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审时度势，制定出了相应的策略方针。战争中的策略方针，如同下棋时的落子顺序和写文章的谋篇布局。就“隆中对”而言，首先是刘备集团明确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清醒地意识到，以曹操势力之大，“诚不可与争锋”，而以孙权实力之强，“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在赤壁之战中顺利实施了联吴破曹的构想。同时，在己方实力较弱的情况下，制定了韬光养晦、“内修政理”的策略方针，以图在荆、益二州站稳脚跟，然后俟机完成统一大业。三是对未来政治局面的准确估计，即具体预测出三分天下的发展趋势。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分析天下大势，谈到曹操拥军百万的强悍、孙权国险民附的优势、刘备总揽英雄的贤德，言下之意，天下大事必在曹、孙、刘三家。及至刘备败长坂、走夏口，诸葛亮随鲁肃前往江东游说孙权时，诸葛亮更确切地指出，“曹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十分肯定、明确地预言了三分天下的政治格局。四是战前具有充分的必胜把握和坚定信念，非常自信地预见到曹军必然被击败。曹军此次南来，得襄阳、战长坂、取江陵，所向披靡。一路上，刘琮束手、刘备败逃、刘璋丧胆，气势不可谓不盛！但诸葛亮却视得胜而来、号称八十万的曹军为强弩之末，认为只要孙权能派几万人马与刘备共同作战，“破曹军必矣”。周瑜也对孙权说，“将军擒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对击败曹军充满信心。五是对同盟军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深入了解，认识到江东有政治、经济实力，有精良的水军。诸葛亮“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的论述自是精辟，周瑜“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的言论亦颇中肯。战前与孙权分析形势时，周瑜反复提到曹操即便没有后顾之忧，也不可能与江东军较胜负于船楫间，因为“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换言之，“仗舟楫”乃江东所长。由此可见周瑜早已意识到了江东的水军优势。2、关于赤壁之战的军事战略赤壁一战，曹军是进攻方，孙刘联军是防御方。作为进攻方的曹军，在战争前期的军事战略十分明确且适宜，它包括“显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的战略佯动，轻装精骑掩杀刘备的战略追击，以及夺取江陵后三路分进合击的战略构想。战争后期，因是与孙刘联军突然遭遇于赤壁，加之曹操的轻敌，几无军事战略可言。而作为防御方的孙刘联军却恰恰相反，战争前期处于消极被动状态，后期由于指导思想的正确，顺利地转入了积极防御，主动逆江而上迎击敌人，在赤壁、乌林大败曹军，进而乘胜追击，围曹军于江陵。
（二）赤壁之战在军事学术上的多重价值1、它是一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在平定北方各军阀割据势力的过程中，逐渐积聚起一支当时中国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已拥百万之众”，可谓兵多将广，此次南征荆州、讨伐孙权，曹操自称“今治水军八十万众”。这个数字是否属实？历代学者都认为，为达到震慑孙权使之不战而降的目的，曹操所云“八十万”当为诈称。那么，赤壁一战，曹军到底有多少兵力？《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载周瑜对孙权说：“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照周瑜的说法，曹军顶多只有二十四万人。但《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却云：“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按这个说法，曹军中仅荆州降卒就有“数十万”，究竟“几十万”？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应有二十万才能说“数十万”，就算二十万吧，加上周瑜所言随曹操南下的十五六万“中国人”，曹军总数至少应有三十五万。又据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二八》所言，曹军中“北来之军二十万，刘表新降之众几半之”，这样算来，曹军总数在三十万左右。