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之西晋灭亡（林洛）
五胡之西晋灭亡（林洛)二6.1.纵论优劣
民族之间的差异，以为《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描述将民族之差异写得尤为深刻，特载于下。
汉使或言曰：“匈奴俗贱老。”
中行说穷汉使曰：“而汉俗屯戍从军当发者，其老亲岂有不自脱温厚肥美以赍送饮食行戍乎？”
汉使曰：“然。”
中行说曰：“匈奴明以战攻为事，其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守卫，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轻老也？”
汉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无冠带之饰，阙庭之礼。”
中行说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其约束轻，易行也。君臣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详不取其父兄之妻，亲属益疏则相杀，至乃易姓，皆从此类。且礼义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极，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筑城郭以自备，故其民急则不习战功，缓则罢於作业。嗟土室之人，顾无多辞，令喋喋而?々，冠固何当？”
这一段还是有点晦涩，先来翻译一下。
这是西汉初年汉朝的使臣与代表匈奴的汉朝降人中行说之间的一场辩论。
汉使：匈奴的风俗不尊重老人。
中行说：那么就说汉朝的风俗吧！如果家里有人轮到戌边或当兵出发时，老人和长辈难道不是都将自己暖和的衣服脱下来给他们穿，把自己的好食品给他们带着吃吗？
汉使：是呀！
中行说：匈奴人明确以战斗进攻为主要任务，年老体弱的人没有战斗力，就将自己质优味美的食品给强壮的人吃，也是为了自己能得到他们的保护，这样父子双方都能获得长久的安全，怎么能说匈奴人轻视老人呢？
汉使：匈奴人父子睡在一个帐篷中。父亲死了，儿子娶自己的后母。兄弟中有人死了，就娶他的妻子。没有衣冠服饰，也没有宫廷礼节。
中行说：匈奴的风俗，大家吃牲畜的肉，喝它们的奶，穿它们的皮。牲口根据水草条件，随时转移。所以情况紧急时人人都能骑马射箭，平时大家就喜欢随随便便。因为没有什么约束，所以容易管理。国君与臣子的关系很简单，全国的政务就像一个人指挥自己的身体一样方便。父子兄弟之间相互娶对方死后留下的妻子，是为了防止种族灭绝。所以匈奴再混乱，也要尽量保存自己的后代。你们汉朝的礼法制度虽然详细，父兄死了子弟不娶他们的妻子，但亲属疏远一点就互相残杀，甚至灭绝宗族，干的都是这类事。况且礼法太繁琐了，上下都不满意；宫室盖得太好了，劳动力消耗就大。你们百姓一有紧急情况也不会作战，平时却整天忙于劳动。可怜你们这些住在土屋子里的人，虽然衣服穿得整齐，帽子戴得漂亮，嘴里夸夸其谈，又有什么用处？
这场辩论基本上可以反映出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所在和原因。
站在汉人立场上，是无法理解匈奴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因为这些匈奴的文化是适应匈奴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
我们用用汉人的标准来衡量其他的民族，本身就是可笑的。事实上汉人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所谓的汉文化优越性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罢了。
这里特别提出的一点是，匈奴有父亲死了，儿子娶自己的后母的习俗。
王昭君也有过这样的遭遇，只是史学家不愿提及罢了。
“南郡秭归人，名嫱，字昭君。元帝时以良家女选入宫中。竟宁元年(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和亲。嫱自请妻单于，称宁胡阏氏。呼韩邪单于死，上书求归汉，成帝不许，命其遵匈奴习俗为新单于之阏氏。”
想必那时候的王昭君一定很尴尬吧，然而后世的史学家也许感到更加尴尬，所以他们故意忽略这件事情，而我们也就很少人知道王昭君有过这么回事情。
其实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历史，基本上都是经过过滤的。
前汉第二任皇帝刘聪，是建国者刘渊的第四子，他娶了后母单氏，并且立单氏的儿子、他的同父异母弟弟刘义为皇太弟。?前汉第三任皇帝刘粲，娶了后母靳月光、靳月华（刘聪的老婆）。?
