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探源诌议

陈淳

　　新世纪伊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宣告成立，这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一件大事。特别值得称道的是，研究中心集中了国内外的学术力量，展开多学科、全方位的协作攻关，以解决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背景机制和发展过程问题为己任，进而探讨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1），这标志着中国文明探源的工作正式与国际接轨，将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的研究置于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的体系之中。为了表示对研究中心成立的祝贺，本文想从世界文明探源的发展现状，来谈谈我们努力的方向。 　　一、研究目标 　　最近，我国“九五”国家重点科技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验收，并被评为1999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了9个课题和44个专题的多学科联合攻关，制定了一份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三代年表（2） 。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来看，其研究目标主要是解决时代问题，尚未涉及社会演变机制的问题。 　　早在1992年11月，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美国研究中心邀请了十位权威学者，对国际学术界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和展望，认为在过去25年里各国学者就探索早期国家的兴衰原因的课题上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希望能在此基础上，为一系列理论课题提供新的启示。这些课题包括：早期国家的运作和结构、它们的规模和疆域范围、国家层次的政治和经济机构的性质、早期国家的多样性以及对它们进行系统比较的重要性（3）。对我国和西方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的视野、方法和目标作一比较，我们发现两者之间仍然存在一定距离。比如，尽管夏商周断代采取了多学科的方法，但是它的视野和目标还是以历史编年学为导向，它关注的是“何时”的问题。然而，国际上的同类研究更注重文明和国家起源和消失的原因，学者们关注的是“为何”的问题。换言之，当前国际探索的焦点是文明兴衰的因果关系，并且试图了解世界不同地区早期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共性和个性。 　　中西方学术界文明探源之间的差别，一定程度上是由学术传统造成的。我国传统史学的思维和研究方法对这项课题的研究影响至深，而且这项探索主要是由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所主持，使得传统史学关注的问题成为今天研究的基础。欧美学术界的文明起源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诸多学科共同关心的问题，自开始起就着眼于对社会、政治、经济和宗教等各项制约因素、及其对这一社会演进过程动因的探讨。于是，人口、环境、资源、战争、居址形态、贸易、葬俗、手工业、祭祀等因素，都成为综合分析的对象。
张光直先生曾对中国文明探源研究提出过这样的看法：“为什么近十年来的学者对‘中国文明是如何起源的’这个问题仅仅限制在‘中国文明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问题上来理解？为什么不讨论文明前的社会产生文明的内部的动力的问题？（4）”张先生认为，中国的材料，不管是考古学的还是历史学的，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丰富的材料，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是中国学者从一般法则上对社会科学作出贡献的最好机会。他提出，我们要打破“国学”孤芳自赏的传统，将中国社会史放到社会科学的整体框架中去研究。他为我们提出了三点建设性意见：（1）要深入研究中国的史料；（2）尽量了解学习世界史；（3）深刻了解各种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有了这三个条件，我们才能看出哪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能适用于中国，哪些理论需借中国的史实加以修正，以及从中国的史实中可以得出那些新的社会科学理论。这里的史实应当包括了考古学的最新成果。他预言，如果能够做到这点，社会科学的21世纪应当是中国的世纪（5）。 　　二、重视理论研究 　　科学进步的标志是提出高层次的科学理论。而科学的认识也不是简单的描述，即知其然，更重要的是用原理来解释事实，即知其所以然。理论开辟对某种未知事实的探究方向，提出我们认识某种现象的阐释方案。 　　诚如郭沫若所言，“我们中国的历史素来没有科学的叙述（6） ”。中国的学术传统表现为利用史实的选择和描述来表达历史学家对价值系统的主观判断，缺乏逻辑推理的抽象思维。于是长期以来，我国的历史学和在这种历史观里培养出来的考古学家，也就特别重视材料的获取和考证，而不信任主观理论，常以为“理论”不过是一种成见（7）。我国学者也常以为，经验的观察是不受任何理论影响的。只要我们不带成见地进行观察，那么经验的积累就可以上升为科学的理论。 　　其实，感官的识别并不表明你已经认出了什么。即使从大量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客观的描述和比较毕竟只涉及事物及其它们之间关系的表象，并非事物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因果关系。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要揭示现象背后的原因和规律，这些原因和规律往往不会暴露在我们直觉的视线里，需要学者们设计各种理论和方法予以解读。所以，理论的根本作用是意在解决文明起源背后“为什么”的问题。如果我们将文明起源的断代工作看作是确定一个新生儿的生日，那么文明起源的理论研究就是要解决这个新生儿是如何孕育以及怎样诞生的。
