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之战：刘伯承出奇谋 “乱”中取胜扬国威
中印反击战
1962年10月的中印边境战争，从印军侵略挑衅开始，以我军自卫反击大获全胜结束。战后在总结这场战争的特点时，罗瑞卿总参谋长用一个“乱”字作了概括。而造成这场“乱”战的直接责任人就是刘伯承———战争开始阶段，印军在前苏联和美国的双重支持下，很快在主战场———喜马拉雅山所谓的麦克马洪线雪山营地建立了居高临下的指挥部，由考尔中将坐镇指挥。而我军为了爬山，部队只得留下辎重，轻装前进。为防万一，先头部队派出尖兵往往要拉成几里路的长蛇阵，从尖兵连、尖兵排、尖兵班到尖兵组，都隔着相当一段距离，就连尖兵组的三个人，也还要再次分开走，最前面的一个战士用铁锹敲击冰雪，刨出一个脚窝，往前挪动一只脚，再刨出第二个小坑。动作要格外小心，稍有大意，震裂了冰层，刹那间便会大祸临头———冰雪迅速炸裂，崩溃塌陷。
在中央军委的作战会议上，刘伯承说，青藏高原我没去过。不过根据经验，有水必有路。兵无常势，我们不妨换一种思路，沿着水流的方向行进，或许还是一支奇兵呢。毛主席当即拍板决定：正面仍由小股部队佯攻，继续迷惑敌人。为慎重起见，先由一个师寻水探路，隐蔽接敌，成功后，再由大部队跟进。
这个师选择了中国、印度、锡金三国交界的东线亚东，那里尚未交火，不大引人注意，但印度已有兵力驻守。我军先遣团在前面开路。刚出发时指战员们的高原反应还是很明显的：迈不动步，喘不上气，体弱的战士往往要拉着马尾巴才能前进。但走着走着，冰雪没了，脚步轻了，呼吸畅了;走着走着，皮大衣脱了，棉衣也穿不住了，路边草木也绿了;走着走着，看到一望无际的稻田……侦察员回来报告：前面已到锡金国境。
但在边境线上锡金士兵却阻止我军，不让通行。恰巧这时我们看见有少数印度军人从其境内逃跑，便义正辞严地质问锡金士兵：同样是友好邻邦，为什么允许印度人通行，而阻拦我们?他们支支吾吾答不上来。指挥员将手一挥，战士们便迅猛追击过去……战事进行得顺利极了：等候在麦克马洪线前沿与我军决战的印军，做梦也未想到在他们屁股后边出现了中国军队，吓得他们屁滚尿流，溃不成军。除二战时曾打败过日军、被誉为“印度的骄傲”的那个营有些战斗力，打得比较顽强外，其余皆稍触即溃。
由于战争进展太快，大大出乎敌我双方预料，战场一度出现混乱：印度侵略军后院起火，晕头转向，乱作一团。就连考尔中将也因信息不通，还乘坐前苏联先进的米-8直升飞机和美国军事顾问一起贸然视察亚东一线。刚下飞机，便遇上我军，差点当了俘虏。他们急忙扒上牛车仓皇逃命，丢下座机给我军当了战利品。我军先头部队孤军深入，在后续部队尚未到达的情况下，为抓住战机、扩大战果，遂分兵歼敌，也导致战斗序列散乱。但在同样乱的情况下，我军是形散而神不散，各自为战，士气高昂。像战斗英雄庞国兴(陕北人)就是在追击中与部队失散的情况下，根据军衔大小，又先后与兄弟部队两名同样与原部队失去联系的、彼此互不相识的战士组成战斗小组(他是下士任组长，另两名战士分别是上等兵和列兵，为组员)，不失时机地歼敌立功的。而印军则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成了一群乱撞的无头苍蝇。
东线我军的成功，立即在西线、中线产生连锁反应，我军风扫残云，气吞江河，战事只进行了十多天，先锋部队便推进到距新德里只有300多公里的地方。印度首都一片惊慌，大街上修筑工事，市民们争相出逃。
就在印度举国慌乱之际，毛主席审时度势作出了撤军的决定。我军返回传统习惯线(即实际控制线)，并主动后撤20公里，与印军脱离了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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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取得胜利后为什么会后撤20多公里，很多人不理解，甚至颇有微词，反毛者也利用这一点大肆攻击毛不顾民族大义。老实说我手头并没有足以解释这一令人惊讶的奇特现象的资料，以前我实际上对此也很不理解，但是认真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后，如下几个原因也许可以说明问题：
1、给养困难
记得以前到四川上大学的路上曾经遇见过从四川到西藏打工返乡的农民，他们是去给驻藏边防哨所背粮食的，1斤粮食给4块钱的运费 ——这已经远远超过了粮食的价格本身。而在89年，4块钱并不是小数目。据他们说他们一次背大概50斤左右的粮食，然后在高海拔地区翻山越岭，经过2~3天达到目的地后返回。由此可见，维持给养的困难程度。往前推近30年，当时的给养困难程度大概要坏很多。我曾经在青海牧区工作过4年，现在也常去牧区出差，尽管现在公路建设成绩斐然，但是假如没有公路系统，运输将非常困难，一些高山不花一天多时间是根本不用指望翻过去的，如果身上还带有物资，那就更难说了。不过，高原的大部分地区还是很适合大兵团作战的，关键是高山纵横的地区，只能靠人和飞机来作战——尤其适合武装直升飞机。
