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跟其他多数封建朝代一样，一个读书人十年寒窗之后，参加科举考试，金榜题名，然后得到一官半职，生活就算有了保障。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因为某种机缘，皇帝赏识，达官提拔，也可以跻身吃皇粮的队伍。不管什么出身，都有混得好的人，家里财货堆积如山，本人身体肠肥脑满。但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时代再怎么清明，皇恩再怎么浩荡，也总有一些混不上一官半职、吃不上皇粮的人，以至于养家糊口、温饱果腹都发生了困难。唐代多的是诗人，这个落魄的群体中，就有不少是诗人。
　　
　　当然，这些落魄的诗人，也并非就都一个个地流落街头，沦为乞丐，沦为饿殍，沦为“填沟壑”的路边“冻死骨”。他们还是有一些生存之道的。
　　
　　祖上遗产
　　
　　唐代的科举考试不是面向大众的预备公务员选拔考试，它对参试人员是有条件规定的，大致来说是两条：一是“生徒”，即国子监的学生；二是“贡仕”，即通过居住三年以上地区县级以上政府的选拔、推荐。那时候的文化教育，不是面向民众的普及教育，因此，能够取得科举考试资格的，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或者经济基础的人家的子弟——这其中包括了一些破落人家的子弟，真正的底层百姓子弟是不可能取得参试资格的。换句话说，唐代的落魄诗人，他们的家往往不是赤贫之家，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田地房屋。当然，有一些人在漫长的求学、参试、跑官过程中，把原本就不丰厚的家产消耗殆尽，这情况也是有的。
　　
　　举杜甫为例。杜甫分别在二十四岁和三十六岁两次到长安参加进士考试，都遭失败；在长安的跑官也很不如意，虽然四十岁的时候通过延恩匦进献三大礼赋（《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受到唐玄宗的赞赏，命令他在集贤院“待制”，等于得了个进士出身，但是，所谓“待制”，其实是“待业”，真正得到一个官职已经到了四十四岁那年的十月，先是封他做远在云南的河西县的县尉，被杜甫拒绝了，接着改封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杜甫接受了。这是一个管理兵器甲仗、门禁锁钥的职位，级别是正八品下，自然是没有多少油水的，因此杜甫上任的时候，自嘲说这是为了解决酒钱问题，“耽酒须微禄”（《官定后戏赠》）。但是，就是这微禄的小官也没能做多久，次年六月，安史乱军就攻破了潼关并进驻长安。杜甫听说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马上前去投奔，不料途中被安史乱军捉住，陷身长安，次年四月，才从小路逃至肃宗那里。五月中他得了个左拾遗的官，因为替房?说话，被肃宗疏远，捱至次年六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在华州任上待了整一年之后，杜甫就弃官不做了。
　　
　　从上边简述可以看出，杜甫到长安之后的十三年里，前后只做了两年半的小官，其余十年多都是漂泊在京城的。这期间杜甫一家的生活是怎么解决的呢？杜甫自己固然有“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进三大礼赋表》）的说法，但是，杜家老小的生活还是另有来历的。那就是，“两京犹薄产”（《秋日夔府咏怀》）。杜甫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的末句“洛阳”下自注云：“余有田园在东京。”可见，杜甫家是地主无疑。若不是战争、饥荒，就靠着田地的租税收入，养家糊口是不会太成问题的。