于是我们就能够了解，在五胡史中刘聪与他母后单皇后的暧昧关系，其实是有原因的。在匈奴习俗历史这根本是很正常的事情。后世史评家习惯评价刘聪的荒淫、暴戾，首先就引用单皇后的例子，然而固然刘聪是荒淫、暴戾，但是在单皇后这件事情上，刘聪还是背了黑锅的。
这也反映了当前的社会现实，我们习惯于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汉人习惯于用自己的伦理道德要求少数民族，而不顾实际的情况和区别，妄加指责，这是毫无道理的。事实上，美国对中国也有类似的指责，尽管中国某些方面做法的确有问题，但是也并非美国的指责都是恰当的。
五胡时期，谋朝篡位的事情发生的特别多，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对于五胡来说，力强者胜之，是很自然的事情。
然而最讲仁义道德，礼仪廉耻的汉人又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知道曹操要受魏公之位，加九锡的时候，重臣荀?曾经竭力劝阻，曹操要加封魏王的时候，中书令荀攸也竭力劝阻，认为“丞相官至魏公，荣加九锡，位已极矣。今又进升王位，于理不可。”最后荀攸因此事“忧愤成疾，卧病十数日而卒”，曹操“厚葬之，遂罢魏王事”。
曹操最终还是没有篡位，倒是大骂曹操是“汉贼”的刘备和孙权自封了皇帝。
曹丕篡位的时候，还有符宝郎祖弼叱曰：“玉玺乃天子之宝，安得擅索！”，最后被推出斩之，“大骂不绝口而死”。
司马炎篡位的时候，也有黄门侍郎张节大骂“欲行此事，是篡国之贼也！”，结果被“乱瓜打死于殿下”。
再到后来，就一代不如一代了。
赵王伦篡位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大臣劝阻。
没有实力的皇帝谁也不会放在眼里。
石勒曾经“帅轻骑追太傅越之丧，及于苦县宁平城，大败晋兵，纵骑围而射之，将士十馀万人相践如山，无一人得免者”。把太尉衍、襄阳王范、任城王济、武陵庄王澹、西河王喜、梁怀王禧、齐王超、吏部尚书刘望、廷尉诸葛铨、豫州刺史刘乔、太傅长史等等亲王大臣全部都抓住。
这个时候，王衍昂首挺胸，站了出来，居然首先“具陈祸败之由，云计不在己”，先把自己的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而且“自言少无宦情，不豫世事”，最后竟然无耻的“劝勒称尊号”，仅仅是为了“冀以自免”。而其他的王公大臣们也都是“众人畏死，多自陈述”。
王衍是历史上那位把钱叫做“阿堵物”的奇人，曾为宰相。
王家在东晋时期可是赫赫有名。
王衍弟澄为荆州都督。王戎，竹林七贤之一。惠帝时官至尚书令、司徒。
王衍族弟王敦，东晋“王司马，共天下”的重要人物，任东晋大将军、荆州牧。是为权臣。
王导，任为东晋丞相，居中执政，与其堂兄敦外掌兵权。“王与马，共天下”的重要人物。历仕元、明、成三帝。
王家更有我们熟悉的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等人。
琅邪王家是西晋东晋时期最著名的世家。
唐代刘禹锡的乌衣巷诗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是指门第高贵的王、谢两家世族。
谢家就更是人才辈出了，东山再起的谢安、东晋名将谢玄、都督谢石、辅国将军谢琰、咏絮才女谢道蕴、山水诗人谢灵运，李白诗中“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指的是谢?，他是谢灵运的堂侄，被称做“小谢”。
由此可见，王家在当时有很高的地位和很大的影响力，按道理身为名门望族代表人物的王衍应该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可是王衍竟然毫不在意的推卸责任，一被抓住就主动提出请求石勒称帝的建议，这种厚颜无耻在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王衍被誉为“清谈误国”的著名代表人物。他的口才很好，他之所以有这种言行，固然反映当时的士族根本没把皇帝当成一回事的现实，但是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样的言论还是令人瞠目结舌的。
然而石勒痛斥王衍说，“君少壮登朝，名盖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无宦情邪！破坏天下，非君而谁！”。
石勒狠狠教训了王衍一番，说您年轻的时候就担任国家要职，名扬四海，身居重任，一直到现在一把年纪，还奢谈什么不想当官？西晋到现在这样面临亡国的局面，不是你的错还是谁的错？
史书上没有记载王衍听到这句话后是什么反映。但是想来，王衍纵然是清谈之士，辩才无碍，然而对石勒这一针见血的指责，只怕也是哑口无言了吧。
王衍求荣反辱，真是令人称快。
这里的一个疑问是，为什么汉人的官员，甚至是王衍这样位高权重的高官，甚为爱惜名声，西晋时期汉人士族最有名的代表人物，竟然会这么无耻呢？
大概和晋朝时期清谈之风盛行有关罢。
