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网上曾流传一则“消息”说，中共在抗战期间，曾背着浴血抗战的4万万同胞，秘密与日本最高军政总部议和。一时间，污蔑中国共产党不抗日的莫须有罪名甚嚣尘上。

可是，笔者通过阅读扬帆(1912-1999)口述、丁兆甲整理的《扬帆自述》(群众出版社，1989年5月版)和《断桅扬帆--蒙冤25 年的公安局长》(群众出版社，2001年9月版)两部书，方知当年确有中共和日本最高军政总部接触之事，但不是去“议和”，更没有达成过什么协议。

扬帆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敌区工作部部长。他上任不久便受命与日本侵略军冈村宁次总部接触。

那是1944年上半年的一天，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兼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找到扬帆，叫他负责接待审查一位从南京监狱放出来的名叫纪纲的人。此人自称是我们的情报工作干部，是南京日军“华中派谴军总司令部”冈村宁次派来的，说有重要信息向新四军传达。

扬帆接待并与纪纲面谈，后经多方查证，纪纲(1902-1996)确为我党派驻南京领导情报工作，他在南京以中医作为职业掩护。他领导下有 两个重要情报干部，都是中共党员，一位是汪锦元(1909-1992)，原是留日学生，被安插在汪精卫身边当秘书，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也很赏识他。他曾经 获得汪精卫与日本人谈判的秘密条约等重要机密并送到党中央后，得到周恩来的称赞;另一位是陈一峰(化名，也叫陈汝周。真名叫倪兆渔1908-1974)， 是汪伪中央通讯社的采访主任，他们和一个日本进步记者西里龙夫经常交换日伪方面的情报。西里龙夫后被日方发觉逮捕，供出了与纪纲、汪锦元、陈一峰、郑文道 (1914-1942，郑文道被捕后即牺牲，1982年被追认为烈士)等人的关系，因而也均被捕，押送日本。日本东京战时法庭判决上述人员死刑，因陈璧君 对汪锦元相当器重，坚决要求汪精卫出面干预，在汪通过“外交部”与日方交涉后，汪锦元等3人被押解回上海，改判为无期徒刑。可是，日军冈村宁次总部为何现在要把纪纲从监狱中放出来，并不加掩饰地派他到新四军来呢?

原来这和当时日本侵略者日益走向穷途末路的形势有关系。

1941年是德、日、意3个法西斯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顶峰时期，其凶焰不可一世。但1943年9月，意大利首先向英、美、苏无条件投降; 1945年5月，德国无条件投降。与此同时，美国也加紧了对日本的进攻，不断用飞机轰炸日本本土。在中国战场上，八路军、新四军抗击了侵华日军的64%和伪军的95%，并从1944年初起开始局部反攻。此时，日本已明显感到灭顶之灾即将来临。而苏北新四军是它心脏边上的一颗钉子，更使它坐卧不安。日军为了缩短战线，早日拔出深陷在中国的泥足，急于想找新四军联系，妄想与新四军取得某种默契，却苦于无门。其实，之前，日军曾几次派人和新四军搭线，均因被顶回去。此刻，日军想到了关在监狱中的纪、汪、陈3人，想派他们当说客，妄想通过他直接找到新四军上层领导关系，以延缓他们失败命运。但遭汪、陈的拒绝，纪纲倒是“爽快”，同意出狱。

纪纲被送过江后，辗转到了新四军军部，向饶漱石报告了日本人的意图。面对如此重大问题，华中局请示了党中央，批准可以和日本人秘密接触，目的是为了搞清楚对方的真实意图。

经中央批准后，饶漱石派纪纲回南京向日本人通报我方同意进行秘密接触的意向。1945年6月间，纪纲从南京带回来了冈村宁次总部的3个日本人，他们都改穿了中国便服，按照事先安排来到六合县竹镇附近的一个村子。新四军首席代表彭康(1901-1968，华中局宣传部长，曾留学日本)、梁国斌(1910-1980，新四军保卫部部长)和扬帆参加谈判。

