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亡国之君，秦二世胡亥在秦亡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一直被世人视作反面典型，以警策当政者。就这个意义而言，秦二世的历史影响似不在其父秦始皇之下。　　秦二世得位之奇，覆灭之速，有目共睹。其行为处事，一直是历代君臣儒士谈论的话题。自贾谊撰《过秦论》到章太炎作《秦政记》，两千余年来议秦政得失者，代有其人。他们以犀利的笔触，一遍又一遍地向后人勾勒出一个暴君、昏君、亡国之君的丰满形象，使之成为二世帝王谱中一个不可多得的可供剖析的典范。通过剖析这样一个典型，我们可以比较深入地从一些侧面了解“二代现象”的内在成因。　　逆取天下，将尔虞我诈进行到底——史上最有名的二世祖秦二世胡亥　　诗曰：　　吉凶本由人，往事皆可覆。　　祸人还自祸，福人还自福。　　于公果传世，李斯竟夷族。　　豺狼不知寤，纷纷方择肉。　　达者识几微，为之先痛哭。　　在中国历史上，皇权的更迭方式千奇百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主要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按照合理合法的程序登上皇帝宝座，另一类则是采取不合理或不合法的手段君临天下。前者一般被称作“顺取”，后者被称为“逆取”。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其不幸。套用托尔斯泰的话说，顺取天下的帝王们都是相似的，而逆取天下的皇帝们却存有相当大的不同。有意思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的二代皇帝却是靠“逆取”的方式获得皇位的，可以说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这一切，还要从公元前210年7月丙寅日说起。　　那一天，被称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突然病逝。　　始皇帝是在出巡途中突然得病身亡的。当时，他的车驾所在是沙丘，沙丘在今河北广宗县境内，距秦王朝的大本营——秦京咸阳尚有千里之遥。随侍在侧的知名人物有李斯，当时他是左丞相；有赵高，他是宦者，时任主管皇上车驾的中车府令；还有秦始皇的一个儿子胡亥。　　秦始皇的突然病逝使刚刚统一天下不久的全国性政权大秦王朝的最高权力出现了真空。按照秦始皇嬴政的本意，他是想千秋万代永远保有天下的，为此，在病逝之前，他曾亲自撰写诏书，下令远在长城以外蒙恬军中的长子扶苏火速回咸阳继承王位。　　扶苏是个比较聪明有为的人物，始皇帝选择他作为继承人应该说还是比较有眼光的。倘若他真的能够入承大统，说不定中国后来的历史就需要改写。　　然而，一场阴谋，使得秦始皇的计划和扶苏的皇帝梦都化为泡影。　　秦始皇的另外一个儿子胡亥当时成了这场阴谋的最大受益者——受赵高、李斯等人的推戴，他取其兄而代之，成了秦二世。　　原本不在“榜单”上的胡亥是怎么成为秦二世的呢？这是我们饶有兴趣的一个问题。　　应该说，这与第一代“董事长”秦始皇所犯的错误有很大的关系。秦始皇一生可谓多姿多彩，但用现代人的眼光来考量，在皇位传承和确保国家长治久安方面，他却至少犯了四大错误：　　一是过于迷恋制度创新。在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并吞六国后，他没有采纳一些臣子的建议，像西周和东周那样，分封诸子为王，把天下分成一个一个的诸侯国，让这些诸侯国按照与皇帝血缘关系的远近，层层拱卫中央政权，而是把天下分成几十个郡县，委派那些与他本人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去做郡守或者县令。这种非血缘治理的方式至少在当时还令整个秦国的百姓很不适应，秦始皇可能过于低估了习惯性思维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他所创立的大秦帝国很快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二是他在进行制度创新时，唯独忽略了皇位传承的制度设计。而这一点恰恰关系到他是否可以千秋万代保证秦朝永不变色。在秦朝以前，无论是西周还是东周，无论是春秋五霸还是战国七雄，总的来说，还是基本遵循嫡长子继承的原则，也就是在一个国家最高统治者权力的传承中，继承人一般必须具有嫡长子的身份。