司马氏掌权的那个时候，杀人杀得太多了，敢说话的人都给杀了，于是只留下了只谈风月、只谈鬼神的社会风气，人都变得无耻起来，只求苟活，什么骨气、尊严都抛之脑后。
相比之下，为汉人所瞧不起的五胡，他们直爽、豪放的表达反而显得更加可爱得多。
史书有载。
石勒重用汉人张宾。张宾卒，后赵王勒哭之恸，曰：“天不欲成吾事邪？何夺吾右侯之早也！”其后程遐代为右长史。遐，世子弘之舅也，勒每与遐议，有所不合，辄叹曰：“右侯舍我去，乃令我与此辈共事，岂非酷乎！”因流涕弥日。
真情流露，很是感人。
秦王符坚，当王猛死后，“坚比敛，三临哭，谓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壹六合耶！何夺吾景略之速也！”
这些少数民族的优秀领袖们，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宽以待人，重视人才，远远胜过了与他们同时代的汉人皇帝。
那个时候的汉族，从皇帝到大臣，从文人到平民百姓，难道算是优秀的吗？
我时常想，难道这个世界上真正所有民族都没有优劣之分吗？难道我们真的应该相信所有民族只存在文化、习俗上的差异，但是他们都是优秀的吗？
民族平等的说法，我无法反驳。但是我认为，绝对不是每个民族在每个的历史时期都是优秀的。
我们是优秀的民族吗？
有人告诉我，一个优秀的民族至少应该是团结的。
西晋那个时候的汉族算得上是团结吗？我们今天算得上是团结吗？今天的阿拉伯人算得上是团结吗？
我只知道，日本人是团结的，以色列人是团结的。
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是不是团结的。
一个优秀的民族应该是自强的，善于学习的。而不该是自欺欺人，躺在过去的成就上睡大觉的。当然，也不是崇洋媚外，外国的一切都好。
6.2.纵论民族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意思的提法。
梁启超就曾经指出“故凡满洲人，今皆中华民族之一员。”
然而孙中山那个时候，中国同盟会提出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显然没有把满人当成中华民族的一员。
可见中华民族被提出来也不过短短几十年而已。
可是我们现在看历史，竟然都变成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曾经的民族矛盾完全被完全给忽略不计，岳飞他们居然也不能算中华民族的英雄，只能算是汉族英雄了，搞不好还背上个妨碍民族团结的罪名。
中华民族的概念也很含糊，我们填写民族，无非是汉族、苗族、朝鲜族这些，也没看见谁写自己的中华民族，可见从来没有一个中华民族的民族。
史学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推出了另外一个民族概念，炎黄子孙。于是各个民族就都变成了“五百年前是一家”。
这一点在五胡时候也有反映。
《汉书》提到，“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
《晋书》记载如下：
“石勒，上党武乡羯人也。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
“慕容?，字弈洛瑰，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
“苻洪，字广世，略阳临渭氐人也。其先盖有扈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
哦，这下可好。匈奴、羯、鲜卑、氐、羌都是炎黄子孙，所谓的“五胡乱华”只原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
汉人愿意这么想，五胡当然满意。
于是五胡也都强调自己原来是炎黄子孙，只是后来由于生存条件不同，而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习俗。所以入主中原后，都是以正统地位自居，匈奴的刘渊建国干脆就自诩为汉朝的后人，打出“汉”的旗号。
然而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吗？
《史记》中说，黄帝是“少典氏之子，姓公孙，名轩辕”，黄帝的主要成就是在阪泉打败了炎帝，在涿鹿打败了蚩尤，被诸侯一致推为“天子”代神农氏；又搞“封禅”什么的，好像是人间帝王一样。
然而事实上，那个“圣人御极”的“郅治之世”，也就是四千多年前，中国尚处于新石器时代，黄帝不过是一个野蛮人的部落头人而已。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唐、虞（按指尧、舜）以前，无得而详考也，然衣裳未正，五品未清，婚姻未别，丧祭未修，????（群兽奔跑，草木芜杂），人之异于禽兽无几也”。
黄帝是个“异于禽兽无几”的东东？
中华第一王朝夏朝是先于各部落第一个成型的国家，但也不过是一个部落盟主而已。夏商周三代，本质上讲，都不是一个统一的大王朝，不过为诸侯部族的首领而已。可想而知，夏之前的三皇五帝是怎样一个概念。
