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桃花扇》和“秦淮文化”是什么关系呢?
17世纪的中国历史无情地把一批处于弱势的秦淮妓女推进了明清“鼎革”的血雨腥风之中,她们遭到空前的劫难,许多人都有一部悲欢离合的辛酸血泪史,他们的遭际深寓兴亡之叹。我认为这是“秦淮文化”的时代内涵。近两年,有人提出“秦淮文化”是“脂粉文化”、“妓女文化”的看法有失偏颇。
我们先看看以“秦淮八艳”为代表的秦淮妓女,在明清鼎革时的表现,再来探讨“秦淮文化”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
考验一个群体或个人的思想和品质,最严峻的标准应是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之际的表现。“秦淮八艳”在明清易代时都展示出坚定的志节和超俗的行为。例如柳如是为鼓励身为弘光朝礼部尚书的钱谦益殉节,“欲夺身沉池水中”。李香君、卞玉京在弘光政权倾覆后出入佛道。董小宛也勉励丈夫隐居不仕。在大厦既倒、家国残破、生灵涂炭之际,她们表现出来的坚定气节甚至视死如归的精神,展示出她们的高尚情操。余怀《板桥杂记》自序中说他之所以记述秦淮妓女,是“有为而作也”,“此即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系也。…….岂徒狭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也哉。”她们哪里有脂粉气！哪里有庸俗气！
明末,秦淮妓女倾心文士的风流倜傥和才学志节;文士羡慕妓女的丽质天生和多才多艺。这是一个短暂而特殊的年代,然而却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人文奇观,这些所谓“贱流之辈”的举止,影响着那些所谓“高雅之士”的行为。如侯方域在李香君的警示下,与阮大铖绝决。钱谦益晚年在柳如是的影响下,转变立场,倾家财资助郑成功、张煌言抗清的海上义师。还有一些与他们交好的文士,如贵池吴应箕、华亭陈子龙都因抗清壮烈殉国。宜兴陈贞慧高蹈不仕,桐城方以智抗清事败后出家为僧。
我们在研究“秦淮文化”时,不能只谈妓女而忽略妓女周围的一批文士在明清之际的表现。“秦淮文化”不仅是以“秦淮八艳”为代表的妓女们在明清陵谷之际的不凡表现,也包含她们身边的一批文人名士的慷慨志节,她们和他们共同构筑了“秦淮文化”的内涵,因此,所谓“脂粉文化”和“妓女文化”实在是皮相之谈。而孔尚任的《桃花扇》则从文艺创作的角度,揭示了“秦淮文化”的主旨。(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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