来的3个日本人，为首的叫“立花”，据说是日本天皇的干儿子，曾任宪兵队长，后任冈村宁次总部参谋处二科对中共工作组长;一个叫“原”，一个叫“梅泽”。见面后，这3个日本人先说了些对新四军很敬佩之类的好话，接着提出他们奉命来向新四军谈“局部和平”的意向，当即遭到扬帆等人的拒绝。日本人以为新四军嫌他们身份低，不信任他们，因此他们提出希望新四军派负责官员去南京和冈村宁次总部首脑直接谈谈，表示绝对保证来去安全。为了取信于新四军，甚至表示他们愿意留下作“人质”。

新四军军部考虑正式派人去和日方上层接触，这对进一步观察了解日本人的意图和动向，向中共中央提供研究全面敌情作参考极为有利。

军部决定派扬帆去南京，并与来的3个日本人同去，以表示新四军大义凛然、无所畏 惧的气概。行前，华中局专门为扬帆开了欢送会，与会的一些负责同志对扬帆深入虎穴的行动均表示赞誉，叮嘱他要注意安全。扬帆表示：“这次是日本人乞求于 我，估计日本人不敢对我下毒手，但万一日本人翻脸不守信义，我也作了准备，无非一死而已，请同志们放心。”之后，扬帆便和纪纲及那3个日本人去了南京，住 在日方安排的将校(级)军官招待所内。

次日，日军“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二科主任参谋(代理科长)乔岛代表尾琦大佐设宴欢迎扬帆。

第三天，日军华中派遣军的副参谋长(也是主管特务工作的)今井武夫和扬帆见面。今井主动向扬帆提出，有一个皖南新四军的政治干部押在南京，问是否要带回去，以此想让扬帆先向他提出要求。扬帆知道日方提出的那个干部是可耻的叛徒，便拒绝了。今井接着提出日方希望在华中和新四军达成局部和平的协议，甚至愿意让出8个县城给新四军，希望新四军将来能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美英和蒋介石军队。此言即暴露出日军的真实意图，他们是怕新四军和美国军队合作。

其实，此前曾发生几件事让侵华日军惶恐不安。其中一件至为重要，即1943年夏从湖南衡阳国民党飞机场起飞去日本轰炸的美军B29轰炸机在返回途中，在我苏北盐阜地区上空，因飞机发生故障，机上人员跳伞降落在建阳县湖垛镇日伪据点附近。当地民兵游击队为抢救美国飞行员与湖垛日伪军发生战斗，最后救出5名飞行员。新四军3师副师长张爱萍和洪学智接见他们，后送交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军部转送他们回去了。这件事，使美方感到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当时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史迪威将军，在1944年曾提出美国在装备蒋介石的同时，也应装备活跃于太平洋海岸线的八路军、新四军。这个主张曾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支持，并派以包瑞德为首的美军观察组赴延安，同解放区军民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日本人和美国人都清楚，黄海和东海岸边辽阔的农村基本上都是在中国共产党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内，这一地区也是最接近上海和南京等城市的。如果美军要在这些地区成功登陆或空降，是离不开新四军支持的。

扬帆明白日本人这话中的圈套，便向日方说，我可以听听你们的建议，但是我现在不愿意具体讨论这些问题，我可以把你们的意见带回去请示新四军领导;同时，他借机向日方就目前的军事形势作了简要的阐述。

今井知道谈不下去了，第四天又由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以冈村宁次代表的名义出面来见扬帆。小林是日本天皇的亲弟弟，身份不一般的，他知道要具体谈判已不可能，便向扬帆说：“我们双方既然有友好的意向，具体问题先不谈，希望保持联系。”

后来扬帆回到新四军总部，即向华中局和军部作了汇报。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3国政府发表了《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6日，美国飞机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苏联百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同时，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8月10日和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了受降及配合苏军作战等7道命令。我军在前线各地开展了全面反攻。

8月15日夜，饶漱石突然派人找扬帆。饶漱石一见到扬帆就说，他刚收听了美国电台的广播，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扬帆听了，兴奋得好一阵说不出话来，满脸泪水。第二天，华中局即派扬帆和纪纲赶去南京找冈村宁次谈判受降;同时，新四军军部迅速部署在南京周围的部队随时准备入城。

扬帆和纪纲星夜启程，到达南京时，日本天皇也已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扬帆没有直接去找冈村宁次总部，他住在我地下党一位同志家里，并派纪纲先去试探日方态度。