一般的认为当时炎、黄只控制着黄河中游一小块土地，方圆不到千里。神农氏、蚩尤这些其它部落的只是和炎、黄有过征战，但是并不是说神农氏、蚩尤这些部落都灭绝了，他们的后代一样也遗传了下来。
至于战国文献《世本?帝系》提到，“黄帝造火食、旃冕。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数，著调历（历法）。黄帝使伶伦造磬，垂作钟，沮诵、仓颉作书，史皇作图，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胡曹作衣，於则作扉履，雍父作舂，雍父作杵臼，夷牟作矢，挥作弓，共鼓、货狄作舟。”
那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我们炎黄子孙的说法是很成问题。
今天的中国拥有五十六个民族，非汉族的五十五个民族中，像俄罗斯、塔吉克、乌兹别克等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同炎黄二帝拉上血统关系，难道他们也得称为“炎黄子孙”吗？在台湾和东南一些海岛的先民中有马来人的成分，岂能滥用炎黄子孙的概念？
《淮南子?修道训》：“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卫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人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听之，正领而诵之。”就深刻的道出了这种不正常现象的风气。
中国人长期以来就受到这样的偏见和迷信的影响，遗毒至今。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沿用中华民族、炎黄子孙这样虚妄的概念，而始终不敢提及“汉民族”主义呢？
道理也许很简单。故意混淆民族的概念，这样做的是很能缓解现在的民族矛盾。
而且，基于避免民族矛盾的考虑是有极其现实意义的。
一般估计，主要考虑的是藏独和疆独的危害。
首先，西藏自治区位于中国的西南边陲，以青藏高原主体，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和“地球第三极”之称。西藏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八分之一强。
问题在于，西藏的独立必然会与中国有极大的矛盾。在战略上，西藏要独立必然会和印度结盟，而这是中国最不愿意看到的，如果没有西藏的屏蔽和西藏高原的掩护，中国将面临极大的内部隐患的威胁，更不用说，西藏和印度结盟后，印度在西藏高原上布置导弹就可以轻易打击中国的任何一处领土。这是国家战略中不可接受的。
另一方面，西藏独立会造成其他少数民族的连锁反应。汉族人口虽占中国人口的93%，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却占中国领土面积的60%。虽然其他的民族未必会分裂，但是疆独分子能受到鼓励是必然的。
新疆160万平方千米，是我国面积最大的省区。
准葛尔、塔里木和吐鲁番盆地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石油的预测储量为200??400亿吨，天然气的预测储量位为13.07亿立方米。
假如新疆和西藏强行独立，中国严峻的现实，人口爆炸、空间拥挤、资源匮乏将会更加突出。中国将会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那样双方的矛盾将会无止境的加剧，最终将是你死我活的拼斗。
虽然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提法表面上是解决民族矛盾问题的好办法，好像中国都是中华民族组成，大家都有共同利益，所以不存在民族之间的冲突。但是这毕竟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这种定义从根本上是无法解决民族矛盾的。
就像我们不是因为美国“九一一”事件，到现在还不会知道疆独分子在中国闹得这么凶。把矛盾掩盖起来，就像那只把头塞进沙堆里的鸵鸟，无非是自欺欺人而已。
我们需要证实现在存在的西藏和新疆独立分子存在的现象，只有正视问题，才会积极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只有正视问题，才会有建设性的了解和沟通。就像我们一厢情愿的说，台湾大多数人民是同意回归祖国怀抱的。如果不是武力的威胁，我们敢让台湾全民投票决定台湾的前途吗？
事实上这种最终的对抗是不利于双方的，而且对于劣势的有为不利。
更加重要的是，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淡化了作为主体的汉族特性。
其实中华民族的概念是盗用于汉族的来源，汉族本身就不是一种纯正的血统，就是民族的大融合的结果，也许中华民族的提出最终是暗示最后的民族融合，但是这样的含糊和故意混淆是无助于真正理解民族之间矛盾、差异和融合的。
