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7月3日开始，国家档案局以每天一人的方式公布45名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第一个公布供词的战犯叫铃木启久，侵华日军第117师团中将师团长。从他的供词中截取一段，就足以骇人听闻：“只我个人记忆即杀害了5470名中国人民，烧毁和毁坏中国人民的房屋18229户，其实际数字很(可)能还多。”

1956年，铃木启久等45名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上接受了正义的审判。这次审判，没有一名日本战犯被判死刑。另有1017名战犯免于起诉，释放回国。中国人的宽容让世界惊叹。

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些日本战犯的表现：所有战犯都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甘愿伏法，甚至主动要求以死谢罪。二战后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上，从没有出现过这样全体认罪、悔罪的日本战犯。

1964年3月，全部日本战犯被释放回国。1000余名经新中国改造的日本战犯，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他们以罕见的勇气和坦诚，揭露侵略战争的罪恶，在日本为“中日永不再战”奔走呼号。

当年关押、改造日本战犯的管理所，被他们称为“再生之地”。曾经被日本军国主义豢养成的嗜血恶魔，在新中国找回了良知，一个个被战争机器扭曲的灵魂，回归人性。

“一个不跑，一个不死”

1950年7月19日，一列由苏联开来的闷罐列车驶入了中国边境小城绥芬河火车站。

通常，国际列车要在这座车站进行换轨。苏联铁路的轨道宽度为1520毫米，中国使用的是1435毫米的标准轨。而这趟列车要交换的不是轨道，是“乘客”。密不透光的闷罐车中，装载着969名日本战犯。

中国的押运专列就停在站台另一侧的标准轨上，等待着把这批日本战犯运往抚顺的战犯管理所。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击溃了日本关东军，一下子抓了60多万日本俘虏。这些俘虏被悉数押到苏联境内。二战期间，苏联丧失了2000万人，日本俘虏们被用来填补劳动力的巨大缺口，多数送到了西伯利亚强制劳动。后来，苏联逐渐遣返日本战俘。据苏联方面的统计，共有577567 人被遣返回日本，另有大约十分之一的日本战俘因为气候、疾病等原因死在了苏联。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访问莫斯科，中苏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商定，苏联将在押的日本战犯和伪满洲国战犯移交给中国，按照新中国的法律进行处理，以宣示新中国主权国的地位和权威。

移交给中国的969名日本战犯，是苏联方面认定的“犯有反对中国人民的重大罪行”者。

中苏双方的交接仪式在绥芬河镇(今改市)机关的会客厅进行。文件手续履行之后，中方宴请了苏联拘留管理局押送战犯的负责人。据中方接收代表之一、时任东北公安部政治保卫处执行科科长董玉峰回忆，当时正是“中苏友好万岁”的时候，双方极为亲近，频频举杯，他很快就被苏联人灌倒了。而同行的干部记得，苏联拘留管理局的克雷托夫中校在酒酣耳热时说：“这些战犯都是极端反动、顽固不化的坏蛋，是不可教化的一群恶棍，只有杀掉。”

这样的评判，无论是一句酒话，还是出自他们关押日本战犯时的真实感受，都不会影响中国方面对待日本战犯的态度。中国方面接收日本战犯的要求是“一个不跑，一个不死”，这是周恩来总理在布置接收工作时特意嘱咐的。

董玉峰负责监管，他接受任务时就对这个要求有顾虑，“一个不跑”容易，“一个不死”有难度。这些战犯都知道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累累血债，他们自然会猜想中国人民惩治他们的下场，路上难免发生意外。

苏联方面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用一个谎言稳住了日本战犯--至少在交给中国之前能够稳住。不止一个日本战犯曾回忆道，苏联人将他们押送到闷罐车上时，给他们通知的是“途经中国返回日本”。

苏联闷罐车的车厢门在20日打开，押运人员点着名把日本战犯一个个提出。中方接收人员在站台另一侧重复着他们的名字，日本战犯一一应声，在荷枪实弹的中苏士兵警戒下，登上了中国的押运专列。

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赵毓英也在中国一侧的队伍中，注视着日本战犯惊恐、犹豫地走过几步之遥的站台。她回忆说，那些战犯们一个个缩头缩脑，要么低着头，要么四下张望，一看就是特别紧张、惊慌。再加上当时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苏联闷罐车像桑拿房一样，这些日本战犯衣衫不整，汗流浃背，蓬头垢面，要多狼狈有多狼狈。只有几个穿着马靴的高级军官，还在腆胸叠肚地撑着门面，可是那身军服又脏又破，一块一块地印着汗渍，实在衬不起他们装出来的形象。

赵毓英出生于伪满洲国时期的沈阳，她说自己有一个“亡国奴童年”。看到侵略中国的日本鬼子成了中国的阶下囚，“我心里那个解恨，你们也有今天!”