所谓嫡长子，就是由国王或国君的嫡妻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尽管这一游戏规则有时也会由于种种原因而被打破，但总的来说，秦代以前的中国社会基本是按照这个游戏规则进行统治者的权力传承的。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虽然把自己的称呼变成了“朕”，把名号变成了“皇帝”，但皇位传承的游戏规则却一直没有明确向天下人进行公示。所以，在司马迁所写的《史记》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往往被世人所忽略的事实，那就是无论是秦始皇心目中理想的继承人长子扶苏也好，还是后来事实上的继承人第18个儿子(加上早夭的8个儿子，胡亥应为第26子)胡亥也好，他们都没有诸侯王的封号，换句话说，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着等级尊卑的关系。每个人都有资格问鼎皇位，这也为胡亥篡改遗诏埋下了伏笔。　　三是秦始皇过于自恋。很多人看了电视剧《康熙王朝》之后，都对主题歌《向天再借五百年》产生深刻印象。其实，在中国历史上，“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的皇帝始作俑者并不是康熙，而是秦始皇。他扫平六国，统一天下后，就把自己的长生不老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多次派遣所谓的术士如徐福等人去寻找长生不老之药。在后来的事实证明所谓的长生不老之药都不过是骗人的把戏之后，秦始皇仍然顽固地认为“海上仙山”确实存在，自己确实可以长生不老，因此非常讳疾忌医，对自己的身体状况缺乏自知之明，最终死在了远离首都千里之外的出巡途中，使得皇位传承遭遇重大变数。　　四是秦始皇过于迷信武力或者过于重视“硬实力”建设，而忽视“软实力”建构。他在任期间，搞所谓的焚书坑儒，实际上是自毁统治根基。在焚书坑儒之后，没有迅速建立起有利于其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核心价值体系和道德氛围，而只是给人以一种天下可以逆取或诈取的错误观感。所以，他死后不久，陈胜、吴广这两个满身是泥的农民兄弟就揭竿而起，打的旗号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至少这四条失误使得秦始皇想要子孙万代而为君的愿望根本不可能成为现实，即使不是胡亥篡权，秦国的江山也难以千秋万代永不褪色。　　臣子无德：“总经理”团队缺乏道德操守导致遗诏被篡改　　现代西方经济学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做“信息不对称”，说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完全相等的，在某种意义上说，预先掌握了重要信息的人，就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会在关键时刻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是如此，在信息并不发达的古代更是如此。　　在公元前210年7月丙寅日，由于种种原因掌握了秦始皇已经去世这个重要信息的人只有三个，分别是十八子胡亥、中车府令赵高和丞相李斯。换句话说，只有他们三个人知道秦始皇留下了什么样的遗嘱，这个时候，最能考验重要信息拥有者的道德操守。熟悉西方法律制度的人，想必都会知道遗嘱订立和执行过程中公证人和律师的作用。一个道德上称职的公证人和律师必须绝对忠实地执行遗嘱，不管这个遗嘱对自己或自己的关联人有利还是不利。　　再回到遥远的公元前210年7月，如果我们把胡亥、赵高和李斯，特别是把赵高与李斯比作公证人和律师的话，他们可能有以下四种选择：一是非常忠实地执行大行皇帝(中国古代对刚去世的皇帝的敬称)的遗嘱，不管遗嘱对自己是否有利；二是有选择地执行；三是拒不执行；四是对遗嘱进行篡改以便对自己有利。除了第一种以外，后三种选择可以说都是非常不道德的，但赵高和李斯却最终选择了对遗嘱进行篡改。其中尤以赵高的态度最为积极，行动最为坚决。