我们现在汉民族传统尚武精神和民族凝聚力早就已经不复存在。随着汉族的共同理想不断消亡，它也日益失去了使自己团结强盛的民族特点，汉族渐渐变成了一群乌合之众。即使是在今天，很多的汉人也不在意认同自己的汉民族感情和身份。
汉族为什么不能说，我们要有自己的汉族主义，我们要为我们汉族感到骄傲，我们有我们汉族的利益。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放弃？仅仅是为了迎合中华民族这个虚假的概念吗？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说到：“我们必须遵循的第一条原则是民族特性。一切民族都有，或者应该有民族特性，如果他们缺少民族特性，就必须着手赋给他们以民族特性。”
而今天，为了迁就所谓中华民族的共性，我们的汉族特性还剩下来什么呢？一个没有民族特性的民族，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呢？
而且，中国现在有中华民族的特性吗？
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都失去了自己的特性，还奢谈什么中华民族的特性。
难道我们的民族政策不应该反思，究竟是不是得不偿失呢？
6.3.纵论文化
历史本来就是后人修的，因为其工作量的巨大，所以这个工作一般是国家来主修，这样的历史自然会受到执政者的影响，要求史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现实服务，所以大家看到的二十四史一样是含有功利色彩，并且有偏见的。
其实我的历史评论中，涉及到对大量历史片断的主观判断，对于资料的引用也一样是有选择性的，但是比起现在中国历史课本里的从阶级感情判断历史的爱憎分明和无辜的掩盖事实，比起小说和电视剧的康熙王朝、雍正王朝那自称是正史却又肆无忌惮篡改历史的手法来，自觉我的历史评论还是要更接近真实的历史一些。
我们说，民族的优劣并体现在智力上，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一个躺在过去所谓辉煌的荣光上睡大觉而不思进取的民族，他的文化是有问题的。当今世界不同民族生活水平和制度特点差别很大，不能不说和民族本身的文化有关系。
换而言之，虽然我们强调民族、文化没有优劣之分，但是因为不思进取，因为妄自尊大，因为不能面对现实，很多的民族和文化就这样消亡，这一点在历史上是存在的。
我们的历史书讲述的并不是真实的历史，史学家对历史的篡改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的，当然这得力于统治者的授意，怎样破除长久以来我们自以为文化天下第一的偏见是很重要的。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
汉遗单于书，牍以尺一寸，辞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
而中行说令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大长，倨傲其辞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
此当头一棒，可谓“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汉文化优越性源于强大实力的自信已经渐渐变成自大成狂的劣根性了。那么，狂妄自大的汉文化怎样解释自己诸多亡国的历史呢？
看看我们今天说历史，很自然是“三国两晋南北朝”。
问题的关键就是，史书一直将东晋作为正统。
那个时候的东晋甚至连三国时期东吴那么大都没有，只是上游以长江为界，中下游过江北不远为界的南中国。我们突然发现，中国在东晋时代，整个版图变得只有偏隅江南的一小块土地了。而纵横北方的五胡十六国，竟然完全不被史家列入中国历代纪元表，而只以东晋为正统。
为什么不承认承认五胡十六国的中国正统地位呢？
因为后世不承认非汉文化的五胡代表中国。
而西晋被认为受禅于正统的魏，统一了秦汉形成的传统疆域，又以汉人为主体民族，所以才是正统。西晋亡，晋室子弟在江东称帝，建立东晋，约百分之八十的北方中国人跟随逃到南方，史称“衣冠南渡”。所以说，西晋王朝是这时期“中国”的代表。
这样牵强附会的解释并不是开玩笑，而是真实的历史。
于是在东晋时期的北方十六国，就不算是“中国”的了。五胡十六国的少数民族的君主没有被写进“本纪”里去。
虽然我们今天承认五胡最终都融入了汉族，都变成了中国人，可是历史还是不承认这些“中国人”曾经的合法地位。
可是当时的少数民族们可不管这一套，五胡中的刘渊是匈奴人，原为晋朝大都督，封汉光侯，后被匈奴部众推为大单于，从此独立，称帝时竟毫不客气以汉高祖刘邦的传人自居。在他的心目中，他才是中国的代表。
而史学家对南北朝的判断更加可笑。
我们看史家们是什么时候才承认中国有南北两个合法政府的。
那时候的北方继续被少数民族占据，而南方的统治地位被刘宋代替。可是史学家就开始承认北朝代表北中国了。