既然曹操的《与孙权书》为达威慑目的可能虚夸水军之数，那么周瑜在决战前夕，为坚定孙权抗曹决心未尝不会隐瞒曹军数目，所以周瑜之说也不足信。由此推断，赤壁一战，曹军兵力当在三十至三十五万。相对曹军而言，孙刘联军投入兵力的总数《三国志》记载得非常清楚。诸葛亮为孙权分析形势时曾说:“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也就是说，刘备、刘琦一方兵力为两万人。至于孙权方兵力，《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孙权）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也载周瑜言于孙权曰：“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载，周瑜本来是向孙权请精兵五万，但孙权说:“五万兵难卒合，已选三万人，船粮战具俱办。”综观各条史实，孙权方出兵人数为三万。由此看来，孙刘联军兵力当为五万人左右。孙刘联军终以五万之兵击溃了六、七倍于己的豺虎之师（《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曰：“曹公豺虎也”）。赤壁之战也因此成为军事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2、它是一场有着多种作战形式的战争纵观整场赤壁之战，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囊括了野战、攻城、追击、遭遇、火攻、退却、水战等多种作战形式，为后世实施、研究各种作战形式及协同作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本文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
（1）声东击西的战略佯动建安十三年秋，七月，曹操亲率大军南下攻取荆州，他采用荀?“可显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的建议，在派兵于宛、叶一带实行战略佯动以迷惑刘表的同时，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经新野直奔荆州的治所襄阳。八月，刘表病死，其子刘琮代为荆州牧。九月，曹军行至新野，驻守襄阳的刘琮不战而降，此时，屯驻樊城的刘备对曹军南下、刘琮投降，皆一无所知，及至曹操到达宛城，刘备才得知实情，仓惶间，令关羽乘船数百艘从水路南下江陵，自己也率部众由陆路退往江陵。退却途中，刘琮的部下及荆州民众多跟随刘备，到长坂，队伍已有十余万人，数千辆辎重，因而行动迟缓，一天只能走十多里。（2）轻兵锐骑的战略追击当时江陵储有很多军用物资，曹操担心被刘备夺得，于是留下辎重,轻装直趋襄阳，曹操到襄阳时，刘备已撤走。听到这个消息，曹操立刻亲率精骑五千一天一夜急行军三百多里，终于在长坂追及刘备。仓促间，刘备抛妻弃子，仅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逃走。至此，刘备不得不改变原定计划，斜趋汉津，渡汉水而至夏口，仅收拢残部万余人。（3）规模盛大的江河作战赤壁之战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在长江流域进行的大规模江河作战。中国是一个战争与文明有着同样悠久历史的国家，在上古传说的黄帝时期就已有了战争。现流传的黄帝时期的三次战争：阪泉之战、涿鹿之战以及共工与颛顼的战争都发生在中原。据考，夏朝还没有出现舟兵或水兵，所以也就不可能有水战，特别是成规模的水战。有学者认为商代可能已出现了舟兵的最初萌芽，文献中也有武丁南伐荆楚的记载，但据《中国军事史略》载，商代军队总数只三万，所以，即使当时发生了水战，其规模也应有限。西周的昭王曾两次“伐楚荆”，宣王也曾派兵车三千乘南征楚国。西周后期的这三次南征有没有在长江进行水战，史无详载，但西周有多少兵力，我们可以推算一下:《诗?小雅?采芑》曰:“方叔莅止，其车三千”，也就是说，西周当时有兵车三千。按通常的算法，每乘车应配甲士十名，另有两倍于车兵的徒卒协同。这样算来，西周当时军士总数当为九万，即使昭王、宣王这三次南征都曾起用倾国之兵且曾战于长江，其规模较之赤壁之战亦不算大。春秋时期虽已出现水兵，但当时各大国兵力一般不超过十万。战国时，秦将司马错曾三次率巴蜀军“浮江伐楚”。在公元前308年进行的第二次“浮江伐楚”战役中，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只动用兵力十万，也够不上大规模。秦灭楚时发兵六十万，楚亦全力抵抗，此战规模盛大，秦军也曾渡江平定楚国江南各地，但并无江上作战记载。其后直至赤壁之战前，发生在长江流域的只有如孙权击杀黄祖之类的小战役或战斗，而没有大规模的战争。