纪纲见了日军指定和新四军联络的立花等三人，提出朱德总司令向冈村宁次下达的命令，要日方就近向新四军缴械投降。日方答复说，根据《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日军只能向国民政府投降，希望新四军方面谅解。

扬帆此时也已获悉蒋介石恐我军受降，并下达3道命令，要解放区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向伪军打招呼，“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实是为了抵抗人民军队的受降;而下令他的嫡系部队“积极推进”和我军争夺受降。

美国的麦克阿瑟以远东盟军总司令的名义对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下令，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国人民武装力量缴械。伪南京市市长马超俊也发表谈话透露，陈公博将以36万大军警备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区，完整交给蒋介石，阻止八路军、新四军接收。扬帆亲眼看到蒋军军官已来南京。扬帆觉得此时再去找日军谈受降已无益处，便在南京城里部署我军情报人员准备配合新四军攻城部队等一些工作后便迅速赶回军部报告。新四军和冈村宁次总部的秘密接触至此结束。

如果说，“事变”初起，荣臻刚刚以电话向张学良请示时，张学良以为还是“寻常性质”，可以以“小事化了”的方式处理，但是，这时已经是“事变”后的第五天了，张学良却仍然没有改变“不抵抗主义”的任何表示，这就不是用判断失误就可以解释的了。

12月21日，日军分三路进攻辽西重镇锦州，张学良仍无坚决抵抗打算。同日，他致电第一军司令于学忠，电称：“近当日本进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张学良文集》，第556页。其后，蒋介石下野返乡，25日，南京国民政府电令张学良“应尽力之所能及，积极抵抗”。在此情况下，东北军曾与日军有所交手，但仍于1932年1月2日放弃锦州，退入关内。不久，蒋介石复出。同年6月，汪精卫、宋子文等自南京飞北平，会晤国联调查团。19日，汪、宋会晤张学良，动员张在山海关地区与日军“小加抗战”，但是，仍然遭到张学良的坚决拒绝。关于这一过程，张学良回忆说：见面之后，出示蒋委员长亲笔函，大意是汪院长来平，为对日军事问题，同我相商。

谈询之下，汪表示政府打算在华北对日本用兵之意。我遂询问，政府是否具有坚决的决心，有无相当的准备。我们不要再蹈往年抗俄之覆辙。汪答曰：“不是那个样子的事，是因为政府受到各方面的言论攻击，希望我对日本作一个战争姿态，小加抗战，至于胜败则所不计，乃是在政治上可以应付舆论之指责也。”我聆听之下，惊讶愤慨，遂即答曰：“政府既无准备和决心，拟牺牲将士之性命，来挽救延续政治之垮台，我不取也。”汪遂曰：“这是蒋委员长的意思。”我说：“你若说是蒋委员长的意思，蒋委员长是我的长官，他会直接给我下命令的。他不会写信，说汪先生你来同我商讨。既然说是同我商讨，这种并不是真正的抗战，而是拿人家的性命，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的办法，我的表示是，决不赞同。”(《杂忆随感漫录》，〔台北〕历史智库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27-128页)。

这时候，东北早就全境沦陷，日本已于当年3月成立伪“满洲国”，并且进一步觊觎华北。蒋当时的计划是，要求张学良撤换庸懦无能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派兵“占据热河，与东三省义勇军打成一片”，“威胁山海关，令倭寇使之不敢窥窃平津”。蒋认为：“救国御日之道，莫此为要”，曾在日记中表示：“致函汉卿，督促其实行之。”(《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2年6月15日)。因此，蒋介石托汪精卫带给张学良亲笔信的内容，并不如张学良所述这样简单。即使如汪所云，只是要张“小加抗战”，“作一个战争姿态”，但是，对于一个渴望洗雪家仇国耻的爱国将领来说，不正是提供了一个“为国效力”的机会吗?至少，可以乘机要求南京政府发奋备战呀!然而，张学良仍然毫不动心。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517442.html

相关阅读：二战中日本王牌战舰“大和”号为何刚面世就已过时？
惨烈的塞班岛战役背后，还有日军更惨烈的兽行
雁门关伏击战英雄连：以百人伤亡毙伤敌军三百人
陈云忆抗战：如苏联没做这事抗战胜利起码推迟好几年
二战德国情色女魔鬼：罪行累累的T-4护士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