赵毓英那时候刚刚从沈阳中国医科大学毕业，而且学的是高级护理专业，人生轨迹本该和监狱、囚犯没有任何交集。而在她毕业的前一天，学校通知她和另外两个品学兼优的同学一起去东北战犯管理所报到，临时执行3个月的秘密任务。到了管理所，她才知道这项秘密任务就是去接收日本战犯，当时也想不到，从此和日本战犯有了几十年的不解之缘。

赵毓英等专业医护人员随行，只是中国接收日本战犯的安全准备之一。中国的接收人员已经给他们的行程做了周详准备。

接收日本战犯的火车是东北铁路局安排的专列，不是苏联所用的闷罐车，而选用了客车车厢，每个人都有座位，舒适得多。车厢窗户都被锁死，并且用报纸糊上。此举既是为防范战犯跳窗，也是为避免他们遭遇伤害--如果备受日本侵略荼毒的东北群众看出这列火车的“乘客”，很难保证不会有过激举动出现。

每节车厢有一名看守员值班，但不配备武器。车头到车尾的押运指挥所架上电话，以便处理意外情况。

给日本战犯准备的食物是在哈尔滨购买的几千斤白面包和几百斤香肠、咸鸭蛋。苏联的押运人员看到这些食物都眼馋，比他们吃的黑列巴好得多，交接完成后，直接张嘴用他们的咸鱼干换走了几箱面包。

在中国的火车上，日本战犯吃的第一餐是大米饭和东北大炖菜。赵毓英记得，那些日本人吃得狼吞虎咽，丝毫不顾形象。一个战犯告诉她：“已经五年没吃过这样的饭菜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苏联期间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天的食物只有1斤黑面包加盐水汤。饥饿之下，他们吃过野菜、蛇，甚至老鼠。

可口的食物，中国看守人员严格却并不凶恶的态度，让日本战犯们心里安稳下来，一路上惟一的意外，是一名战犯突发急性阑尾炎。赵毓英等医护人员在牡丹江车站下车，将他送入医院及时救治。

两天一夜之后，专列于凌晨3时抵达抚顺。战犯管理所已经作好接站准备，沿途所经路面实施短时间戒严，除将官级战犯和病号坐车以外，其他战犯集体步行押送监区。

黎明前的黑暗之中，抚顺东北战犯管理所两层高的主楼只是一个黑黢黢的轮廓。日本战犯行进的队列中忽然一阵骚动，有人认出了这座建筑，以及它曾经让人不寒而栗的阴森恐怖。

战犯管理所

矗立在日本战犯眼前的战犯管理所，在他们的口中原本叫做“抚顺典狱”，是1936年日本关东军修建的。14年前的监狱建造者，14年后沦为狱中囚，历史的巧合，像一个巨大讽刺。

更为巧合的是，这一行日本战犯中有个大村忍，曾在抚顺典狱担任了10年典狱长，对这里的恐怖与血腥再清楚不过。

抚顺战犯管理所保留着大村忍的笔供，里面记录着他担任典狱长时的所作所为：“我曾亲自审问，加以拷问，方法是戴手铐脚镣、用竹刀打等……”“1945年6到8月，病死五六名，当处理尸体时，没有将部下监督好，埋得很浅，尸体被狗拉出……”

依照大村忍的经验，凡是被关进这座铁牢的人，必然经历的是残酷折磨，最终结果多数是死亡。

即便是没有到过抚顺的日本战犯，也大多对这个伪满洲国时期重要的煤炭产地早有所闻。在苏联期间的几年苦役生涯让他们猜测：“完了，要在这里挖煤了却一生了。”

抚顺战犯管理所原管教刘家常告诉记者，很长时间以后，这些战犯才袒露了他们进入管理所时剧烈的心理波澜。“他们想得太多了。”刘家常笑着回忆，管理所选址在原抚顺典狱，既没有羞辱他们的意思，也没有让他们服苦役的想法，恰恰相反，这个选择是为了给他们提供了更好的关押条件。

