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这在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中，是仅次于西安事变的重大历史事件。所谓易帜，就是废除北洋政府的红黄蓝白黑的五色国旗，改挂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国旗。张学良毅然易帜，标志着旧军阀割据时代的结束，同时也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捍卫了中国领土的完整。但是，关于这次易帜的很多细节历来说法不一，笔者根据多年研究始成此文。

　　缘起：为了国家的统一

　　1928年4月，国民政府开始第二次北伐，国民革命军迅速占领了山东和平津一带。对于东三省，蒋介石拟采取和平手段交涉，以实现全国的统一。张学良此时也在考虑东三省的前途。6月4日，张作霖在北京撤回奉天的途中，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弹炸死。年仅27岁的张学良受这一突发事件的刺激，更坚定了把日本军阀驱逐出东三省的决心。期间，国民政府曾派孔繁蔚与张学良秘密会谈，虽没有完全达成协议，但对易帜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三省及热河省易帜，与南京政府实行统一合作，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张学良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奉军结束，东北军诞生。

　　7月1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表示绝不妨碍统一，并派代表转致敬意。7月10日，张学良的代表王树翰、邢士廉等4人到北平(此时北京已易名北平)，即对新闻界说：“张学良早求统一。皇姑屯之变，益增爱国之热度，而赞成统一志愿，尤觉须急速实现。兹既举国一致易旗，东省自当不必坚持异议。不过东北地位在外交上有特殊情形，故先派代表来商办法，从长考虑，以期妥洽和平统一事业安然成功。”同日，蒋介石在北平接见王树翰等，提出东三省须先行易帜，实行三民主义，余事再请示国民政府。与此同时，张学良在沈阳接见国民政府的代表刘光、张国礼时表示，易帜与实行三民主义毫无疑问。

　　1990年8月，张学良接受日本记者的专访，在谈到军阀割据和结束内战时，张学良说：“当时，我对我父亲的事情很苦恼。因为我反对我父亲进行的内战。所以我问父亲：'咱们打的这场仗，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咱们非打不可?'我在河南见到很多彷徨街头的人，很可怜，我一边流泪一边大叫：'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是为什么!'当时，人们之所以那样苦，全是因为内战......当年我对国民政府是相当有好感的，我希望中国统一。后来我父亲不在了，我自己做事，我一直是拥护统一的......我不光是想让东三省，而且想让全国都好起来。”记者问他，易帜是不是因为日本人杀害张作霖引起的?张学良回答：“那当然，我对日本是很不高兴，很不满意。也就种下了我对日本的仇恨，家仇国难，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杀我父亲的仇是不共戴天之仇。”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这倒不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激怒我，过去也是这样，就是没这个事情我也会这样的。我自己负责任。我从来主张国家统一，我自己那时非常想，感到自己的国家不强，没有力量。不过这件事激使我，使我抗日的决心更大......我不能与日本合作，合作就是卖国贼。”

　　张学良 难题：日本人蛮横干涉

　　日本担心中国东北易帜后，英美的侵略势力进入东北。1928年7月16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访问张学良，并警告说，因国民政府标榜革命外交，单方面废除与各国条约，图以武力收回租界，故与南方(指国民政府)合作即无异与日本对抗。林久治郎还对张学良强硬地说：“此际匆促采取迎合南方的态度，非但毫无必要，且有危险。暂应维持现状保境安民，以观形势变化。如有扰乱东三省治安者，日本准备根据必要，采取相当手段”。19日，林久领事再次访问张学良，转交了日本政府的信件，谓“第一，国民政府内部尚未统一，东三省立即加入其势力圈内，对于东三省治安的维持上，是否会带来不良的影响?第二，张总司令前曾通知国民政府，希望先开国民会议，解决中国的和平统一问题，但现在不经过此项手续，纵令只在形式上与国民政府合流，也会把东三省的组织和内容南方化，不但秩序因此紊乱，且国民政府蔑视我国特殊权利的方针，是否遂至在东三省与我国之间滋生事端?第三，日本素来无干涉内政之意，但违背张作霖氏之方针，轻与南方妥协时，其结果所造成之影响，日本不能漠不关心。”张学良反诘林氏：“是否可将日本不愿中国统一的意见，或东北不能易帜是由于日本干涉的情形向南京政府报告?”林氏无词以对。20日，日本关东司令官村冈也对张学良发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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