　　
　　李白被朝廷辞退的时候，也有玄宗曾经“赐金”的记载，但是，李白从朝廷领到的俸禄不会比杜甫更多。李白自己不屑于参加耕种劳动，也没见他从事过什么其它来钱的营生，我们只见他到处学剑、学道、游览、饮酒、服药（丹药），这些都是需要钱财支持的。据他自己说，早年还曾大量散财，接济穷困公子。李白的生活费用也应该是祖上遗留下来的。有人说，李白生于富商之家，这是有可能的。
　　
　　托身豪门
　　
　　杜甫有诗句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江南逢李龟年》）。许多文献也记载，唐代有不少王侯贵戚相当喜欢跟文士交游。这可能是当时的一种风尚。这种风尚，自然也给一些落魄的诗人提供了一时的庇护乃至终生依托。
　　
　　杜甫诗中提到的岐王李范（玄宗之子）和崔九崔涤（中书令崔?之弟），就是这样的豪门主人。另外，多首杜诗提到的一位何姓将军，也是这样的达官。唐代，喜欢交接文士的达官，最为有名的是张九龄、李邕、颜真卿、韩愈、韦应物、令狐楚等人，他们都曾照拂过不少落魄的诗人。
　　
　　杜甫游历山东的时候，曾经做过时任北海太守的李邕的座上宾，在济南大明湖受到热情的款待。因此，杜甫留下了“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诗句（《陪李北海宴历下亭》）。可以想到，李邕座上一定还有其他诗人。据《历代名画记》记载，颜真卿做湖州刺史的时候，“烟波钓徒”张志和、日后成为“茶圣”的陆羽都做过他门下的食客。被李端称为“声名恒压鲍参军”的康洽，是一位很受王侯欢迎的诗人，他在长安出入的都是王侯贵主之家，那些王侯贵主家的骏马奴仆都跟他自己的似的，可以随便使唤。他身上衣服装饰光彩照人，使其他人相形见绌。与康洽同时代的著名诗人戴叔伦、李颀等，都有相似经历，并写诗描述过。戴叔伦：“贤王贵主于我厚，骏马苍头如己有。”李颀：“曳裾此日从何新，中贵由来尽相许。”著名诗人温庭筠，也曾经出入宰相令狐?的家门，令狐?待他很客气。
　　
　　落魄诗人进出王侯权贵的宅第，只是一种社交活动，诗歌酬唱，觥筹交错。做座上宾、食客，解决自己一个人的温饱大致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若是拖家带口的，恐怕很难通过这种方法根本解决生活问题。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中对他自己旅食京华时期的这种生活有很形象的描写：“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可见，这其中也饱含着无奈与辛酸。
　　
　　他人接济
　　
　　落魄诗人，难免会遇到经济困难，这就需要有人接济。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李白、张志和那样能得到皇帝的接济——李白被辞退时得到一笔补偿金，张志和辞官归隐之后，得到了皇帝一奴一仆的赏赐。但是，有许多落魄诗人却可以得到有一定地位或者相对富有者的接济。
　　
　　卢照邻因病去官，隐居太白山，生活陷入困难。京城中的一些官员，有太子舍人裴瑾之、韦方贤，左史范履冰，水部员外郎独孤思壮，少府丞舍人内供奉阎知微等，都曾经“致束帛之礼，以供东山衣药之费”（卢照邻《寄裴舍人诸公遗衣药直书》）。
　　
　　据李白自己说，他早年游览扬州的时候，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上安陆裴长史书》）。不敢保证这些落魄公子都是诗人，但这可以说明，当时这种散金济人的风气应该是有的。
　　
