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晚年口述历史，洋洋百余万言，谈到了许多国家，如美国军事上的强大，英国式的民主，意大利法西斯的兴起，北欧各国的福利，等等，但谈得最多的还是日本。他对日本的看法既富有对历史回望时散发出的沉重，又充满着面对现实时因企盼中日友好而萌生的放心不下。由于他对日本的看法来自于他和日本的直接接触和长期思索，因此，他的回望是有分量的，他的放心不下是值得沉思的。
政治极端：可怕
在张学良眼里，日本是一个政治极端的国家。国民对天皇的崇拜极端，一人统驭万民;军部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极端，凌驾于其他部门之上;军人控制国家政治的手段极端，暗杀如家常便饭;训练国民的方法极端，“日本没有老百姓，全是军人”。这些看似感性的看法，实际上含有一定的法理层面的认知。
“根据法律，天皇是陆海空军大元帅。”“那时候的天皇他有力量。”张学良所说的法律，是指日本于1889年制定的明治宪法。明治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肯定和巩固了近代日本以天皇为中心的专制政体。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总揽统治权”、“统帅陆海军”。天皇的权威具有绝对的至上性，权力不受任何限制，立法、司法、行政、军事、外交等无所不包。所以，张学良说“那时候的天皇他有力量”，力量大到一切权力独揽。“天皇制是一种机构，是绝对主义的国家机构。”绝对的国家机构必然导致国家政治的极端化。以明治宪法为标志，近代日本极端的政治结构和极端的伦理结构完成了体制化和法制化，为日后日本走向各种极端奠定了制度基础。张学良口述历史中，提到天皇的话只有这么几句，但这几句话是他对日本看法的核心理念，他对日本的其他看法都以此为中心而展开。
在天皇专制政体中，天皇的军事统帅权尤为突出，国家军队由天皇统帅，这不仅确立了天皇是日本最高军事独裁者、军队非国家化，也确立了军人在国家中的特殊地位。由于具体指挥军队的军部直接对天皇负责，军部也逐渐获得了次生的独裁地位，享有在国家决策中明显高于其他政府各部门的特权。张学良说：“那时候，日本的军人在宪法上的权力太大了”，“根据法律……陆军参谋总长可以不经过政府，有直接上奏权，内阁不能问”。天皇的最高统帅权与军部的特权上下结合构成了近代日本极端的军事专制政体。在这种体制下，军人的权力急剧膨胀，一直膨胀到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都被军人所控制的程度。张学良感叹：“日本，到我说的那个时代，无论什么人组阁，如果军人不同意，那内阁组不成。”
张学良与日本接触最多的时期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而这个时期正是日本国家政治在军人的操纵下走向登峰造极的时期。对外，扩张加剧，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发展到对中国的全面战争;对内，推行“铁血”政治，血腥镇压反战力量，对不同政见者实施恐怖暗杀。1927年4月，日本军阀田中义一上台组阁，内政形态进入恐怖化阶段。“日本陆军部的人事局局长也是一个中将……他在他办公的屋子(里)，一个日本的中校，拿出剑来把他刺死了。……日本军人狂妄到什么程度，他(是)很有地位的人，等于咱们国防部一个次长一样。这个人很好，很稳健的。大概也是与中日关系有关系。”“他把自己的长官都给杀了……那你还说什么?他对国内如此，那对国外他想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了。”
日本军人的狂妄将日本极端政治的残酷性发展到极至，对内部不同政见者的恐怖，对邻国的凌辱，内外两条线平行恣肆、互相映衬、内外相促，使日本政治的极端性统一于一个整体，发展到了极限。
随着军人在国家中地位的上升，日本军队的数量直线上升，庞大的军事开支超出了国家所能负担的能力。20世纪20年代末，空前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日本也遭遇“昭和恐慌”。时任内阁陆相的宇垣一成，顺势以裁军为名，实行“以质量换数量”的假裁军，组织退伍军人训练在校学生及社会青年，将日本引向了社会控制军事化的“总体战”体制。张学良对此有独到的见解：“日本没有老百姓，都是军人，到了年龄就是预备军人，往上去就征兵到了军队了，到军队当上两年，下来以后就叫后备军人。从预备军人开始时就受军人训练了，所以日本(国民)都是军人。”“整个国民都在军人手里。”宇垣裁军实际上是日本政体走向军事独裁化的重要步骤。
在一般人眼里，人们看到的是：自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仅用不到50年的时间，就在世界的东方堆砌起了一个足以威胁整个亚洲的金字塔帝国，整座金字塔放射出一种刺眼的、令人生畏的极端色彩。张学良透过高耸的塔身和极端的色彩，清楚地看到了它的内部结构，敏锐地发现，这座金字塔的塔尖是至高无上的天皇，塔基是已经军事化的国民，塔身是一群狂妄的军人，并看到整座金字塔被一部扭曲了的宪法紧箍着。由于极端被宪法包装着，既增强了其结构的稳固性，又增强了其欺骗性，致使其耸而不折，极而不散。
