遭到严重威胁。庐山，时常云遮雾障，阴冷潮湿，与山下有10度的温差。10月21日，杨遇春通电全国：“山中气候酷冷，各方经济断绝，衣食缺乏，各部官兵皆赤足单衣，忍饥挨饿，在狂风暴雨中，昼夜与敌周旋……”南浔线被日军占领，粮食无法得到补充，战士们几乎天天吃马铃薯和榨菜。保安团上山时是夏天，一到冬天，棉服便无法补给，因此下雪的时候，有的士兵还是短裤单衣。在山上有钱却买不到东西，香烟买不到，不少士兵熬瘾不过，卷柳叶当烟抽。

然而，孤军并不孤，他们在前线英勇杀敌之时，得到后方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声援。

山下的老百姓，常偷运米粮，冒险送上山来，许多人因被敌人发现而惨遭杀害。山上的居民自发组织保卫庐山，妇女们承担起洗涤补缀的工作，十几岁的孩子们组成青年队，协助警察维持秩序。

就在两保安团退守庐山之时，作为《民国日报》特派战地记者的孙家杰，冒着枪林弹雨，穿梭于各战场进行实地采访，在《民国日报》发表了“庐山观战记”、“保卫庐山的游击队”等多篇文章，大量报道了庐山守军状况和战斗进程。

中国共产党也密切关注庐山守军，并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和社论，高度赞扬了庐山孤军不怕困难、勇敢杀敌的牺牲精神，呼吁全国同胞迅速地设法给庐山孤军以实际帮助。

11月17日，江西游击总部准备现款七万余元及大批给养，接济庐山孤军。在庐山四周都有敌人把守的情况下，总部政治部主任陈洪时冒着生命危险，将全部给养送到山上，山上军队极为欢欣鼓舞。

1939年3月3日，福州私立文山中学女生，制作棉背心56件、布鞋60双、毛巾85条、衬衫48件，送江西省抗敌后援会转交庐山孤军。

蒋介石曾几次致电奖勉，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也致电嘉奖，国民参政会、各省参议会、全国各人民团体，也纷纷致电慰劳，全国慰问信就有三万多封。这些电报在《庐山日报》上刊出后，将士们感到极大振奋，他们都说：“长官没有忘记我们，全国同胞没有忘记我们，最高统帅在宵衣旰食的当中，还慰劳我们”，纷纷表示：“死守匡庐，为民族洒最后一滴血，慰我全国同胞”。

庐山孤军功垂青史

1938年5月，在庐山居住的英、美、法、德、意等国侨民166人，因为战争爆发，交通阻隔而留在山上。为避免日机的轰炸，他们将自家的铁皮屋顶用油漆刷上各自国家的国旗。1939年元旦以后，日军对庐山轰炸越来越频繁，他们曾用飞机散发传单，威胁外侨，要外侨撤退。当时驻九江的英美舰长曾来庐山交涉，谋划外人特别区，以免轰炸，遭到日军的拒绝。

1939年1月31日，日军通知各外国领事，“限牯岭之外侨，于2月7日以前撤退。逾期，对于牯岭之外侨生命财产之安全，即绝对不负责任”。杨遇春曾召集山上侨民开会，商讨对策。外侨对孤军非常有信心，大都不愿离开。2月18日，九江美舰“欧湖”号舰长杰弗斯，英国舰“安岛”号舰长司泰佛斯，由九江至莲花洞换轿登牯岭，到达孤军防线时，甘豫立前来迎接。两舰长下榻美国学校，与外侨商量撤离事宜。一些外侨因为财产全部都在山上而不愿走，经做工作才撤退了100多人。2月22日，牯岭外侨离山，敌我双方在莲花洞一线各让出岗哨，他们下山到九江后，搭乘各自政府派来的军舰转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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