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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先禄

延安是民族抗战的心脏，是中国革命的圣地。这段伟大的历史让中国人民刻骨铭心，让世界人民震撼感动。今天，就让我们翻开延安档案看看这场中国近代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牺牲最惨重的反侵略战争。

从各种通电、宣言等文献可以看出，中共很早就提出“民族战争”口号，并于七七事变后提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与国民党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同，中国共产党主张全面抗战路线，实行全国总动员，进行人民战争。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随后造成东北全境沦陷，致使中华民族到了“存亡之生死关头”。对此，中国共产党不久即提出“武装人民，遂行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以保障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口号。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

1935年8月1日, 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宣言指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于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正式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纠正了九一八事变以来长期危害革命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率先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的同胞，“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7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提出，要实行全国总动员，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进行全面抗战的八大纲领。他指出：“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8月，在洛川会议上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指出：“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在庐山公开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

从回忆录、共产国际刊物等文献看民族抗战的纲领性文件《论持久战》的国内、国际影响

1938年，针对当时流行的“亡国论”和“速胜论”，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下的一处普通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坚定了全国人民以持久抗战赢得胜利的信心。1938年7月1日，《论持久战》在延安《解放》周刊上正式刊出。

《论持久战》一面世，就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在回忆录里描述，“《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陈云听了毛泽东的演讲后，感到毛泽东讲得非常深刻，非常有说服力，对全党、对全国抗战都有重要指导意义，建议他在更大范围讲授，促使毛泽东把讲稿整理出来在党内印发。在国统区，宋庆龄见到《论持久战》后深为毛泽东的深刻分析和高瞻远瞩所折服，立即找自己亲近的朋友爱泼斯坦等人把《论持久战》译成英文，在海外出版。《论持久战》的发表在国民党高层引起很大震动，蒋介石、傅作义、白崇禧、陈诚、蒋经国等人都曾仔细阅读。著名学者梁漱溟说，“自日本侵略中国后，中共提出的一系列抗日主张，特别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深得人心”。

在国外，时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兼管中国事务的季米特洛夫，对毛泽东精辟的分析、科学的判断十分肯定，在共产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称：“有史以来，还没有人把军事问题、战争问题说得这样透彻过，《论持久战》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据说，当时在丘吉尔、罗斯福的案头，都放着《论持久战》英文本，在斯大林的案头则放着他专门请人翻译成俄文的《论持久战》文稿。抗战实践证明，《论持久战》确实是全民族抗战的精神武器和旗帜。因此，在1939年，曾多次访问过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称赞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窑洞中的预言”。这个科学的预言最终成为事实。

从1937年8月到1938年10月间，在延安发给前线的电报中，80％都与游击战有关

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具有独特的战略地位。在平型关大捷当天，身在延安的毛泽东电告北方局：“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惟一方向”。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精辟地论述了东北抗联的游击战对于全国抗战的价值。他认为，“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据粗略统计，从1937年8月到1938年10月间，在延安发给前线的电报中，80％都与游击战有关。

关于游击战，日本大本营得出的结论是：“对于他们的游击战法，绝对不可大意”。八路军各部挺进敌后，每到一地，发动群众，大力扩军。到1940年1月，八路军发展到40万人。1938年1月，新四军正式成立，额定编制10329人，编入第三战区，在新四军活动的华中地区，由于主持工作的王明实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保守政策，新四军扩军较慢，但到1940年1月也扩展到5万人。无论是八路军还是新四军，他们都“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

从当时的告民众书、新闻报道看“延安保卫战”

从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延安就成了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大本营，也成了日军重点攻击的对象。从1938年2月起，日军多次向陕甘宁边区河防进犯，企图切断陕甘宁边区与山西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威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挥中枢的安全。

从有关档案看，1938年河防吃紧时，陕甘宁边区政府曾发布《告民众书》，指出：“保卫边区，是每个边区人民应尽的神圣责任，无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要竭尽他所能做到的，努力参加各种抗战工作。”据日本华北方面军1939年1月24日的情报记录《方军情第12号》记载，此前的1月21日，日军陆军航空兵宝藏寺部队对陕甘宁边区的“肤施（延安）、洛川”进行了轰炸（日语之中称为“爆击”）。据重庆市北碚区档案局公布的日本朝日新闻社采写的一则轰炸延安情况的报道显示：1939年10月15日，“‘佐濑、铃木、松山’各部队在早上十一点半，对红色抗日根据点延安的长翔、共产党第八路军的兵营、陕西大学、共产大学以及第八路军的政治部、外交部，包括其他军事设施进行了空袭……延安市街道大部分覆盖在黑烟中”。

据统计，从1938年11月20日至1941年8月27日，日军空袭延安17次，出动飞机208架次，投弹1690枚。截至1943年，英勇的八路军河防部队在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人民支援和地方武装配合下，依托黄河天险，积极防御，严防死守，猛烈打击，挫败屡犯之敌的大小战斗达78次，打退敌人进攻达23次，使千里河防始终未被日军突破，创造了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江河防御作战中绝无仅有的辉煌战绩。

从抗战杂志、战报看百团大战“挖心战”的威力

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了震动中外的百团大战。据《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公布的《百团大战总结战绩》统计表明，仅从8月20日至12月5日的3个半月中，八路军就作战1824次，加上反“扫荡”期间毙伤的敌人，日伪军兵力损失达到3.3万余人。百团大战大大增强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提高了八路军的声威，打破了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谎言，支援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打乱了日军的“南下政策”。据《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记载，“这次奇袭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相当的时日和巨额经费才能恢复”。百团大战捷报传来以后，全国报社电台相继发表社论、社评，各地纷纷举行祝捷会、庆功会，群情振奋。1940年8月3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头版发表了《八路军展开百团精兵大战》的消息。《新华日报》华北版和新华社华北分社发布了关于百团大战的第一号战报，以后逐日发布，一共编发了近400号。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1940年9月蒋介石发出一则通电：“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百团大战显示了八路军的战斗力，也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以百团大战为标志，日本将对华作战重点指向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根据地，也标志着敌后战场已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