这根本上就是莫名其妙，为什么西晋时候，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不被承认是“中国”，而一旦西晋灭亡了，北方的少数民族就可以被承认是“中国”了呢？
历史最微妙的学问就是在这里了。
因为南北朝的结果，是北朝消灭南朝而统一中国。如果北朝不是合法的中国王朝，那么最后岂不是中国灭亡了？
于是我们就能明白了史学家的深意，首先赋予北朝正统中国的地位，好像北朝统一南朝，就是理所当然是合法的中国统一。
在这样的掩饰下，中国汉人的正统地位终于保留下来。
果然是好苦心。
对五胡史来说，史学家还算是遮遮掩掩，对民族之分看得比较重，对亡国之痛也还颇以为惨痛。可是对汉人中国以后被灭亡的历史，史学家就更进一步，完全抛弃了民族之间的偏见，坚决承认少数民族的统治地位，而醉心于汉人先进文化同化少数民族的丰功伟绩了。
如果说五胡史是被史学家们强奸，至少还保留一些痕迹的话，那么只要你少数民族认同了汉人的文化，你的统治地位我就承认这类学问，根本就是一场你情我愿的通奸了。
这个时候，先秦“夷夏之辨”早已不记得了。
我们的学者们发扬光大了新的天下观，明末大儒顾炎武提出：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顾炎武提出的保天下，也就是保住汉人先进的文化，保国家，也就是保住汉人正统地位的国家。他认为两者相比，还是保天下为第一。于是只要少数民族认同我们文化，我们就可以承认他的统治地位。
而后面一句“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更是大家耳熟能详，后人读来热血沸腾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原型，不过谁也没有料想到，这句话竟然是曲解原意了。
这样一来我们从心理上很快认同满清的统治地位，我们还以“征服者被征服”而欢欣鼓舞。
难道不是吗？
为什么今天我们能看到这么多清朝大戏，这么多清朝圣君，这么多清朝清官？
今天甚至连完全与朝代无关的电影、电视都尽量往清朝靠，好像那就是我们向往已久的盛世，沾上一点边愣是就能火起来一样。
康熙王朝，雍正王朝，那一部部电视剧好像真成了我们的历史。
可笑的是，今天我们热情歌颂的康乾盛世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而已。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说道。
“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
“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
其时1748年，乾隆十三年。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提到。
“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
“在今日中国的情况下，他们除了模仿他们的邻国日本以外，却几乎没有机会模仿其他外国的先例，来改良自己。”
其时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
然而那时候的中国人哪里能听得进去这些。
纵然是今天的中国人不也是还在做康乾盛世的美梦吗？中国人现在不是最爱听“这个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类话吗？
１９世纪后期，明明是敌不过洋人的坚船利炮，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清朝的官方文件中却还写着：“大清国大皇帝恩准该夷．．．”
真是好厚的脸皮。
“大清国”，“大皇帝”，“恩准”，“夷”。
那可真是，“中国人，就是这样自信”啊。
可惜中国没有对日本也演一出“征服者被征服”的好戏！
中国人不是从来最听不得“东亚病夫”的评价吗？
是的，我们不是东亚病夫，我们也不承认中国人是东亚病夫。
但是，我们是不是“东亚病夫”，难道取决于外国的评价吗？外国人说我们是东亚病夫，难道我们就是，外国人说我们不是东亚病夫，我们就不是？
一个人有没有得病，难道是是医生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
难道清朝末年那个时候中国没有病吗？
难道那些为吸一口鸦片卖儿卖女的人没有得病？
难道那些用秋瑾的血沾着馒头以为能治病的人没有得病？
难道那些扬起脖子大声说“吓，杀头，好看”的阿Q们没有得病？
中国的病根，是在愚昧，是在麻木，是在自以为是。
我们说，我们不是“东亚病夫”，那我们就站起来。然而我们好不容易站起来后，却不肯承认曾经得过病。
却嚷嚷着，“其实我一直就没病”。
我想，不敢正视自己的过去，不敢面对曾经的错误，也许就是另外一种病的开始。
过去的伤疤都没有勇气揭的人，怎么敢于直视自己的今天的伤疤，更不要说还能做出壮士断腕的豪举。
国家进步就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国人若是不能奋进，必然将被淘汰，那些不思进取的人最好的选择就是做阿Q。