至于大炮坦克之类的，是很难发挥作用的。但是在印度一方，情况则要好得多，他们的军事运输至少不需要像中国这样穿过数千公里青藏高原，尽管在高山地区他们的军队同样面临无法展开的局面，但是至少在把军事物资运送到战区方面，他们占有绝对优势。什么意思呢?即中国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无法在后勤上保证长期大规模作战。因此，假如中国不后撤，那么回过神的印度就可以通过长期的小规模侵袭战来消耗中国，中国实际上是很难确保不被迫后撤的，而这对于国家的声誉是很大的损害。而主动后撤，算是给足了印度面子，印度在法理上难以找到继续长期战争的条件，而中国则可以赢得没有霸权野心的好名声，是非常有利于团结对霸权主义深恶痛绝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因此，由于给养困难导致的主动后撤使中国避免了陷入长期被动局面的境地，2、美苏的压力和中国的核计划。
当时中国刚刚度过3年困难时期，国力空虚，而在1962年中印战争期间，美苏及其集团都公开站在印度一方反对中国，如果战争长期化，在美苏集团的支持下，中国很难在中印边境地区维持长期的战争，而且可能面临来自苏联的侵犯(当时苏联就重兵压境使人不得不防)。因此通过主动后撤，不仅使印度失去了继续战争的借口，而且也让苏美集团无话可说，避免了陷入被动的局面。同时，中国当时正在全力以赴研制核武器，在这一过程中美苏都在威胁要对中国“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息事宁人，有助于核计划在较小的风险下顺利完成。我们设想一下中国前推之后并不后撤，与在美苏集团支持下的印度交火，美苏集团对中国所能采取的当然是更尖锐的对立态度，此时中国的核计划受到打击的可能性就要远远大于较和平的状态。
3、中国打破封锁走向世界的战略需要
当时中国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一方面是西方集团的封锁，另一方面是苏联集团的敌视，同时国内刚经历3年困难时期急需恢复，因此中印冲突并不是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中国需要争取长期的和平发展时期来恢复和发展生产，增强国力。同时通过后撤而平息战争，中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息西方集团对中国的敌视，使强加在中国身上的邪恶的性质多少得到点澄清，有利于摆脱孤立的处境。实际上，中印边境冲突后不久，1964年1月，中法之间就建立了外交关系，打开了中国与西方正式交往的大门。我们设想如果中国当时仍旧陷入与印度的持久战争中，这种局面是不会出现的。由于战略目的的需要，不仅苏联，西方国家恐怕还会采取严厉的措施打压中国为数不多的穷朋友，使中国更加孤立，对中国重返国际舞台的战略是极其不利的。另外当时中国正在输出革命，对于来自印尼之类的国家对中国试图控制其国家的说法而言，主动后撤之类的也算是回击。
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战争中的彻底失败，使尼赫鲁(时任印度总理)乱了方寸。他不与任何人商量，独自向美国总统肯尼迪求救，要求派轰炸机和军队与中国作战。印度国民也从未经历过如此失败情绪的冲击，全国陷入一片混乱。可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军队却单方面宣布停火，并主动撤退到1959年11月中印实际控制线后20公里，希望以此推进谈判，恢复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
而印度政府却未能理解中国的善意。他们认为中国军队的“惩罚”大大伤害了印度的自尊和体面，并把中国主动释放全部被俘人员、所缴武器和军用物资也说成是阴谋。印度政府对中国的诚意根本不予理睬，并拒绝任何形式的谈判，反而指使其军队重新占领被中国军队赶出去又后撤的全部12.5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中印战争后，印度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不结盟政策”，并迅速向美国靠拢。1970年英迪拉·甘地政府与苏联签定了为期20年的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双边条约。条约明确规定，双方“保证不向与另一方发生武装冲突的任何第三方提供任何援助，在一方遭到进攻或进攻威胁时，应立即共同协商。”当时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说，如印发动战争，苏联将在军事、外交上全面支持印度，并牵制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与此同时，印度为了报边界战败的一箭之仇，开始了全面的扩军备战，并专门组建了针对中国军队的“山地师”部队。“中国威胁论”也从此笼罩印度大地，中印关系进入了冷冻期。
直到1969年元旦，英迪拉·甘地政府迫于国内外局势发展的需要，表示愿与“中国进行有意义的会谈，以寻求中印争端的解决”。中国政府自然表示友好的回应。1970年“五·一”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印度驻华临时代办米什拉时说：“我们总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么吵下去么。”毛泽东当时还请米什拉代为问候印度总统和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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