百团大战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把百团大战称为“挖心战”，以后将每年的8月20日作为“挖心战”雪耻日。他们决定，“以治安第一为基调”，“一切施策均集中于剿灭中共势力”，他们开始把八路军、新四军作为其主要军事打击目标，在华北连续发动“总力战”、“治安强化运动”等，在残酷的“扫荡”中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结合化学战和细菌战，制造惨无人道的“无人区”等，妄图摧毁共产党和人民抗日力量的生存条件和抗战意志。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抗击60%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敌后战场出现了极为严重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经过浴血奋斗克服了各种困难，也依靠人民军队于1943年普遍发起对日、伪军的局部反攻，扩大原有的根据地，并向河南、湘粤边、苏浙皖边等敌后进军，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开始战略大反攻，歼灭日伪军，扩大解放区。

从“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档案等看中国抗战的世界影响

中国共产党人不屈的意志和勇敢的精神，影响和鼓舞了全国人民乃至世界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据有关档案记载，为加强对东方各民族斗争的指导和相互之间的联系，1941年10月26日，“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来自日本、印度、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缅甸、越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的蒙、回、藏、彝、苗、满、汉等18个民族的130余名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听取了朱德的总报告和各国各民族代表的情况汇报，深入总结了其反法西斯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大会成立了“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确立了“团结东方各民族的力量，建立巩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同打倒法西斯强盗，为东方各民族的自由平等与解放而努力”的宗旨，选举了最高权力机关、主席和执行委员；通过了组织东方各民族抗日义勇纵队、成立东方民族学院和培养民族干部的提案；并向中国、日本、苏联、美国和英国发布了告人民书。这一举动，奠定了东方各民族团结抗日的政治和组织基础，将东方各民族的反侵略斗争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增强了中国在东方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影响和号召力。1942年1月1日，莫斯科通讯致电《解放日报》，表示了祝贺。

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明确提出：“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八路军山东军区、新四军军部等为美军积极收集日本海军的相关情报，沿海根据地军民为迎接美军登陆积极准备。美军观察组除在延安访问外，后又派出部分成员至晋察冀、晋绥等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该组有关人员在访问考察期间，写了不少调查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抗日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美军观察组的报告，还对美国政府提出了应该重视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建议。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进行的一场殊死的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最壮烈的民族解放斗争，同时也是挽救人类危亡、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

（作者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研究员）

西方人士的“延安观”

从1942年12月起，到过陕甘宁边区的西方人士不断向英美政府和新闻界报告和报道陕甘宁边区的情况。这些报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抗战时期西方人士的“延安观”，也反映了以延安为总部的根据地抗日真史。

荷兰人布朗基：他们没有奢谈“新生活运动”，但是他们却有了新生活！

荷兰人布朗基访问了延安的许多地方，他于1942年12月所写的报告认为：八路军虽然缺乏武器弹药和后勤物资供应，但是士气高昂、领导有方、战斗力强，沉重打击了日军，是一支对日军构成巨大威胁的军事力量。他强调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办实事，致力于提高人民的生活。他称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真是一个奇怪的中国！他们没有奢谈‘新生活运动’，但是他们却有了新生活！”

法国人乔丹：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唯一光明、被称为“五无”的地方

1942年4月，法国人乔丹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到延安。他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贺龙等领导同志的接见，走访了边区的许多地方。他认为：在根据地的建设上，中国共产党在边区给予人民一种新的社会公正、爱国主义和进步的新思路。他的报告赞扬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唯一光明、被称为“五无”的地方。所谓“五无”，即“没有妓女、没有乞丐、没有吸食鸦片者、没有腐败的政府官员和没有沉重的税收”。

美国“迪克西军事代表团”:中共早晚会成为执政党

1944年7月美国“迪克西军事代表团”访问延安。期间，他们多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董必武、杨尚昆等中共领导人的会见，还见到了从各抗日根据地回延安开会和汇报工作的中共将领陈毅、林彪、聂荣臻等。他们一致赞扬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并特别强调在陕甘宁边区，人民与领袖、军队与人民之间有一种平等的精神，人民吃得饱，穿得暖，士气高昂。他们相信：“中共早晚会成为执政党。”

美国记者冈瑟·斯坦: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政策深受群众拥护

1944年，美国著名记者冈瑟·斯坦前往延安，逗留近半年。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了《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及延安与重庆、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与国民党等作了对比，他认为：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新民主主义政策深受广大群众拥护，各级官员廉洁奉公，党政机关自律高效，民兵精神焕发，军队奋勇杀敌。

英国外交部乔治·扬：中国共产党人要比国民党人先进

英国外交部乔治·扬指出：“我们必须承认，正如孙逸仙博士领导的革命政府比满洲政府先进一样，中国共产党人要比国民党人先进。他们有国民党所缺乏的一种有生命力的哲学和意识形态。如果国民党继续镇压共产党(看起来仍然会这样)，那么在打败日本后非常可能发生的第一件事(也可能提前发生)是新的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新中国人’与国民党之间的内战。即使俄国不支持中国共产党，我个人的看法是，少年中国一定会建立一支革命军队。这支革命军队一定会像法国大革命初期的革命军队那样，取得震撼世界的胜利。”(经纬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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