也许，一个国家是否病了，看看这个国家里的阿Q数量的多少，就可以了然于心了。
又听说日本的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想必中国又是表示强烈抗议罢。
靖国神社内供奉着大约明治维新以来246万个亡灵，其中1000多个灵位是二战中的甲级、乙级和丙级战犯，其中包括战后被处以死刑的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
我们需要注意，被认定了战犯的是1000多名，而靖国神社供奉的是246万。我们指责“靖国神社已逐渐变成军国主义”，也就是说把那246万都当成支持军国主义的人，这是有意还是无意呢？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246万个都是有名有姓的，每年日本历届政府的许多官员都以不同身份参拜过靖国神社，他们认为“战犯被处死以后，就已经成为佛”，参拜靖国神社，是“代表国民的感情”，“是天经地义的事”。真诚地追悼“所有为国捐躯者”。
相比之下，我们记得几个那些为中国捐躯烈士们的姓名？我们是否想过需要一一考证他们的姓名？
我们的“靖国神社”在哪里？
我们的政府官员为谁祈祷过？
我们的国民感情到哪里去了？
我们又什么时候看得起过中国历史的“失败者”？
我们又什么时候还记得“真诚地追悼我们的为国捐躯者”？
中国的不被侵略、不受欺凌，只能是取决于中国的自强，而不是别国的善意。希望中国强大、为中国强大而努力的，只有中国人，不会有日本人、美国人。
这一点日本人就认识得很清楚。
而中国，敢说我们比日本强吗？
6.4.纵论社会
五胡时期西晋的基本制度是“九品中正制”，其时最突出的社会风气是“清谈”。后者的产生与前者是有密切联系的。
在我们现在看来，九品中正制的社会制度和清谈的社会风气是不正常的，但是在当时，还是相对进步的制度和风气，只是在后来不可避免的变态了。
在曹魏时候，总结分析东汉帝国崩溃的原因，认为主要问题是在于“兼并”。土地集中，地方官就无法统辖境内的行政，并且由于地方的争执，影响到朝政。这样之事能够发生，则是“选举制”之不良，以致汉末所推荐的孝廉都是豪门子弟。
所谓“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正是对东汉人才任用现实的真实写照。
曹魏想改革这种毛病，就实行“九品中正”之制，也就是说，直接由中央政府派考察官到地方上去品评人物，以此作为吏部任命人才的任命机制。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曹魏建立后由吏部尚书陈群提出。
它的主要内容是，在各州郡选择“贤有识见”的官员任“中正”，查访评定州郡人士，将他们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作为吏部授官的依据，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以此制选官。
但是结果我们很清楚，这种制度导致的结果最后又像《晋书》刘毅传里所说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完全有悖了创立的本意。
曹丕为代汉作准备而推行的九品中正制，逐渐成为世家官僚垄断选举的工具。
为了取得世家官僚的支持，司马氏对他们采取笼络和放纵的政策。司马炎建国后，继续实行这一政策。因而出现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局面，这就是典型的门阀政治。
门阀士族拥有特权并与庶族保持着严格界限。
政治上，他们累世做职闲望重的高官；经济上，按官品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人口，并且不向国家纳租服役；社会地位高人一等，不与无特权的庶族（又称寒门）联婚和同乘共坐。
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权，他们特别注意门第。他们垄断政治，排斥庶族寒门。庶族即使做官以后，依然受到士族的歧视。他们几乎完全操纵“九品中正”的选官制度。
为什么曹魏制定的“九品中正制”到了晋朝，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主要是由于中正官职多为世族门阀出身的官僚所把持，这一制度变成为他们培植门阀私家势力的重要工具。
《晋书?段灼传》中，段灼曾对晋武帝说：“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荜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沉者哉！”
这样，九品中正制已不再是真正选拔人才的途径，这一情况的出现，加速了士族制度的形成，也是西晋政治迅速走向黑暗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知道，唐朝之后推行的是“科举制”。这种改革的选举制度比起“九品中正制”已经算是很大的进步，但是始终没有做到本质上的突破，最后科举制也沦落成为写八股文比赛，而不是真正的选拨人才。