　　刘叉落魄之时，穿着破衣烂衫，向普通人乞讨酒食混日子。听说韩愈接待各地文士的消息之后，就步行去投靠。在韩愈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因为跟韩愈门下的其他门客闹别扭，在离开韩家之前，就把韩愈的一些金银拿走了。他拿得理直气壮，说那都是韩愈谀墓（吹捧死人）得来的钱财，不如给他刘叉作寿礼。这故事里，韩愈主观上没有要接济刘叉这笔钱，但客观上有这个作用。
　　
　　许棠科举考试一直没能成功，生活陷入困顿。当时马戴在大同军幕府做副官，许棠就去找他。两人一见如故，马戴留许棠住了好几个月，两人每天都吟诗饮酒，许棠从未提出过什么要求。一天早上，马戴大宴宾客时，让信使把许棠的家书交给许棠，许棠当时很吃惊，不知道这家书从何而来。读了家信这才知道，原来马戴已经派了一个佣人，去给许棠家送钱了。
　　
　　这一类例子还有不少，例如，杜甫初到成都时，曾经得到高适等人的资助，有“故人供禄米”（《酬高使君相赠》）等诗句为证；张祜在淮南拜访李绅，自称钓鳌客——以虹为竿、新月为钩、“短李”（李绅个子矮小），壮语打动李绅，李绅“厚赠”之。
　　
　　上边说的都是直接或间接认识的官员接济落魄诗人的故事，至于亲戚之间的接济就更常见了，这里不赘述。可以一说的是，落魄诗人多嗜酒，朋友之间相助以酒，就非常普遍。杜甫说广文馆博士郑虔很穷困，国子司业（相当于皇家大学副校长）苏源明就常常给他酒钱。杜甫自己跟郑虔两人，也是“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然后就是一番痛饮。阎防隐居终南山，住在崇济寺里，岑参就曾经“携琴酒”前去寻访。
　　
　　归隐耕种
　　
　　上文说过，唐代的科举进身之路，无异于独木桥。想过桥的人很多，而桥身却十分狭窄。
　　
　　几十年前有一句口号：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农村是否大有作为不好说，但是，那里确实是广阔天地。至少，那里可以接纳不少没有挤过独木桥、知难而退的落魄诗人，给他们提供一份衣食之资，让他们的生命有所依托，不至于冻饿而死。
　　
　　据《唐摭言》卷三记载，唐太宗登基之后，拨乱反正。为了笼络人才，特别重视科举功名。从那以后，隐居的人就非常多，“林栖谷隐，栉比鳞差”。可见，不少退隐的人其实不是真的退隐，而是想走终南捷径。
　　
　　当然，真隐之人也有不少。
　　
　　卢照邻调任新都（今四川成都附近）县尉之后，因为风病严重（双足痉挛，一只手臂麻木），只得辞去官职，到阳翟（今河南省禹县）的具茨山隐居，在那里买了几十亩土地，耕种活命。
　　
　　唐代大概有不少诗人都曾经在仕途不顺利的时候，说过回老家做农民的话。比如，王维在弃官回江东老家的时候，就说过“余亦从此去，归耕为老农”（《送綦毋校书弃官还江东》）。但是，真正回去做了农民的却只是一小部分。
　　
　　祖咏虽然中过进士，但是似乎没有得到什么官职，生活一直处于贫困状态，身体也很不好，疾病缠身。因此，他就回到汝坟（今天河南省汝阳、临汝一带）的自家别业，“以渔樵自终”。祖咏自己有诗描写这种隐居田园的生活，“沤麻入南涧，刈麦向东?。对酒鸡黍熟，闭门风雪时。”（《归汝坟山庄留别卢象》）“鸟雀垂窗柳，虹霓出涧云。山中无外事，樵唱有时闻。”（《汝坟别业》）看来，曾经跟王维等人有过酬唱的著名诗人祖咏，过的是近乎农民的生活。
　　
　　杜甫在华州司功参军任上辞官，他的下一步考虑也是到农村居住。他选择的是秦州（在今天甘肃、陕西接壤地区）城附近的农村，先是居住在距离秦州城五十里地东南方向的东柯谷。在东柯谷，杜甫显然已经做好耕种自给的打算，“瘦地翻宜粟，阳坡可种瓜”（《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三）。后来为了跟老朋友赞上人的住处靠近一点，以便来往，一度想在秦州西南七十里的赤谷西枝村定居。在秦州的生活并不如意，杜甫又挈家移居同谷（今甘肃成县）。同谷的情况也没有原来传闻的那么好，杜甫一家又迁往成都。离开成都之后，又曾经在夔州（今重庆奉节）一带耕种度日。杜甫一家在同谷，生活陷入空前的困难，居然要秋天到山上捡拾橡栗果实，冬天扛着镢头去山上雪地里挖黄独（一种野山芋）作为救荒食物（《同谷七歌》其一，其二）。杜甫在成都，衣食之资基本有亲友接济，并没有参加多少真正的农业劳动，他的兴趣主要在种植各种花果树木。在夔州，杜甫买了四十亩果园，都督柏茂琳又让杜甫管理一百顷公田，拨给他五六名奴仆，帮助他经营田地。夔州时期，杜甫过的实际上是地主的生活。
