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旬，被围困在广西南部的国民党一二五军所辖一八二师、三六二师，企图通过沿海城镇钦州渡海逃跑。当他们路经横城时，被我人民解放军截住并将其大部歼灭。当时，我是参战的四十军后勤部长。战斗结束后，我收到了军长韩先楚命令我去离钦州不远的门头篓—四十军三五六团驻地处理战利品的电报。于是，我就和供给部长翟子春、参谋于林松，还有两名警卫战士、两名饲养员出发了。

由于战斗刚结束，还有不少被打散的国民党溃兵出没，因此，我们必须一边赶路，一边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情况。

果然，当我们走到一个山垭口附近时，突然发现垭口边有两个带枪的敌兵。大家立刻把目光投向我。怎么办?我忖量了一下，然后向于参谋使了个眼色。于参谋带着两个战士一个箭步冲到他们面前，高喊一声：“缴枪不杀。”这两个敌兵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吓呆了。当他们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经晚了，不得不慌忙举起枪，结结巴巴地说：“我，我们，我们投降。”

“把枪放下!”战士命令道。敌哨兵把枪放在了地上。

我走向前去问道：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报告长官，”其中一个高个子挺直了腰，立正回答道：“我们是三六二师一○八四团一营的。”

“就你们两个吗?”

“我俩是哨兵，里面还有。”他指了指身后的山垭。

“有多少人?”

“一个营，七八百人。”

一听到这一情况，大家的神色顿时紧张起来，立刻做好了战斗准备。

“你们营长叫什么名?”

“营长叫赵正伟，副营长叫杨忠和。”

“还有其他长官吗?”

他想了想，“嗯—对，还有一位长官，听说是师里的副官主任，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

经过进一步审问，情况清楚了：在前几天的战斗中，一个师部副官主任带着一个营逃离了战场，企图经过钦州渡海逃跑，后来发现钦州已被我攻占，就躲在这条山垭里，想寻机再逃。

我把翟部长、于林松叫到一边商量，一致认为：硬拼显然不行，通知大部队，得需要时间，一旦敌人逃进深山老林里，那就会后患无穷。最后我们决定唱一出“空城计”，迫使他们投降。

我把一个匪兵叫来，对他说：

“你们已经被我们包围了。你马上回去通知你们长官，立即到这儿来听候命令!”

那个士兵说了声“是”，却没动。他瞅了瞅地上的枪，又看了看我，脸上露出了乞求的神色。

“把枪还给他。”我说。

战士拾起枪，递给他。他背上枪，十分认真地给我敬了个礼，就向山沟里跑去了。

过了半个多小时，从山垭里走出了两个人。前面一个衣着讲究，是个少校。他的后面跟着一个矮个子下级军官。那个少校一边走着一边向四周窥视着。当他看到我们时，便慢慢地停住了，接着转回身又向山垭里跑。那个矮个子迟疑了一下，也跟着跑。显然，他们对我们的实力产生了怀疑。这时，早已埋伏在山垭口的战士端着枪高喊一声：“站住!”便截住了他们的退路。“跟我们走!”战士将他们两个押到我们面前。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道。

“敝人叫周鹿生。”他满面灰尘，疲惫不堪，两眼挂着血丝。

“三六二师的副官主任就是你吧?”

“啊?啊!是，是!敝人就是，贵军是—”

“现在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必须立即缴械投降!”

“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不过……”他皱了皱眉头，“不过事关重大，有些事情还得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这时那个矮个子军官走到他跟前小心翼翼地说：“周主任，刚才不是都商量过了吗，弟兄们……”

周鹿生转过脸瞪了他一眼，那个矮个子嘴巴张了张，不敢吱声了。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矮个子。

“回长官的话，我叫程明哲。”

“你是哪儿人?”

“老家四川。”

“家里有什么人?”

“有老母，还有老婆和三个娃。”

“不在家好好种地，跑到外面混什么?”

“哎!”他叹了一口气，“家里要有地种，谁还来吃这口饭啊!”