就这样，历史往往陷入了一个怪圈，始终无法解决人才选拔制度，看来还需要在文化和思想上有所突破才行。
晋朝另外一个突出的社会风气是“清谈”，我们都知道“清谈亡国”的说法，但是事实上的“清谈”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这得从东汉党锢之祸说起。
汉代那个时候并不叫“清谈”，而叫“清议”。
东汉末年，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一部分官僚和知识分子对时政提出议论和尖锐的批评，贬抑篡权窃国的外戚宦官，褒扬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清官廉吏，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清议”。
《后汉书?党锢列传》称桓帝、灵帝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敷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
一方面是有气节的士大夫“处士横议”，另一方面是太学生的慷慨抗愤。
桓帝时期，朱穆任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刺吏，惩除贪官污吏和权贵。他以宦官赵忠葬父僭越规制为由，挖坟剖棺查实并逮捕其家属治罪。桓帝反将朱穆判作苦役。
因此，引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请愿运动。
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上书请愿。他们指责“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颠倒是非，滥用职权。朱穆忠心忧国，是难得的贤臣。于是桓帝赦免朱穆。
桓帝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规平羌有功，因宦官徐璜，左?向其敲榨货赂不遂，诬陷其侵没军饷，判其服刑苦役。
太学生张凤等300余人又发起第二次请愿运动，诣宫廷上书为皇甫规鸣冤，皇甫规又因而得以赦免。
宦官们自然不会示弱，他们利用张成事件发动第一次党锢事件。
史载河内豪强张成善观天文星相，占卜吉凶。他算准近期将要大赦，竟然指使儿子杀人。李膺收捕其子欲治极刑，却正逢大赦当免。李膺愈怀愤疾，竟不顾大赦令而案杀之。
于是张成的弟子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庭，疑乱风俗”。桓帝闻听即下诏逮捕党人。
其时为延熹九年（166年）。李膺、范游等200多人被捕，“有逃遁不获者，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桓帝死后，灵帝立，宦官的权势更大。
建宁二年，宦官侯览指使人诬告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结党，图危社稷。于是出现了第二次的党锢之祸。
宦官首先将第一次党锢之祸的领袖上百人全部逮捕并杀死。又将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皆指为党人，“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
事情还没有就此结束，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讼冤，认为“党人者，或耆拥渊德，或衣冠英贤，皆宜股肱王室。今乃被禁锢，辱在涂泥，所以灾异屡见，水旱并至。应该解除禁锢，以慰天命”。
结果引发皇帝的勃然大怒，“将曹鸾拘死于狱。又下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全部免官禁锢，波及五属。”
这次事件打击面更宽，惩治也更残酷。自此以后，士人忌口，万马齐喑，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几无遗类，社会陷入一片黑暗和混乱之中。当时的“清议”影响很大，史载“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
《后汉书》评价“清议”说，“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
“清议”之风维持了二十多年，读书人前赴后继。这些知识分子发动了数次规模宏大的抗议，他们的品格也受到当时人们的敬仰。
这段历史时期的读书人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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