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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国家利益，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它的铁蹄却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为了国家利益，中国人在民族意识支配下，真诚地以日为师，甚至幻想着黄种兄弟联手对抗西方；为了国家利益，日俄战争前后日本竭力拉拢中国，随后又从中国“兄弟”这里攫取更多利权、乃至欲图吞并；为了国家利益，觉醒了的中国要奋起反抗，“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为了国家利益，中日两国至今也在有意无意地利用历史资源，进行博弈……

此为作者关于中国历史问题三篇文章之末篇。

一衣带水的悲剧宿命??读史琐谈中日冲突

中国与日本，这两个一衣带水的邻邦，却被积酿百年的仇恨与越来越表面化的不信任深深困扰着。从国际政治理性的角度来看，无论双方是否披裹着民族主义的外衣，中日两国的对立乃至冲突具有宿命般的必然性。

世界从来不太平

比起日本人来，中国人对国际政治似乎更多了一层玫瑰色的幻想。

中国最早的外交家郭嵩焘认为：“夫能以诚信待人，人亦必以诚信应之；以猜疑待人，人亦即以猜疑应之，此理无或爽者。”1876年，李鸿章与日本使臣森有礼进行了会谈。李鸿章说：“两国和好，全凭条约”，“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而森有礼却干脆地宣称：“和约没甚用处”，“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著条约”，“万国公法亦可不用”。即使在甲午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李鸿章还一直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本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

当然，李鸿章或许只是言不由衷地玩了下外交辞令而已，但日本使臣赤裸裸地表达出来的见解，却揭示了国际政治的达尔文主义本质。

同时期的中国外交家薛福成也认为：“所以用公法之柄，仍隐隐以强弱为衡” 。当时的著名思想家王韬更是坦言：“国强则公法我得而废之，亦得而兴之；国弱则我欲用公法，而公法不为我用……不可恃此区区之约，庆相安于目前也”，“惟有发愤自强，方可得公法之益。倘积弱不振，虽有百公法何补哉”。

这一类对于国际秩序的悲观认识，到了毛泽东这里，被更为简洁精辟地表达出来：“落后就要挨打”。

国际政治究竟“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这成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理论体系的分野。

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是自由主义（或曰理想主义）的先驱，他将战争视为文明的灾难，呼唤和倡导“永久和平”。自由主义者们相信，理智能将世界建设得更美好，“好国家”（比如民主）会战胜“坏国家”（比如专制），国际经济的相互依存、民主的扩散、国际制度的制约等，都会推动世界和平。

但遗憾的是，考诸历史，向往和平的占卜者们似乎很少应验过：

著名历史学家、《世界史纲》的作者赫伯特?韦尔斯(Herbert Wells)曾在上世纪初乐观地预言：“对于20世纪初的人们来说，战争正迅速成为一种不可能再次发生的事，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为明显了”。但不久，惨烈的世界大战接连爆发；

进入冷战后，根据《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战争与反战争》（War and Anti-War: Making Sense of Today's Global Chaos）一书中统计，在1945-1990年之间的2340个星期里，地球总共只享受了3个星期没有战事的太平日子。

“苏东巨变”之后，冷战结束，“民主和平论”、“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国际制度和平论”等等一度成为时尚。这些论断，在愿景阐述和道义捍卫方面，都很容易显得“政治正确”。但是，铁幕的掀开却并没有减少战乱的发生，更没有减少大国对峙、竞争的势头。

美国政治学家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悲天悯人地揭示了国际政治的悲剧本质：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无论国家“好坏善恶”，都别无选择，只能为了权力而相互竞争和厮杀，这是一种零和博弈。他因此认为，中美之间必然形成对峙和相互威胁。而在我看来，在中日这东亚两强之间，也必定要面对同样的历史宿命。

