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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合作的全民抗日:日军大佐被村民砍死

编辑: 路逍遥 关键词: 军事历史 来源: 记忆方法网

突然,城楼外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紧接着是震天的呐喊声,以及更为密集的枪炮声。驻守那大墟的日军从睡梦中惊醒,架在那大***堂钟楼顶的几挺重机关枪分把不同路口,紧张地对准路面。

位于今儋州市那大镇东风路边的这座教堂建于十九世纪,是附近基督信徒心目中的圣堂。在它建成50多年后,在这所宁静的宗教场所,一场刀光剑影的战斗不可避免地打响了。1939年10月21日,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总队发起了围攻那大日军之战,这里成了主战场。

且说那呐喊声,持续一段时间后便突然消失,四周并无进攻人群,日军于是放下枪继续入睡。但没多久,呐喊声再起,日军又是一阵忙乱。

这样的状况,日军连续面对了十几天,恐惧、恼怒、沮丧等情绪弥漫整个驻军。

钉子必拔

上下同欲者胜

———《孙子兵法》

那大墟的日军犹如一颗钉子,钉在进入琼西山区的重要关口,一定要拔掉它!

根据琼崖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琼崖特委和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决定西迁,向澄迈、临高、儋县山区转移,但那大的日军是个大障碍,特委于是派遣独立总队队附马白山到儋临地区的第三大队,加强对琼西地区抗日的领导。

要围攻那大,当时抗日独立总队面对的形势是敌强我弱:那大驻有日伪军300人左右,训练有素,且武器装备精良;第三大队只有200多人,装备差,特别是缺乏攻城武器。马白山经多次调研,最后确定作战方案:扬长避短,打一场人民战争。

攻城,从外围工作开始。

日军进驻那大近5个月来,频频出动对周围群众实施烧、杀、抢“三光”政策,各界人士包括一些国民党乡政人员,抗日热情十分高涨。马白山首先组织群众工作队,深入发动群众。政工干部到乡村中拜访曾在广州参加革命活动的符长大和羊荣臣两位乡绅,得到他们的支持。符的长子符志行主动要求参加政工队,同政工干部一起下乡宣传发动,使群众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

第三大队还与国民党乡政人员沟通,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在由我方主持召开的围攻战役筹备会议上,洛基乡、陶江乡、南丰乡、兰洋乡、那大区等国民党乡政代表参会。参会各乡回去后立即发动群众,各自组织1个步枪中队、1个粉药枪大队,设1个粮食供应站、1个交通联络站和1个医疗救护站。

11月初,各乡民兵1500多人,第三大队200多人和中共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200多人,以及持粉药枪的群众2000多人,组成了4000多人的攻城队伍。他们个个摩拳擦掌,士气高涨,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双方力量对比悄然发生了变化。

先围后攻

兵之形,避实而击虚

———《孙子兵法》

战斗的命令不动声色地发出了。

1939年的那大墟,只有3条街道,方圆不过3公里,人口不到1万人。它虽无城墙,但地势高,且四周无房屋,视线好。只要占据制高点,还是易守难攻的。而相当于3层楼高的那大***堂的钟楼就是这样的一个制高点。记者登上楼顶,放眼四周,其东、西、北三面现皆被高楼包围,而南面仍无遮挡,十几公里外的沙帽岭清晰可见。

再看看脚下的街道,还能体会得到它当年雄视那大的霸气。那时,那大只有这么一座“高楼”,余下的大都不过是低矮的房子而已。儋州市委史志办公室副研究员唐卓昌说,日军只要在这楼上架一两挺机枪,便足以对付进攻的正规部队,更不用说只拥有土枪土炮的抗日武装了。

面对这样的攻防态势,避实击虚,先围后攻无疑是最佳选择。

围攻命令发出后,各方按既定计划迅速行动。各乡群众破坏通往那大的公路;各乡武装群众和民兵封锁进出那大的所有通道;武工队潜入市区获取情报;国民党各乡政人员清查户口,严防奸细,严密封锁消息。

我主要兵力则部署于那大四周,如有日军出动,则给予伏击。夜间则进行不断的袭扰。日军顿时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进不得,退无路,居不宁,龟缩墟内,惶惶不可终日。

驻守当时儋县县府新州镇的日军,慑于我军的声势,不敢前来救援。

围城日久,那大日军供给断绝。攻防之战,不仅拼兵力,还拼后勤保障。这时,我军人民战争的优势得到凸显。各乡群众踊跃送钱送粮,抗日武装的供给不断得到补充。那大镇爱武村85岁的李么梅阿婆告诉记者,当年,有一天晚上,13岁的她也和大人一样,摸黑给马白山的队伍送粮。她家经济条件好点,还主动多送了点钱。

11月5日深夜,围城队伍再次发起大规模的佯攻行动,火药枪、山猪炮,甚至锣鼓、碗盆都用上了。一时间,硝烟四起,枪炮声四起,喊杀声四起。早如惊弓之鸟的日军仓皇向新州方向出逃。我突击队乘势冲入城中,来不及逃跑的1个伪军中队80余人乖乖缴械投降。

全民伏击

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

———《孙子兵法》

这是一次人民战争。日军逃出了一个包围圈,又陷入了另一个包围圈。

在东城、长坡一带,出逃的日军不断遇到抗日游击队和村民的伏击。而在离那大35公里远的水井岭,他们更是受到了一次重创。

天刚蒙蒙亮,已经奔跑了几个小时的日军进入了水井村村民设下的伏击圈。

中和镇水井村外出老干部、81岁的曾传鲁告诉记者,当年,设伏的路两边都是茂密的森林,路又窄又陡,地形复杂,是个设伏的好地段。疲于奔命的日军一进入伏击圈,突遇猛烈火力袭击,村民自制的土炮“过山鸟”发出怒吼,一下子就把他们打散了。日军没命地奔跑,村民则边打边追。

“过山鸟”又响了,一批敌兵被轰倒,纷纷落下黄牛坡和桥底。日军顾问、大佐吉村幸雄也被掀翻。村民曾千山急追下坡底,冲过桥头,用大刀砍死了吉村幸雄。这一刀,创造了儋州抗战时期击毙日军军官级别的一个纪录。

日军丢下十余具尸体,落荒而逃。此次伏击,杀死、伤日军多名,缴获枪支60余支、子弹几千发,军用物资一批。

曾传鲁记得,战斗结束后,当年9岁的他还和小伙伴一起到战场捡子弹壳。

日军后来在吉村幸雄丧命的黄牛坡立碑,还在那大举行招魂仪式。在儋州市文化馆里,有一块上书“镇魂”两字的花岗岩大石头,就是在这次招魂仪式上刻下的。

围攻那大战斗的胜利,是我军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展人民战争的结果。马白山后来评价,这是琼崖抗战初期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影响最广的一次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琼抗日军民的斗志。

此役后,琼西地区出现了抗日的新局面,建立了儋临抗日游击根据地,为琼崖特委和琼崖抗日独立总队西迁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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