中国文明的探源工作应当从丰富的考古和文献资料来检验各种社会演变理论，并从中国的案例中发现复杂社会演进在形态上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并探究中国的案例能否对社会演变的通则性研究提供新的视野。中国也应当为目前国际上讨论热烈的文明起源的动力问题提供独特的证据和启示，比如，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到底是什么机制起主导作用？如果能够证实国际上流行的再分配机制的发展也是中国早期国家起源的动力，那么中国文明探源的实例研究对社会科学通则的完善无疑意义重大。 　　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逊对理论有以下一番说明，考古学单凭常识性解释是远远不够的。事实和现象固然重要，但是没有理论，它们不会吐露真言。考古学家和废铜烂铁收集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我们要用一套法则将那些事实和现象转化成对过去有意义的解释。过去和现在之间有一条鸿沟，需要考古学家建立一座连接的桥梁，这座的桥梁就是用来阐释的理论与方法。否则，考古学就会停留在“古物学”的时代，根据其本身特点来收集和整理器物，而不是将它们看作是了解过去的证据（8）。 　　再有，社会科学理论的探讨对于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如何从物质现象和文献记载来判断早期国家的形态至关重要。对于理论在国家探源上的意义，美国著名考古学家弗兰纳利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哺乳动物原来是由动物学家所定义，于是古生物学家可依此来分辨它们的骨骼。国家最初是由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所定义，于是考古学家才能据此来分辨其结构的形态（9）。我国学者在运用文献与考古资料来探讨二里头遗址在夏代研究中的地位问题时，一直处于缺乏共识的纷争状态，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缺乏对早期国家形态的科学理论探讨。中国的典籍中虽然有“国家”和“朝代”的称谓与叙述，但是这种称谓与叙述毕竟和现代政治人类学对早期国家所下的科学定义有所不同。因此，如何建立一种从历史事件的描述和考古现象的观察来判断早期国家形态的科学方法论，是理论探讨的关键所在。 　　三、视野与方法 　　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塞维斯提出了“原始群”、“部落”、“酋邦”、“国家”四阶段的社会进化模式，取代了摩尔根的“蒙昧”、“野蛮”、“文明”三阶段的文化进化模式。虽然人类社会的形态纷繁复杂，但是塞维斯的划分并被认为是对社会不同阶段的准确概括而为国际学术界所接受。由于人类学理论是抽象的规律概括，而历史学和考古学处理的是直观的事实，于是强调客观性的我国历史学家便会难以分辨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之间的不同，而常常下意识地偏向于相信直观的客观事实而怀疑抽象的规律。比如，我国学者对西方引入的“酋邦”概念表现出大相径庭的看法，有人认为它举足轻重，但有人则认为它没有普遍意义。其实人类学认为，处于相同发展层次上的社会，可以拥有完全不同的物质文化。比如，拥有精美青铜器的殷商完全不同于拥有雄伟金字塔的古埃及，但是两者都符合早期国家的概念。因此，世界乃至中国各地的酋邦也完全可以拥有迥异的物质文化和社会形态。我们应当慎重考虑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之间的区别，从直观的现象来从事抽象的规律认识是科学探索的精髓所在。文明起源在人类学研究的范畴常被称为社会复杂化过程，而从考古学上来分辨文明和国家起源有赖于多元文化变量的综合分析，其中有些变量较难从考古记录上予以观察，所以，这些文化变量和证据的获取需要不同学科专家的共同努力。
从考古学来分辨复杂社会的演进，西方目前已发展出一套从聚落形态来判断社会和政体发展层次，以及观察史前社会从部落向酋邦和国家发展的理论和方法。这一方法的精髓，就是从人类居址逐级向心聚合的过程和布局及规模的变迁、以及社会内部资源和能量分配上的差异来分析社会结构的等级化。其分析的变量中还包括人口规模、信息传递方式、贸易、手工业、获取战略资源的不同途径、社会结构、战争、等级、管理阶层的性质等。 　　自给自足的农业聚落和标志文明诞生的城市是差异很大的社会文化单位，因此在考古研究上应当区别对待。对于一个城市的判定不单单在于它的规模大小和是否存在城墙，而是取决于它与周边社群的依存关系，因此复杂社会的研究更侧重于一片区域中大型聚居中心和周边聚落群的整体研究，而不只是一个城址的孤立研究。研究一个区域文明和国家起源，聚落形态结构与规模的演变结合整个社群在人口、经济、社会政治形态、贸易、战争的综合分析，可以对文明和国家的孕育和发展提供非常关键的信息。 　　有一种理论认为，早期国家的复杂社会至少以三个层次的聚落形态为特点，标志不同级别的管辖机制`，这就是村、镇和城市。不同层次的社群在整个复杂社会中发挥不同的功能，维系着整个社会的运转和生存。于是，不同地位和不同等级的社群往往因为在控制战略资源和财富分配中作用的不同而会在考古记录中显示出明显的差异。比如，祭祀建筑的大小可以标示社群的规模和级别，而贵族的居所也可能和平民有所不同。酋邦和早期国家墓葬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复杂社会常有大型的墓地，对人骨的研究可以提供食谱、疾病、年龄比例、性别以及民族种群的珍贵信息，而从葬俗和随葬品上则可以清楚分辨社会成员的地位和等级（10）。 　　四、小结 　　中国文明探源可以追溯到20年代末的殷墟发掘，建国后夏代的研究成为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焦点。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大量出土材料表明，中华大地上的文明犹如“满天星斗”。这些湮没的史前文明虽然存在一定的相互影响，但是相当部分是在当地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独立形成的，并且其中绝大部分都没有能够向更高级的复杂社会演进。因此，在探讨文明起源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探索文明消亡的原因。像良渚和三星堆等一批史前璀璨文明的兴衰，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案例来进行文明起源和发展不同轨迹的比较研究。如果我们能够搞清楚中华大地上文明兴衰的不同机制，21世纪是社会科学的中国世纪将成为现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的成立为多学科的联合攻关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舞台，我们热烈期望在国内外专家的同心协力之下，充分发挥国内专业力量的优势，并努力吸收国外的先进理论与方法，一定能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使中国的文明起源研究为世界社会科学对人类古代社会史研究提供通则性的认识，让中国的学术成就跻身世界学术强国之林。注释 (1)发刊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1年1期。(2)李卫，解冰，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重大，《夏商周年表》正式公布。中国文物报，2000年11月12日。(3)Marcus,JandFein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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