我走上前一步，说：“现在四川已经解放了，各地都成立了人民政府，你也该回去和家人团聚了。”

“不瞒长官您说，我早就想不干了!”

“周主任!”我转过脸，“他们不愿打仗，你也应该为部下想想啊。”

“是，是，本人也早想解甲归田，不过……”他眼珠转了一下，“山垭里的部队是个建制营，本人不是直接长官，这事还得回去和营长商量，要是他不同意，本人也没办法。”

“周鹿生，你要放明智些!”我严厉地说。

“中央人民政府已经成立，蒋介石已经跑到台湾去了，大概你已经知道了，钦州已经在我们手里，你们渡海逃跑已经不可能。顽抗到底吗?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都被我们消灭了，你这几百个人还能残喘多久?现在摆在你们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缴械投降，我们可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另一条路就是彻底灭亡!”

周鹿生的脸色红一阵，白一阵，汗珠从额头上沁了出来，脑袋慢慢地耷拉了下去。片刻以后，他猛地抬起头，用嘶哑的声音说：

“我们投降!”

“你可以回去和他们商量一下。”我一字一句地说。

“不用，不用，兄弟能做主，能做主。”

愤怒的宋子文被软禁

新近公开的宋档显示，随着蒋对史迪威傲慢和无知愈加恼怒，宋再一次游说华盛顿，试图撤换史迪威。在1943年9月29日宋对蒋密电中，宋报告说他已经和美国政府达成了几份重要的协议，包括“不惜以一切代价”来撤换史迪威。当宋陪同东南亚战区最高统帅蒙 巴顿将军于1943年10月来到重庆时，他向蒋确认了这个“好消息”，并催促他立刻发电报给罗斯福。

但是蒋此刻再次改变了心意。考虑到史迪威和美国防部的深厚关系、他刚刚成为蒙巴顿将军的副手，以及中缅印度的战局，蒋仍决定留下史迪威。此时，宋感到莫大的羞辱和背叛。在10月中旬，蒋和宋两人大吵了一架。愤怒的蒋，据说把一只碗摔在地上，同样愤怒的宋，则重重地摔上门，离开了蒋的住所。

在后来的三个月内，宋形同被软禁在其重庆的住所里，不被允许参加官方活动，也不被允许回到华府，而且没有随同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尽管正是因为他在华府的努力，才使蒋得以参加此一峰会。1943年12月23日，宋以一种谦逊、克制和巧妙的方式写信给蒋：“两月以来，(文)独居深念，咎戾诚多，痛悔何及，窃文之于钧座，在义虽为僚属，而恩实逾骨肉，平日所以竞竞自励者，惟知效忠钧座，以求在革命大业中，略尽涓埃之报，而抗战以后，内心更加兴奋，无论在国内国外，惟知埋头苦干，秉承钧座指导，为争取胜利，竭其绵薄，无奈个性愚憨，任事勇锐，对于环境之配合考虑，任事每欠周详，甚或夙恃爱护过深，指事陈情，不免偏执，而流于激切，此诚文之粗谬，必赖钧座之督教振发，而后始足以化其顽钝，亦即文于奉教之后，所以猛省痛悔，愈感钧座琢磨之厚也。今文以待罪之身，诚不敢妄有任何渎情，一切进退行藏，均惟钧命是听。伏乞俯鉴愚诚，赐以明示，俾能择善自处，稍解钧座烦扰，则文此身，虽蒙严谴，尤必与青天白日，同其贞恒，惶悚上陈，伏祈垂察，敬叩钧安。”

这封信目前保留在宋的档案，见证了宋试图安抚蒋的努力。这封信有没有寄给蒋，吾人不得而知，但是宋于1944年春天起，恢复出席官方的活动。

蒋拒绝撤换史迪威并没有改善中美关系，他的犹豫极有可能让事情变得更糟了。1944年9月，蒋最后一次要求罗斯福召回史迪威。许多历史学家长期以来认为蒋史之间的交恶，在1943年以后是如此严重，以至于美国对蒋的恶感，在国民党撤到台湾、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一直没有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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