军人狂妄：可恨
在近代西方工业化大潮冲击下，一些日本政治家对本国地理、资源上的自卑情绪演变成急于改变劣势的自补自救的心理，而自补自救心理的超常膨胀，催生出自补式的内部“强军”和外补式掠夺的疯狂。两种疯狂给日本带来的物质上的“狂喜”，诱发原有政治理念上的极端像癌细胞一样发生裂变，并迅速扩散到整个国家机体。国家机体的变化首先使国家机器变成了战争的发动机，日本的独裁者在隆隆作响的战争马达声中，彻底失去了理性。在失去理性的政权操纵下，军人将对内恐怖扩展和放大到整个占领区域，其野蛮性暴露无遗。
日俄战争之后，根据《朴茨茅斯和约》，东清铁路以长春宽城子站为界，以南的铁路划归日本，改称为南满铁路。从此，中国人不能过南满铁路，“抓住你，就把你塞到火车里，给你烧死”。等地方政府和日本人办好交涉手续，领人时，“他们已经死了”，“连个尸首都找不到啊。不但军人，连老百姓也不能过南满路，抓了就扔火车炉子里给烧了”。“铁路沿线30里都不允许中国人接近。”南满铁路如同穿行在东北大地上的“蛇形王国”，专门吞噬中国人血汗。
“蛇形王国”再毒，总还有一个长度和宽度，中国人“不能靠近，还可以躲”，而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二十一条”中规定日本人在东北有商租权、杂居权，中国政府必须聘请日本人做顾问，这比“蛇形王国”更加恶毒。“我年轻时吐血，身体不好，有病。”“我当时很悲观?，不但对我自己的事情悲观，东北呀，二十一条啊。”
“二十一条”何以对张学良刺激如此之深?张作霖顾问町野武马在《炸死张作霖前后》一文中说：“二十一条”签订后，日本政府“给我一个训令：‘发生战争时，俘虏张锡鉴’”。张锡鉴当时是东三省最高军政长官，为了在战争发生的第一时间内俘虏张，训令要求：“贵官应该搬进张锡鉴家。”张问：“你是来干什么的?”“一交战，我就要俘虏你。”町野在中国做了14年顾问，给张作霖做了11年，町野自己说，张作霖身边的人“目睹我有如张作霖之头子”。日本顾问町野是这样，土肥原也是这样。一提起土肥原，张学良愤恨不已：“他这个家伙坏透了。”“我后来跟他闹翻了，他说你没有换我的权力。我是没换他的权力，但是我有不跟他说话的权力吧!我当着特务长官的面，告诉我的门房说，土肥原顾问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我不见。”
日本顾问是日本以强凌弱的缩影，张学良通过日本顾问的所作所为更加看清了日本的强盗本质。
一个国家在别国的土地上采取恐怖袭击的手段炸死该国最高领导级人物，这不仅仅是不聪明之举，实在是野蛮到了极点。而张学良只说是不聪明、看事情狭窄，这恐怕是只有千年文明大国熏陶出来的人才有的超级雅量和胸怀。但这绝不是张学良的糊涂和懦弱，而是一种清醒和坚强。张学良认为日本炸死他父亲，是一个走向极端的岛国因无法理解一个大国国情所作出的错误判断而采取的极端恐怖;是一个强盗国家依据已经过时的“行抢”经验炮制出来的愚蠢。日本要在中国寻找傀儡，对傀儡的第一要求是唯日本是从，不从则杀。“日本那些少壮派的人感觉我父亲不听话，不给他做傀儡。”“日本人那时很糊涂，太笨，我父亲那时也是一心想合作，但你这个合作条件太苛刻。”日本人认为炸死了张作霖，东北就归张学良了，张学良年轻好摆弄。“我说日本人不聪明……你把我父亲炸死了，国家这样的问题，我怎么能跟你合作?……所以我认为日本人把事情看得很狭窄。”日本以为中国还是甲午战争时的中国，没有看到中国人正在觉醒。“日本完全把中国判断错误了，我跟日本人说，你们完全把中国那个时代的人看得好像是倒退50年、100年那时候，好像吓唬前清时那些人，中国人那时候都差不多觉醒了，我说日本对中国的形势没弄清楚。”
1927年4月，田中内阁成立，明确提出“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实施对中国步步紧逼政策。“那时我跟日本人说，我们情愿当个小兄弟，那都不行啊!”“日本文人拿不到太大权，日本军人实在不懂外交政治。”“那时南满铁路、旅大到期了，因为交还，我们事前去谈一谈这个事情。我当时就划一个政策……主权是我中国的，我收回。”“结果他们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他说，我们日本有句古话‘城是箭射来的，你要用箭射回去’，这意思就是我武力拿来的，你说那些条件都没有用，你也要用武力拿回去。”
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失去理性，国必亡。张学良既是日本失去理性的目击者，也是受害人。因此，他在晚年，用宗教式的语言发出感叹：“日本这个国家没有亡啊，真是上帝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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