冲突是国家的本能

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这决定了安全的稀缺性。为获取安全而展开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家采取进攻性的战略（即使初衷只是为了防御），结果常常导致冲突和战争。而这些冲突，与国家的社会制度、政治体系毫无关系。国家无所谓“善恶”之分，无非是“型号不同的台球”而已，本质上都按照同一逻辑行事。那种将对手描绘成邪恶或不道德的另类，只是国家在给自己以现实主义采取实际行动时，包裹上一层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的外衣而已。也就是说，“权力”(power)是国际政治的核心。

在“国家需要多少权力”的问题上，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出现了分歧。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结构促使国家维持现有的均势，而不提供任何寻求权力增生的诱因，守住权力是国家的主要目标。进攻性现实主义则认为，国际政治中几乎看不到安于现状的国家，一国的终极目标就是成为体系中的霸权。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为“损人利己”创造了巨大的诱导因子，不进则退，弱肉强食。

无论是进攻性还是防御性现实主义，都认可不安全感在国际事务中是普遍存在的。 “安全关切”像是一个魔咒笼罩在防御方和进攻方身上：进攻者为了安全而进行扩张，防御者为了维护安全而拒绝退让。无论这两种理论如何分歧，无论国家是为了维护既得权力还是追求更大权力，这都必然导致了国际冲突。

基于现实主义理论的“中国威胁论”，便与那些躲藏在意识形态糖衣下的“中国威胁论”有了本质区别，它直指问题的核心：一山难容二虎，大国冲突就是利益冲突，而不是什么正义与邪恶的抗衡。

这样带有浓厚历史宿命色彩的论断，揆之中日百年情仇，也能得到充分的验证：两大东亚强国，出于自身安全考虑，无论是维持还是攫取权力，都必然导致冲突。

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上奏《外交政略论》，认为:“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山县有朋的“利益线”，首当其冲的就是朝鲜，“朝鲜半岛是刺向日本的一把匕首”。这种安全焦虑，对于日本来说十分自然，并非为侵略寻找“借口”的造作。从地缘战略的角度，这和中国将朝鲜、越南、缅甸等视为御敌的天然缓冲区一样，没有本质区别。

日本对于中国的防范与顾虑，并非杞人忧天。1886年，北洋舰队在访问长崎时，清军水兵因争伎而与日本警察发生械斗，各有死伤。北洋舰队竟褪去炮衣，炫耀武力。谈判中，中国方面也有人提出“撤使绝交、以兵相胁”的主张。在中国的强大压力下，日本最终被迫赔款。“长崎事件”从此被日本看作国耻。除了对大清本身心存顾虑外，日本人更担心中国和朝鲜一旦沦于列强之手，日本将唇寒齿亡，“征韩论”、“征清论”的一大动机就是获取大陆基地，“制驭白人之跳梁”。

同样的，李鸿章本人也清醒地看到了日本“阴柔有大志”，并主张韬光养晦，在表面上与日结好，但实质上处处防范。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当时中日之间的相互猜忌与防范，乃至相互妖魔化，都相当正常，亦无本质区别。日本侵华的根本动力，不在于“邪恶”，而在于利益。设若甲午战争取得相反结局，相信李鸿章也会当仁不让地将日本当作抵御西方、逐鹿世界的第一圈“岛链”。

日本唤醒中国

历史往往充满了吊诡，中日关系尤甚。

甲午战争以日本完胜、中国完败告终，却将中国从睡梦中唤醒。梁启超对此有很生动的对比总结：“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故非受巨创负深痛，固不足以震动之。昔日本当安政间，受浦贺米舰一言之挫辱，而国民蜂起，遂成维新。吾国则一经庚申圆明园之变，再经甲申圆明园之变，再经马江之变，而十八行省之民，犹不知痛痒，未学稍改其顽固嚣张之习。直待台湾既割，二百兆之债款既输，而鼾睡之声，乃渐惊起，此亦事之无如何者也。”

