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陶渊明的一生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别具一格的，他由仕而隐、安贫守道的人生抉择一直深受后人的倾慕。冯友兰先生说“在东晋名士中渊明的境界最高”。李泽厚把陶渊明看做是“魏晋风度的最高优秀代表”，他任真的人生态度及由此达到的和谐之人生境界，不仅在中古时期更对我们当下的知识分子有着重要的启示。 历史
朱光潜先生说：“大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的诗是人格的焕发。”陶渊明宦海沉浮十三年，最终毅然辞别官场，终老田园，陶渊明的一生是任真的一生；他的诗文抒写官场的羁束、归耕田园的惬意、对现实的不满及对理想社会的探索，不仅体现了对平淡自然、雄浑悲慨之美的追求，也反映了他对生活真谛的领悟，对人生、对现实世界的思考，同时更是他真率人格的体现。从现实生活到人生理想，从为人到为文，陶渊明的一生贯穿了诗人对“真”的执著与追求。
前人对陶渊明其人的评价多用“真”字，关于陶渊明的为人，沈约《宋书·隐逸传》称其“真率”，萧统的《陶渊明传》评价他“颖脱不群，任真自得”，被时人誉之为“实录”的《五柳先生传》也生动体现了其精诚无伪、自然率真的个性特点。魏晋士人嗜酒，陶渊明亦不例外，但较之时人酒醉后的放浪形骸、任情自适的刻意，陶渊明的解葛巾漉酒、抚无弦琴寄意之举，醉酒后的“我醉欲眠，卿可去”率真之语，则更富有真情和诗意。
对于陶渊明行事“颖脱不群，任真自得”的种种潇洒，人们往往把他当做“魏晋风度的最高优秀代表”，其实比较《世说新语》中士人的乖僻怪诞的行为，陶渊明的行事要收敛了许多，也自然了许多。“竹林七贤”的种种行为多多少少带有刻意斧凿的痕迹，让人感觉远离了生活，而陶渊明的风流更富有生活的情趣，也更接近自然之美，他纯净率真，没有刻意的作秀，却浑然天成。
苏轼曾说：“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陶渊明“质性自然”、率真无伪的个性特点，也鲜明地体现在他的仕与隐的抉择中。 历史
陶渊明入仕当然有先祖功业激励及儒家积极用世思想的影响，但更为直接的原因则是生活的窘迫。对此，陶渊明也毫不避讳，其《饮酒》诗说：“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意志多所耻。”《归去来兮辞》序中也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甚至明白地表示自己求为彭泽令的目的就是“以为三径之资”。迫于生活的压力而去求官，不回避自己的私心，敢于正视自己的所求，如此坦荡的心声，在中国古代文人中是相当少见的，这种率真无伪的个性更是让人感到由衷敬佩。所以，无论是为个人理想也好，为生活所迫也罢，都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真实、自然、亲切的陶渊明。这些看似凡俗的思想和行为非但无损于他的伟大，反而直现了陶渊明的直率与坦诚。
陶渊明的“真”更体现在他的“隐”上。陶渊明徘徊于仕隐的矛盾之间，最终因“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而辞官，彻底归隐田园。两晋六朝是中国隐逸风习大盛的时期，但不少人只是把隐逸当做生活的调味品，获得魏阙与山林间的平衡，真正像陶渊明这样最终坚定地走向归隐的文人并不多见。东晋时期，由于军阀钩心斗角，争权夺利，官场充满了虚伪与矫饰，“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的社会环境与陶渊明的率真的本性相冲突的。所以当他对这种“真风告逝，大伪斯兴”的社会感到彻底绝望后，他宁愿选择放弃对自己来说并非无所谓的那份俸禄，躲开世事的纷争，自归山泽以求养真。酌酒自乐、涉园观景，幼子绕膝，不为心累，不为物羁，任随心性，诗人的身心由此得到了全面的解放，内心感受到了极大的愉悦。“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能够不为口腹之欲而舍弃灵魂的自由与快意，不为名累，不为利诱，毅然选择归隐，无疑这需要巨大的勇气。归根到底，这与诗人性情深处“质性自然”、抱朴守真的人格特质有莫大的关系，这是诗人最终坚定地走向归隐的核心动力。
如果说对“真”的不懈追求是陶渊明保持其人格完满的法宝，那么“和”则可以概括陶渊明人生追求所达到的最高境界。
这种境界首先体现在诗人与自然的和谐存在。自然是陶渊明人生的最高追求与创作原则。正因为“质性自然”，所以不甘心屈从，回归山林、躬耕田园才是最符合他本性的选择。一旦摆脱了俗世的羁绊，便没有了任何阻隔，微风、好雨、南山、飞鸟、榆柳、桃李、诗人……浑然间诗人已化为自然的一分子，沉醉其中。
在《与子俨等疏》中陶渊明这样写道：“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欣然有喜。尝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保持与俗世的距离，完全沉潜于自然的生息中，全身心地去体认自然，并沉醉其中，由此获得极大的身心愉悦，这种与自然万物合而为一的人生境界在魏晋诗人中除陶渊明之外无人能及。
其次，“和”的境界更体现在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上。魏晋时期的隐士多被人描写得清高脱俗、不食人间烟火，甚至以住洞穴的方式韬光养晦、养性全身。相比之下，陶渊明也清高，但没有清高到不与俗世相往来。即便是归隐，也选择了“结庐在人境”，虽然生活圈子并不是很广，经历也并不复杂，但也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官场人物、田夫野老都可以成为他的交往对象，而不是像魏晋时的一些隐士离群索居，不与俗世相往来。 历史
对待一些在政治上不同道的士人，虽有隔膜，但也能保持距离，避免正面冲突。王弘曾任江州刺史，十分敬仰陶渊明，曾亲自登门拜访，但由于王弘是刘裕的亲信，陶渊明便“称疾不见”。后来，王弘设计置酒邀诗人对饮，他也并不介意。王弘为他做鞋子，他当场伸脚量度。“称疾不见”，这表明陶渊明交友讲原则而不苟且；接受宴请与馈赠，则表现了诗人收敛锋芒、虚于应付的一面。完全超脱现实是不可能的，所以化除成见，选择那些可以接受的部分与之平心交接，尽管两人“逝止判殊路”，但也并没当面给王弘难堪。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人际交往的艺术，即选择他可以接受的部分或方式，在保持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关系的同时也保持了自我真朴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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