为什么会这样呢？毛泽东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赵高为什么不愿公子扶苏继承皇位呢？这和一个叫做蒙恬的人有关。蒙恬和蒙毅兄弟二人是当时秦国非常著名的将领，是公子扶苏的左膀右臂。在许多年以前，赵高因为犯罪落到了蒙氏兄弟手上，刚正不阿的蒙氏兄弟要判赵高死刑，是当时的秦王嬴政出面讲情，才最终以割掉了赵高的那话儿为代价，让赵高捡回了一条小命。但赵高也从此由一个具备生殖能力的男人变成了一个被割掉了生殖器的太监，这种仇恨应该说是不共戴天的。如果忠实地执行秦始皇遗诏的话，公子扶苏即位当皇帝，蒙氏兄弟作为扶苏的左膀右臂，肯定会得到进一步的重用，那个时候赵高不但报一割之仇无望，而且还非常有可能旧话重提，丢掉性命，所以他才会拼命利用自己所掌握的重要信息拉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李斯下水。　　与赵高相比，李斯的道德操守更有问题。因为不管怎么说，赵高与蒙氏兄弟之间还有深仇大恨，“恨屋及乌”，他反对公子扶苏还情有可原，而李斯则与扶苏及蒙氏兄弟无冤无仇，与胡亥也无亲无故，他之所以背叛秦始皇对他的信任，实在是因为他本人并没有一个牢固的道德底线。在他的心目中，什么祖国，什么国君都没有自己的荣华富贵重要，所以当年秦国下令驱逐在秦国的外国人时，他才愤然上书，写下了至今仍然流传的《谏逐客书》。后来的很多人往往都被《谏逐客书》中的某些华丽言辞如“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所迷惑。其实这篇上书至少可以给人以这样一种暗示：为了博取荣华富贵，可以不必考虑自己的祖国和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道义！李斯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当然，秦国之所以能从一个边塞小国发展成战国七雄，后来又扫平天下，统一中国，主要靠的也是不按游戏规则出牌，靠的也是对旧的礼仪和传统道德进行解构和颠覆。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天下可于马上得之，不可于马上治之，秦国欲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文化氛围造就了欲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李斯。这种文化氛围的危险性在平常的时候往往习焉不察，但到了关键时候却突然发作，其危害性之大，简直可以和后来的“非典”病毒相比肩。其中的教训实在令人深思！　　鱼肉百姓：一狂再狂，将疯狂进行到底　　做皇帝就为享乐，治天下杀杀杀杀。　　胡亥坐上帝王宝座之后，一心想享乐一生，有一次他对赵高说：“人这一生就像飞奔的马穿过墙的缝隙一样快，做了皇帝，我想尽心享乐，爱卿你看呢？”这当然正合赵高心意，从此他全力“帮助”胡亥享乐，自己则更大胆地专权。　　有了赵高的支持胡亥还不放心，又向李斯询问如何才能长久地享乐下去。他对李斯说：“我听韩非说过，尧治理天下的时候，房子是茅草做的，饭是野菜做的汤，冬天裹鹿皮御寒，夏天就穿麻衣。到了大禹治水时，奔波东西，过度劳累以致大腿掉肉，小腿脱毛，最后客死异乡。做帝王如果都是这样，难道是他们的初衷吗？贫寒的生活大概是那些穷酸的书生们提倡的吧，不是帝王这些贤者所希望的。既然有了天下，那就要拿天下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才叫富有天下嘛！自己没有一点好处，怎么能有心思治理好天下呢？我就是想这样永远享乐天下，爱卿你看有什么良策？”　　李斯唯恐胡亥听从赵高的话，自己失宠，于是写了一篇文章《行督责之术》，向胡亥献出了独断专权、酷法治民的治国方法。即用督察与治罪的方式来巩固中央集权，镇压百姓的反抗与违法。李斯的策略代表了他的法律观念，有了李斯的主意，胡亥便肆意放纵自己的欲望。他大量征发全国的农夫修造阿房宫和骊山墓地，调发五万士卒来京城咸阳守卫，同时让各地向咸阳供给粮草，而且禁止运粮草的人在路上吃咸阳周围三百里以内的粮食，必须自己带粮食。除了常年的无偿劳役外，农民的赋税负担也日益加重，最终导致了陈胜、吴广起义的爆发。秦朝的灭亡宣告“行督责之术”的历史性破产。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一个著名的“七杀碑”，碑文是“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碑文的作者据说是和李自成同时代的大西皇帝张献忠。有很多人曾经对这个“七杀碑”的碑文表示过这样或那样的怀疑，认为这是诬蔑农民起义领袖。