被日本唤醒后的中国，民族主义日渐高涨，并形成了三种分流：一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君宪民族主义，“尊王不攘夷”（不排满不排外），以君主立宪为基本诉求；二是以孙中山和同盟会激进派为代表的共和民族主义，尊洋攘“夷”（崇美排满），以民主共和为目标；三是以章太炎、黄节、邓实、刘师培等国粹派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尊夏攘“夷”（排满崇汉）、以汇通中西文化、保存国粹、建构国魂为追求（单正平：《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但无论是何种民族主义，都倡导师法日本，其代表人物都与日本朝野保持着相当紧密的联络，并得到了日本方面强有力的支持。

吊诡的是，在日本的刺激之下，一方面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的人种认同感也不断上升，中日一体感不断强化。无论官方和民间的中日关系，都进入到蜜月阶段。甲午战争造成的短暂仇恨，在中国以惊人的速度消散，东渡日本留学成为潮流，而亚洲主义则开始在两国大行其道。这甚至在西方引起了“黄祸”的恐惧浪潮。

梁启超曾说：“日本与我唇齿兄弟之国，必互泯畛域，协同提携，然后可以保黄种之独立，杜欧势之东渐”（《论学日本文之益》）。甲午战争后发生的戊戌变法，实质就是明治维新的中国压缩版，只是更为操切和急迫。而聘请伊藤博文出任大清首相，也一度成为中国改革派的重要建议。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更是自比申包胥，仿屈原《九章》悲歌：“我来欲作秦庭七日哭，大邦犹幸非宋聋……”（《去国行》），丝毫没有将日本当作外邦异族。

及至日俄战争，中国留日学生甚至组织义勇队回国参战，以鲜血和生命抗俄助日，官方、民间亦多暗助日军。这一则出于同文同种的种族感情，二则出于文明（日本为君主立宪）征服野蛮（沙俄为君主专制）的主流意识形态倾向。孙文、秋瑾等听到日军捷报，均是喜形于色，秋瑾还写下了“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著名诗句（《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

到辛亥革命后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及一战结束后日本攫取德国在山东的利权，中日关系方急转而下。日本迅速地从同种兄弟、师法对象、同盟军战友（一战时同为协约国）而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亚洲主义”成了“侵略亚洲主义”。抗日随后成为中国的主旋律，美英等西方列强则成为中国的同道人，乃至最后的同盟军。

二战结束至今，中日两国的猜疑和防范心态并未消减。虽然官方不遗余力地推行“中日友好”的宣传，却被各自民间当作风中的呻吟。在双方的民族主义者眼中，对方依然是自己的头号敌人，相互敌视的情绪日渐浓烈，甚至对各自政府的政策产生推拉作用。

在这段爱恨情仇的历史中，骨子里依然是“利益”二字。为了国家利益，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它的铁蹄却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为了国家利益，中国人在民族意识支配下，真诚地以日为师，甚至幻想着黄种兄弟联手对抗西方；为了国家利益，日俄战争前后日本竭力拉拢中国，随后又从中国“兄弟”这里攫取更多利权、乃至欲图吞并；为了国家利益，觉醒了的中国要奋起反抗，“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为了国家利益，中日两国至今也在有意无意地利用历史资源，进行博弈……

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被“一山难容二虎”的国际政治宿命所困，继续扮演着“远交近攻”的零和游戏的悲剧角色。

日本成了中国人的“移情寄托物”？

甲午战争以降的一百多年，日本不仅成为中国的一面镜子，更深深地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中国人心理的阀门。

甲午战争的惨败，令中国从这面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落后与愚昧，所以要以日本为师，变法自强；日俄战争中貌似强大的俄国惨败，中国人又从这面镜子里看到了立宪制度的伟力（当时大国中只有中俄两国是君主专制的“灯塔”，两国为此还曾惺惺相惜过一段时间），推动了立宪，乃至共和革命；日本全面侵华后，中国人又从这面镜子里看到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放手一搏，以铁血牺牲换取了1945年的重新崛起：一洗百年耻辱，跻身世界五强。