　　
　　沈千运多次应举不中之后，就回到了山中别业，自己说“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有薄田园，儿耕女织，偃仰今古，自足此生……”。不知道沈千运的农村生活质量究竟如何，我们知道有一些人的生活是比较艰难的。李涉致仕以后，隐居在少室山（属嵩山），情况就不是太好。杜甫的熟人王季友，显然农耕生活是很不理想的。杜甫有诗说他“贫穷老瘦家卖屐”（《可叹》）。有人拘泥典故，认为诗中的“卖屐”只是杜甫用典，并不表示王季友真的需要靠编织草鞋出卖贴补家用。根据杜甫的诗句“近者抉眼去其夫，河东女儿身姓柳”，和《唐才子传》的记载，王季友的妻子是嫌弃丈夫太穷，整天吵吵被遣去了的。王季友的生活状况，用他自己的话来描述，近乎原始人的生活：“自耕自刈食为天，如鹿如麋饮野泉。”“江湖散人”陆龟蒙隐居松江甫里，虽然有数百亩田地，三十间房屋，但是因为田地地势低洼，容易遭受洪涝灾害，因此，常常闹饥荒。陆龟蒙须亲自扛着镢头畚箕去田里劳作，难得有闲暇的时候。
　　
　　托庇空门
　　
　　佛教讲慈悲为怀，自古佛门也确实收容了不少在世俗社会中遇到困难的人。这其中也包括了一些诗人。唐代就有一些落魄诗人曾得到过佛门的帮助。
　　
　　孟?《本事诗》记载，宋之问被贬南方，从流放地返还，路过杭州，游览灵隐寺。月夜在寺内长廊中吟诗，第二联始终想不出满意的。有一个老僧帮他想了“楼观沧海日，门听浙江潮”两句，结果，这两句诗就成了整首诗的警句。第二天早晨，宋之问再去造访，那老僧已经不见了。寺内有僧人告诉他，那老僧是骆宾王。如果这个记载可靠，那就说明，骆宾王在跟随徐敬业讨伐武则天失败之后，是遁入空门以求自庇的。骆宾王投身空门，这属于政治避难。
　　
　　而贾岛早年的投身佛门，则完全是生活所迫。贾岛为僧时间，文献有不同的记载。按照《唐才子传》的说法，贾岛为僧是在科举考试连续十年失败之后。“初，连败文场，囊箧空甚，遂为浮屠，名无本。”贾岛内心是不喜欢做和尚的，尤其是他在洛阳青龙寺时，洛阳的地方长官下令禁止僧人午后外出，这种拘束的生活，很让贾岛感到不快。为此，他曾作诗自我感伤：“不如牛与羊，独得日暮归。”后来情况稍微好些的时候，贾岛就脱离佛门，再次参加进士考试。及第之后，先后担任过长江县（在今四川省蓬溪县）主簿、普州（今四川省安岳县）司仓之类的小官职。由于他一心一意苦苦吟诗，不会料理生活，家境一直不好。临死之际，家里一文钱也没有，只有一头病驴一张破古琴而已。
　　
　　也有落魄诗人，虽然没有出家，只是隐居乡村，但是也曾得到寺庙僧人的经济援助。上边曾经提到过的阎防，进士及第之后，仕途不顺，只得隐居在终南山。当时他是寄居在丰德寺的，不难想象，他在生活上一定得到了寺庙的帮助。跟韩愈有交往的诗人卢仝，卜居洛阳的时候，生活十分拮据。据韩愈《寄卢仝》一诗，卢仝家只有几间破屋。家里有一个奴仆蓄着长须，头巾也不裹，有一个奴婢，牙齿都脱落了，整天光着双脚走路。卢仝辛辛苦苦供养十余口家人，上有母亲，下有妻子儿女。因为他跟邻近的寺庙僧人有来往，僧人们便不时地接济卢仝一些粮米。卢仝自己的诗歌里也说，他家除了书籍之外，一无所有。
　　
　　佛门僧人可以帮助一些落魄诗人，依情理，道观道士，当然也会帮助一些落魄诗人。唐代尤其是晚唐有那么多失意的诗人加入道籍，其中一些当是出于生活所迫。

　　原文载于《歌者的悲欢：全面解读唐代诗人》，丁启阵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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