这个碑文的作者和碑文的内容是否与张献忠有关，我们姑且不作评价，即使是与张献忠有关，这种乱杀无辜的作为张献忠也不是始作俑者。我们这一讲的主人公胡亥先生就干过很多“杀杀杀杀杀杀杀”的疯狂之事。　　即位后不久，胡亥就接受赵高的建议，杀掉了与他同父异母甚至同父同母具有直系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几十个人。这些秦始皇的儿女们绝大部分应该说都是非常无辜的，只是因为胡亥怀着一种非常阴暗的心理，认为这些人的存在对他构成了威胁，所以就不问青红皂白，大开杀戒。　　在胡亥的兄弟行中有一个名叫公子高的，他平素与胡亥虽谈不上有什么深交情，但也没有任何过节，眼见那些无辜的兄弟姐妹们自尽的自尽，磔(古代的一种把肢体分裂的酷刑)死的磔死，觉得很害怕。有一天，他的门客辗转听到胡亥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他，公子高很是害怕，就自己主动上书。他在上书中说：“先帝无恙时，臣入则赐食，出则乘舆，御府之衣，臣得赐之，中厩之宝马，臣得赐之。臣当从死而不能，为人子不孝，为人臣不忠。不孝不忠者，无名以立于世”，因而请求为大行皇上看守陵园。　　胡亥看了他的奏章以后，在上面批了一段话，大意是说，公子高既有此忠孝之心，十分可嘉，不过，看守陵园实属稀松平常之事，为了助其完成孝道，特令公子高以身殉葬。　　公子高求仁得义，误打误撞地断送了自己的一条小命。　　就这样，几场屠杀过后，嬴政留下的骨肉死伤殆尽。　　杀掉了兄弟姐妹之后，胡亥兴犹未尽，寻找下一个目标。他想睡觉，赵高就给他送来一个枕头，同样怀着阴暗心理的赵高，在唆使胡亥杀掉兄弟姐妹之后，又教唆胡亥除掉当年皇位传承时重要信息的知情人丞相李斯。　　胡亥听了赵高的话，想抓李斯，但又没有真凭实据，就先派人监视李斯。李斯听到风声，就先下手，上书揭发赵高的劣迹。胡亥却不肯相信，反而将书信给赵高看。赵高知道和李斯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就进一步罗织罪名诬陷李斯。胡亥将李斯抓捕，交给赵高负责审理。　　赵高自然不肯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对李斯用尽了酷刑，逼李斯认罪。李斯无法忍受酷刑折磨，只得屈打成招。赵高拿着李斯的供词上报胡亥，最后，李斯在公元前208年，即胡亥即位的第二年，被处以极刑：先是黥面(即在脸上刺字，是秦朝的一种侮辱刑)，然后劓(即割鼻子，也是秦的一种酷刑)，砍断左右趾(即砍掉左右脚)，又腰斩(拦腰斩断)，最后是醢(音海，即剁成肉酱)。这在当时是最为残忍的一种处死方式，叫做“具五刑”，即用五种刑罚处死。李斯的一家也同时被杀。　　经过一番挣扎，靠违背原则当了很多年丞相的李斯终于尝到了什么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滋味。这个时候，秦国的天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不姓嬴，而姓赵了。　　大权旁落：指鹿为马谁敢言，“天”外竟然还有“天”　　赵高虽然大权在握，但他也害怕大臣们联合起来反对他。为了试验大臣对他的真实态度，赵高精心策划了一起在此后历史上遗臭万年的政治事件：指鹿为马。　　公元前207年，即二世三年，在一次朝会上，赵高弄来一只鹿作为礼物献给胡亥，对胡亥说这是一匹好马。胡亥听了不禁笑出了声：“丞相怎么开这样的玩笑，这明明是只鹿，你怎么说是马呢？”赵高仍然坚持说是马，胡亥便问在场的大臣们。大臣们因为害怕赵高的权势，又不知道赵高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很多人便随声附和着说是马。其他人有的说是鹿，有的装聋作哑。事后，赵高便根据大臣们的不同说法区别对待：说是鹿的人一律找借口杀死，说是马的人则被当成自己一派的人。　　这件事过去后，赵高没事了，胡亥却有事了：他以为自己得了迷惑病。于是叫来太卜掐算，太卜却瞎说是因为他祭祀时斋戒不好引起的。胡亥便到上林苑里重新斋戒，开始还能坚持，后来又享乐开了。再后来，胡亥将误入苑中的人当场射死，赵高知道后又借题发挥，先是让他的义女婿阎乐上奏说，不知谁杀了人，将尸首扔到了苑中。然后赵高又装模作样地对胡亥说，皇帝因为是天子，所以射死了无罪的人要受上帝惩罚，也就是天子的老子的惩罚，同时鬼神会奉命降灾的。胡亥很害怕，赵高趁机叫他到别处的行宫去暂时躲一躲，胡亥很听话地就走了，赵高在朝中俨然皇帝一般。　　不男不女的赵高，居然一身而兼二职，既是左丞相又是右丞相，这个时候，胡亥的末日已经快要到来了。