汉建安十三年，曹操南下夺占荆州，在长坂大败刘备，值此危急关头，诸葛亮随鲁肃往江东游说孙权，经过鲁肃、诸葛亮、周瑜等人的积极斡旋，孙、刘两家在抗曹一事上达成共识，结成了联盟。孙刘联军逆长江而上迎击曹军，在赤壁与曹军遭遇，初一交战，曹军失利，退守至江北的乌林。吴将黄盖发现曹军船舰首尾相连，于是献火攻之计，并通过诈降得以实施。在猛烈的火攻下，曹军大败，“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刘备、周瑜水陆并进，乘胜追击。曹操经华容道退走江陵，时天寒风大，加之疾疫流行，曹军“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历时半年之久的赤壁之战终以曹军的惨败而宣告结束。此次曹、孙、刘三家于长江两岸陈兵至少三十五万，鏖战赤壁水面，其规模之大可谓空前。因此，我们说赤壁之战是历史上第一次在长江流域进行的大规模江河作战。3、它是第一次企图通过江河作战而谋求实现统一而最终失败的战争。赤壁之战前，中国为实现统一而进行的战争有三次：秦统一六国的战争、楚汉战争和东汉的统一战争。秦灭六国自公元前236年大举攻赵拉开序幕，其间秦采用“中央突破，由近及远，各个歼灭”的方针，依次灭除韩、魏、赵、燕、楚，至公元前221年，秦军兵临齐境，兵不血刃占领齐国，结束了诸侯纷争的分裂局面。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刘邦乘齐、燕、赵等封国发生战乱，齐、楚爆发大战之机，率汉军东进，败雍王章邯，降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还定“三秦”。在经过了彭城之战、成皋之战、井陉之战和垓下决战后，终于于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迫项羽自刎于乌江，楚汉战争宣告结束，全国复归统一。东汉初年，刘秀虽于洛阳称帝，但全国割据势力林立，东汉政权处于各种割据势力的包围中。从建武二年（公元26年）春至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十一月，在历时近十一年的时间里，刘秀通过统一关东之战、崤底之战、伐陇之战和灭蜀之战，先东后西，先陇后蜀，由北至南，扫平了各种割据势力，重新实现了国家统一。东汉末年，曹操讨董卓、诛吕布、收张绣、灭袁氏，“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势与嬴政、刘邦、刘秀何其相似！及至其占有荆州，刘璋震慑，“遣兵给军”。此时的曹操，在企图威慑孙权，使之不战而降的希望破灭后，决心凭武力一战而定江南，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曹操在樯橹灰飞烟灭后败退回北方，不但没有实现统一，而且还因此一战而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推迟了统一的进程。赤壁之战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企图通过江河作战而谋求统一的战争，但却是一次失败的战争。它的影响是深远的，教训也是深刻的。
总之，赤壁之战既是斗力斗勇，更是斗智斗谋，曹操对形势的错误预见与孔明、周瑜对大局的准确把握；曹军的兵多势大与孙刘联军的擅长水战；曹操的麻痹大意与周瑜的主动迎敌，黄盖的火攻、诈降，相映成趣。赤壁一战，孙刘方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使得整场战争异彩纷呈、曲折多致，在军事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二、曹操在战争指导上的优劣得失（一）曹操的优与得应该说，在赤壁之战前期，即荆州作战阶段，曹操的军事行动是无懈可击、十分成功的。经官渡之战、北征乌桓，基本统一北方之后，曹操立即把眼光投向了地处长江中游的荆州。“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可谓四通八达，攻守皆宜，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从上游击下游，争上游、控下游的最起码的兵家常识来看，控制了荆州就等于控制了位于长江下游的江东。基于此，荆州成了曹操南下平定江东、统一全国的必经之路。对于此次南征荆州，曹操十分重视，早在建安十三年春，就曾在邺凿玄武池训练水军。以中原之军而练水战只能是为了打击荆州的刘表，继而对付江东的孙权。从曹操出征之前“问?策安出”的举动我们也可以看出，对这一仗该什么时候打、该怎么打，曹操是经过了周密而慎重的论证的。在战争的实施过程中，曹操采用荀?一军佯动、一军突袭的作战方针，快速展开攻势，起到了有效的威慑作用，以至部队才到新野，刘琮就望风而降。