镜鉴之外，“日本”和“日本人”这两个词，已经融入了中国人主流语汇。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似都对“日本”和“日本人”有着自己深刻的、坚定的见解。我甚至于常常想：如果没有日本的话题, 中国人的生活会不会单调? 如果没有日本这个被诅咒的对象, 中国人的心理会不会失衡？如果没有日本这个卧榻之侧的劲敌, 中国人还会不会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如此强烈的忧患意识写进国歌、日日吟唱？

对于国人强烈的仇日心态，我一贯对口水抗日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而对“师夷长技”持热切的期盼态度（参见拙作《油彩下的历史脸谱??琐谈对日史识之病》，本刊2008年3月下）外。如今看来，这种仇日情绪于国于民未尝不失为一种心理诊疗手段。

从国家的角度而言，这样一个假想敌的真实存在，或许能有效地凝聚民心士气，弥合乃至转移内部矛盾，多少减轻些内部摩擦。管理学有所谓的“鲇鱼效应”，日本就是可以用来时警醒民众的“鲇鱼”，起到忆苦思甜的作用。

而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口水抗日的功用或许更在于能极大地宣泄个人的不平心态，尤其在这个风云激荡、容易积郁的改革年代，有利于心态的调整。

我曾从ABC电台的访谈节目中, 听到一个独特的点评：戴妃葬礼上有很多人哭泣, 其实并非为她落泪，而是为自己伤怀, 他们内心需要借助一个名人（象征性符号）的死亡, 来发泄自己忧伤的心情，这也就是为什么媒体在报道一个大灾难时, 很多人内心反会受到安慰。言辞上激烈抗日的人，究竟是真想对日抗争，或许只是感时伤怀而已呢？

国家竞争，固然需要激情，但更需要冷静，这和近身肉搏需要气定神稳的道理是一致的。日本作为我们的“全民公敌”和“移情寄托物”，给了我们难得的全民认同的宣泄口；而日本作为镜子，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未必是变革年代所独有的心浮气躁。

进一步看，即使民意只是寻找宣泄的出口，但一旦汹汹成势，就能裹胁政策，再加上政府对民意浪潮的本能的规避或有意识的引导，其势必更为汹涌，最终形成国家意志的宣泄。中日民间的敌对情绪，在考量中日之间冲突的必然性以及可能达到的烈度时，是一个不能被漠视的重要向量。

甲午战争造成的短暂仇恨，在中国以惊人的速度消散，东渡日本留学成为潮流。孙中山“尊洋壤夷”，以民主共和为目标。

后现代战争是否可能?

中日百年情仇，到如今的核毁灭+信息化时代，“冷”竞争还有可能成为“热”战争吗？

一些西方学者的确认为，战争作为一种强迫服从的工具，其意义在核时代大大降低。“后现代战争里没有赢家”，因为“后现代战争卷入了太多的冲突势力，主战方的算计和意图不再有决定性价值” （参见安贝托?艾柯（Umberto Eco）演讲：《古典战争与后现代战争》，《南方周末》2007年3月15日）。而战争参与方的算计、意图和意志，一直是克劳塞威茨军事理论的核心内容。

美国防御现实主义大师范?埃弗拉（Van Evera）却认为“很多战争的理由，都是不必要或不充分的”（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换言之，实际上战争并不需要严谨的理由论证。

托夫勒认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生产方式, 也会有相应的“毁灭方式”。18世纪的军事理论一度以防御优先，但工业革命带来的新式战争改变了这种论调。在1914-1917的几年中，双方数百万军队长时间地困在战壕中比拼耐心，几乎成就防御主义的“垄断地位”, 但德军的渗透战术以及英军的坦克突破等军事革新，轻易就瓦解了防线（War and Anti-War）。

海湾战争的军事分析家佩里?史密斯(Perry Smith)则认为：“技术的发展能让我们在不牺牲士兵性命的前提下摧毁一个军事目标的关键部位, 而且也不必完全摧毁整个目标。我们只需要阻止敌人的发动机转动, 或者破坏控制开火的计算机系统, 就可以造成敌方的瘫痪”（War and Anti-War）。