不久以后的某一天，胡亥在晚上做了一个梦，在梦中，他驾着一辆四乘马车，前往上林苑中行猎，就在满载而归的路上他突遇一只白额吊睛猛虎，这只大虫咆哮着向他的车驾扑来，一口叼住了他的马车的左骖(左边上的马)，几口就咬死了一匹，然后，又向他本人扑了过来……这一扑把胡亥给扑醒了。醒来之后，他发觉自己出了一身冷汗，然后开始发起呆来。　　左右的人见状忙出宫请来了一位占卜师，请他给皇上占卜一下此梦的吉凶。　　这位占卜师是李斯的一个余党，他装模作样地摆弄了半天，最后得出结论说：此梦在物则系泾水作祟，在朝则系臣压主威，为求禳解，他给二世皇开出了两剂药方：　　一是以四匹白马作祭品，沉于泾水，在泾水河边建立一座神庙。　　一是立即想法收回君权。　　这两剂药方好则好矣，就是太猛了一点。胡亥此刻也有病乱投医起来，祭祀泾水一事很顺利地就进行了，但收回君权则谈何容易。　　当时，陈胜、吴广起义，很多地方吃紧的消息已传到咸阳，二世皇帝派人前往丞相府，责问丞相赵高为什么将山东(崤山以东)的紧急军情压住不报。　　对于赵高来说，胡亥此举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说明一向懦弱的皇帝极有可能要重振朝纲。迫于形势，赵高召来他的义女婿咸阳令阎乐，还有他的族弟赵成，气急败坏地对他们说：“皇上久已不问朝政，现在突然派人前来询问山东一带军情，极有可能是想嫁祸于我，事急从权，我找你们来，就是想商量一下废立之事！”　　经过一番阴谋策划，由赵高的女婿咸阳令阎乐带领一群亡命之徒入宫杀掉了胡亥。　　面对别人的屠刀，胡亥居然说出了“只要不杀我，我愿意与妻子儿女一起做个平头百姓”的窝囊话，胡亥真应该改名叫胡涂！直到这时他还幻想能在血腥的政治斗争中苟全性命，但赵高可没有这么仁慈，阎乐更是凶残无比。　　“不知足下是不是装傻？”阎乐没好气地冷嘲热讽说：“我受命于丞相，丞相命我为天下人诛杀足下，足下如不肯自行了断，我可以帮这个小忙！”　　胡亥咬了咬牙，接过阎乐递上来的宝剑，伏剑自杀。　　皇帝难当：帝王业非等闲事，争破头是一场空　　这位荒唐的傀儡皇帝，21岁就糊里糊涂地登基，把本来不属于他的皇位抢到手里，但面对偌大的一个摊子，却缺乏治国的才能。有李斯、冯劫这样的“中佐”之才而始用终弃，却去信任一个为人阴险而狡猾的宦者赵高，结果不到三年的时间，就把父亲殚精竭虑打下的万里河山拱手交付人手，“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前不久，网上曾经流传中国现代高危行业排行榜，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据说是政府公务员。这个排行榜准确与否我们不做评论，但却给我们以一定的启发：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假如有一个高危行业排行榜，皇帝有可能也会名列其中，特别是自身的能力、威望、德行都不足以君临天下的时候——这个时候当皇帝无异于活受罪。所以在三国时代，吴国的孙权给曹操写信，劝曹操当皇帝，曹操会发出“这孩子，是想把我放在火上烤”的慨叹。　　以常理来推断，让一个不称职的人去做他力不从心的事，对他来说至少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所以，我认为，胡亥的一生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在他内心深处，其实有一种极度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并不会因为他君临天下而有所减弱。我们可以从他的许多言行之中看出，他是想通过两个极端来化解这种恐惧和自卑的：一个极端就是逃避现实，将国政一概委托给不男不女的赵高，而自己藏在一个寻常人见不到的地方，眼不见心不烦，使得大臣们想要见他一面都很难；还有一个极端表现是动辄发怒，喜怒无常，乱杀无辜。　　作为第二代“董事长”，他与两任“总经理”赵高与李斯之间都是一种互相欺骗的关系。三个人可谓各怀鬼胎，进行了一场场你死我活的零和式博弈，第一局被淘汰的是李斯，第二局胡亥自己也成了被淘汰者，至于那位男不男女不女的赵高，最后的下场也同样可悲。他唆使胡亥逼杀扶苏、蒙氏兄弟、丞相李斯，又教唆自己的亲属杀掉胡亥，没想到自己在不久以后也被他所扶立的秦朝第三代国君秦王子婴所诱杀，这真应了那句老话，“不见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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