收降刘琮后，曹操以一位大战略家的精明卓绝准确地预见到刘备会退据江陵、利用江陵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充足的物资进行抵抗，因而果断地放弃辎重，轻装直奔襄阳，随后又当机立断，亲率五千精骑一日一夜急驰三百多里，终于在当阳长坂追及刘备。长坂一战，不仅有力地摧毁了刘军的有生力量，夺得了数千辆辎重，更为重要的是，曹军的突然降临打乱了刘备的预期计划，差点当了俘虏的刘备不得不放弃江陵而斜趋汉津，仓惶而逃，曹操因而顺理成章地抢占了战略要地江陵，既获取了大批军用物资，又粉碎了刘备企图占领江陵与己抗衡的梦想，取得了这一时期战略上的主动。从最初的战略佯动至追击刘备，从长坂之战至抢占江陵，曹操这一时期的每一次决策都体现了一位大军事家的远见卓识。（二）曹操的劣与失曹操在战争指导上的失误主要表现在赤壁作战阶段。曹操此次南来荆州，用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的话来说是“乘破袁绍之势以下荆、吴”。伐荆州前，曹操刚取得了官渡之战、北征乌桓的一系列胜利，可谓志得意满。征荆州开始后，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几乎是兵不血刃就坐拥荆州全境，加之在长坂又轻而易举地将枭雄刘备杀得落荒而逃，就连远在益州的刘璋都“始受征役，遣兵给军”。此时的曹操，自我意识极度畸形膨胀，以至于头脑发昏，只看到自己兵多势大的优势，而忽视了己方士兵远来疲惫、不习水土、不习水战，天气严寒、后勤保障困难等劣势。执意要顺江东下攻打孙权。就此问题，谋士贾诩曾劝谏曹操采用相对稳妥的方式:“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可惜曹操没有采纳，固执地认为江南可一战而定。曹操此时的情绪，从他给孙权的那封著名的檄文中亦可窥知一二：“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他完全沉浸在不战而征服荆州的胜利中而不能自拔，口口声声“奉辞伐罪”、“会猎于吴”，仿佛江东已是自己的囊中之物，根本没把孙权放在眼里。曹操此时犯的更大的错误是完全忽略了刘备的存在，他完全忘记了自己当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的断言，低估了刘备，甚至根本没有估计到刘备在重创之下还可能对自己造成威胁。在没有彻底肃清刘备残部的情况下公然向孙权宣战，这不符合曹操一向以来奉行的打一拉一、各个击破的战略原则。此时的曹操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的这一举动无疑加速了孙刘的结合。
即便如此，曹操在决定南平孙刘时就压根儿没进行过相关的战略策划吗？当然不是。对曹操此次的战略部署，史书没有正面的记载，但从散落在《三国志》各卷的零星记载中我们似乎可以推出个大致轮廓。《三国志?魏书?赵俨传》记载：“太祖征荆州，以俨领章陵太守，徙都督护军，护于禁、张辽、张?、朱灵、李典、路招、冯楷七军”。《三国志?魏书?乐进传》载乐进“后从平荆州，留屯襄阳”。《三国志?魏书?徐晃传》亦载徐晃“从征荆州，别屯樊”。由此可见，曹操此次的战略部署至少该是三路分进合击，进攻夏口（此时的夏口是孙刘联军与曹军对峙的最前沿阵地）：以驻扎于当涂、汝南等汉、淮之间的章陵太守兼都督护军赵俨为首的于禁、张辽、张?、李典、朱灵、路招、冯楷等七军，伺机攻打孙刘联军的北部；以乐进、徐晃为首的襄樊战区的人马随时顺汉水南下东进，打击孙刘联军的西部；主力则由曹操亲自率领，沿长江水陆并进，顺流东下北上，进攻孙刘联军的南部。如果曹操的这一战略部署得以实施，双方的胜负输赢，我们后人就很难逆料评说了。但事实上，曹军三路分进合击的部署并未得以实施，急于求胜的曹操在没调动襄樊与汉、淮间部队的情况下，独自率主力孤军冒进。此时的曹操对即将发生的决战是只想其胜而未虑其败。他此次行动的一线平推、有正无奇给孙刘联军造成了可乘之机。提起赤壁之战，人们马上会想到火烧战船，想到曹军“船舰首尾相接”的错误。其实，诚如王夫之所言：“即微火攻，持之数月，而操亦为官渡之绍矣。”曹操兵败赤壁的症结并不在锁连船，而在骄傲轻敌、麻痹大意。首先，他轻视了孙刘联盟的影响和实力。刘备在荆州虽兵微将寡，但大得民心，以至于刘琮降曹后，“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三国志?蜀书?刘巴传》亦云：“先主奔江南，荆、楚群士从之如云。”孙权在江东更是既有周瑜、鲁肃、张昭等武将文臣的倾心辅佐，又有吴郡顾氏、陆氏等世家望族的诚心拥戴。《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云：“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江表传》曰，“孙讨虏聪明仁慧，敬贤礼士，江表英豪，咸归附之，已据有六郡，兵精粮多，足以立事”；《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亦云，“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由此可见孙权在江东势力之大、实力之强。