显然, 新的生产方式, 新的技术, 带来新的战争形式, 使得战争可以继续进行。在后现代战争时代, 老式的屠杀观念必然向新观念过渡, 相应地, 也必然有后现代战争的军事战略理论来应付战争的异质性特点。

无论如何，以战争的难度来否认战争的可能性，对于人类创新能力来说，简直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藐视。何况，对于中日两国来说，从钓鱼岛到东海大陆架，从战争认识到台湾问题，从经济竞争到食品安全，有着太多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关键时刻都有可能成为剧变的引线。“战争如同爱情，总能找到自己的路”（War is like love, it always finds a way），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说到了点子上。

我们为什么不敢谈“日本威胁论”?

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尽管当今中国民意“抗日”情绪高涨，但却很少能形成系统的、并且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日本威胁论”。

一面是西方与日本大唱“中国威胁论”，从利益和安全关切看，中国的确对他们构成了至少是潜在的威胁。而另一面，我们却如同鸵鸟一般，在讷讷自辩的同时，甚至羞于提及“日本威胁论”或“美国威胁论”，或者在慷慨激昂的口水抗日之外，对日本疏于进行冷静的研究和防范。

“日本威胁论”在中国舆论中的缺席，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一人为刚万夫柔”的惯性依然存在，军国大事仍是“肉食者谋之”，而“肉食者”为了自己的饭碗，民意未必能成为其“谋之”的动力，热点便也未必能成为其“谋之”的焦点。

其二，看似汹汹的口水抗日潮，多是情绪之浪花，其实质一言以蔽之：蔑视日本。而历史已经证明，在“小日本、大中国”的轻佻心态下，重视日本、研究日本往往被当作多余的琐事。

其三，在国际社会依然奉行丛林原则的同时，我们中国人对战争的认知，却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田园牧歌般的浪漫主义憧憬中，甚至还在骨子深处，保留了点宋襄公的遗风，真以为在国际生态和国家利益争夺中，还有什么正义之类的所谓普世原则。实质上，这就是一种绥靖心态。

与带有狩猎色彩的西方文化将战争视为社会常态相比，中国的农耕文化把战争看做一种恶、而将和平当作社会的至善（Universal Law）。中文里，“和平”侧重的是协调（harmony）和宁静（tranquility），而英、法文中的peace更多指的是“同意停战”（agreeing to stop a conflict or war）所带来的愉悦（the joy at the news of cease-fire），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状态。

西方人崇尚着“该出手时就出手”，坚定地认为战争虽然破坏和平，但也缔造和平。中国人却时常静静地等待敌人下一次不知道何时发生的入侵。尤其是自宋以来，中国人加速地失去了性格中刚烈的部分，并形成了和平主义的、偏安式的、鸵鸟型的战争观，一如面对妖魔只能念经的唐僧，无谓地进行正义非正义之辩，并一相情愿地认为自己的防御立场和受难经历就能代表正义，并且正义必胜。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陆军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在《清国征讨方略》一书中写道：“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最紧要者，莫过于研究断然进取方略，谋求国运隆盛”，“兵力不整之时，万国公法亦决不可信……既不足恃，亦不足守”，这样有见地的、赤裸裸的直指国际秩序核心的想法，即便出自我们的敌人之口，至今亦值得回味与咀嚼。

中国的基于道德和正义的战争观，实在很需要下载些西方基于利益的战争观来进行升级，才能超越那些被虚幻的词句所遮掩的不切实际的道义优越感。从《水浒传》到《亮剑》，中国至少在荧屏实现了“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亮剑”精神，至少表明了新一代更加现实和阳刚的处世态度。

备战并非好战，春秋无义战，奈何又不得不战，这就是国际社会丛林原则下的人类宿命，也是同处东亚的中日两国的宿命！时刻准备着！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5196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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