不过，若是对抚顺典狱寻根问源，这些日本战犯更要哭笑不得--日本人修建它的名目，就是关押违法的日本人。

日本扶植伪满洲国成立之后，把满铁附属地的行政权“移交”给了伪满洲国，并撤销了日本的治外法权。这不过是为了配合伪满洲国政权成立的一场表演，日本侵略者的戏倒是做得很足，抚顺典狱就是一个戏码--日本人在伪满洲国犯了法，不再受治外法权庇护，也要进监狱。于是，日本侵略者建起了当时的“模范监狱”，建筑、牢房的标准比一般监狱要好很多。

典狱长大村忍最清楚，这座监狱关押过的数千人中，没有几个违法犯纪的“日本臣民”，绝大多数都是中国的抗日志士。“模范监狱”的外表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

抚顺典狱原有建筑面积6600平方米，其中有1/3以上的建筑是用做刑讯的地方，仅刑具库就占了100多平方米的房屋，刑讯室、绞刑室、试验室、“镇静间”等，一个接一个。

在接收这批日本战犯之前，东北人民政府司法部投入近40万元对这座监狱进行了改建，给监房安暖气，扩大窗口，新建礼堂、医院和浴池等，彻底清除各种刑具和刑讯室，处决犯人的刑场被改建成运动场，用于折磨抗日军民的“镇静间”变成了理发室和浴室……狱中甚至还辟出了一个图书室和一个电影放映室。

进入修葺一新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日本战犯们依据职务被分派监舍。

狱内共有7栋监房，其中第五、第六栋监禁校佐级以上战犯，6人一个监舍;第三、四栋是尉官以下战犯，12人一间;第七栋安排病患战犯;第一、二栋留给同样从苏联引渡回来的伪满洲国战犯。一个月之后，溥仪和他的“皇亲”、“大臣”们住进了那里。

1963年，藤田茂获得新中国提前释放。他回到日本后担任了“中归联”的会长。这位曾经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武士道精神”的忠实信徒，在年逾花甲之时成了日本和平人士的一面旗帜。他不断带领会员奔波于各地巡回演讲，介绍中国政府对战犯实行的人道主义待遇，用自身经历劝诫民众反省战争。

“中归联”成立后便发起了寻找中国劳工遗骨的活动，他们收集被劫掠到日本的中国劳工遗骨、组织募捐，并护送这些遗骨回葬中国。藤田茂先后6次率团护送劳工遗骨返回中国，不停地邀请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访问日本，但他最终还是没能等到后者成行的那一天。

1984年，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第一任所长孙明斋等人率团访问日本，“中归联”包括藤田茂在内的众多老兵已相继离世，亲人们捧着骨灰前来迎接，以了却这些老兵的心愿。藤田茂去世时，身上穿着1972年周恩来总理赠给他的中山装。

1988年，“中归联”会员集资22万元人民币，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建立起一座洁白如玉的大理石谢罪碑，碑后用中日两国文字刻着这样的文字：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中，我们犯下了放火、杀人、掠夺等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收容期间却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和人民的革命人道主义待遇，从而使我们恢复了人的良知……在此立碑，向抗日殉难烈士表示真诚的谢罪，并发誓绝不允许再次发动侵略战争，为和平与日中友好作出贡献。

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归还者”离开了人世。到2002年时，活着的“中归联”成员仅剩100余人，多数也已是风烛残年。这一年，最后一任会长富永正三去世，“中归联”不得不面临解散的命运。

实体可以消弭，精神依然延续。“中归联”宣布解散的当天，“抚顺奇迹继承会”宣告成立。它的成员是“中归联”会员的后代子女和一群致力中日友好的日本青年。他们继续记录侵略战争证词，编写季刊《中归联》，继承了反战老兵们的夙愿。

“抚顺奇迹继承会”在证明着，历史不会因为一个特殊人群的消失而被遗忘。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谢罪碑旁，一簇牵牛花爬满篱笆。

这些花的种子来自一个叫副岛进的战犯。在他获释回国前，中国管教员送给他一把牵牛花籽，告诉他说：“你来中国的时候拿着武器，回日本的时候带着这些花种。希望你再来中国的时候，手里拿着的是鲜花。”

回国后，副岛进把花种栽在自家院子，悉心照料，并将结出的花籽分赠给邻居。2007年副岛进去世后，他夫人把新培育出的牵牛花籽回赠给抚顺战犯管理所。

在日本战犯的谢罪碑旁，这些牵牛花旺盛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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