而曹操得荆州后，在荆州民心不稳，经济实力也不巩固，就连《三国志?魏书?文聘传》都说，“太祖先定荆州，江夏与吴接，民心不安”。王夫之所言“吴凭江而守，矢石不及，举全吴以馈一军，而粮运于无虑之地，愈守则兵愈增、粮愈足，而人气愈壮，欲老吴而先自老，……北来之军二十万，刘表新降之众几半之，而恃之以为水军之用，新附之志不坚，而怀土思散以各归其故地者近而易，表之众又素未有远征之志者也，重以戴先主之德，怀刘琦之恩，故黄盖之火一?而人皆骇散，荆土思归之士先之矣”说得颇为在理。
其次，他轻视了周瑜，低估了周瑜的胆量和能力，根本没有想到周瑜在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敢主动迎击，以至于在赤壁与周瑜遭遇时毫无准备，初一交战就败退江北。更为严重的是，曹操直至此时还未清醒过来，既没组织有效的防御，更没部署积极的进攻;既不撤退，也不进攻，只是消极观望，终于铸成大错。在对待黄盖投降的问题上，曹操一错于没有辨明真伪，再错于受降时没有保持应有的警惕。兵法云：“受降如受敌者”；又云：“受降之际，必张吾甲兵，严吾备御，以防不虞”。曹操对黄盖之降虽非完全相信，但自恃兵多将广，没做任何防备，黄盖来降之时，“操军人皆出营立观”，“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因而面对黄盖突然发起的火攻，曹军上下猝不及防，人心大乱，迅速崩溃。赤壁之战，是我国战争史上第一次在长江进行的大规模江河作战，但作为一方主帅的曹操对如何进行大规模水战显然缺乏正确的认识，又不懂进行江河作战的战法训练，也没有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它。以至于在没有进行充裕的准备、主客观条件完全不具备的情况下就仓促出战。是的，曹操在建安十三年春曾于邺修凿玄武池以训练水军，但此次训练距建安十三年七月伐荆州满打满算也只有半年之久。以半年的时间、在有限的场地而想训练出具备水上作战良好素质的近二十万士兵，其结果值得怀疑。况且，池中与江上的气候环境、风浪程度也有天壤之别，在风平浪静、水波不兴的池中训练水军纯系纸上谈兵。事实也是如此，战斗打响后，曹军不习水战、不惯长江风浪的颠簸，迫不得已将战船首尾相连，大大削弱了部队的机动性，给孙刘联军造成了可乘之机。曹操在赤壁作战阶段的失误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在于骄傲轻敌且根本不懂江河作战。三、孙刘在战争指导上的优劣得失(一)孙刘的劣与失孙刘在赤壁之战中的劣与失要追述到原荆州牧刘表在经营荆州问题上的多次失策。位于长江中游的荆州历来是兵家用武争霸之地，但荆州牧刘表不思进取，只“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对于刘表的失策，曹操有过一段十分精辟的评价：“我攻吕布，表不为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绍，此自守之贼也。”直到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乌桓，刘备劝说刘表攻袭曹操的老巢许都，刘表依然没有采纳，眼睁睁地放过了最后一次打击敌人、壮大自己的大好机会，以至于稳定了北方、积蓄了力量的曹操在一年之后将矛头对准荆州时，荆州几无招架之功。孙权在荆州问题上的犹豫观望对造成日后曹军“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的被动局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鲁肃早就为孙权规划过“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的蓝图；甘宁也说“南荆之地，山陵行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并且提醒孙权:“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操”。但除了多次进伐黄祖，对这些建议，孙权迟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行动，既没下决心武力夺占荆州，又没联合荆州各方势力防御曹操，及至建安十三年春曹操在邺凿玄武池大兴水军之师，孙权还没有意识到这是曹操即将南下的信号。等到孙权派鲁肃以吊刘表之丧为名前往荆州察看动静，欲联合刘备“同心一意，共制曹操”，曹操已发兵荆州。紧接着，刘琮投降，刘备南逃，曹操陈兵长江，整个荆州大势已去，江东也陷入了无险可恃的被动局面。
荆州作战阶段，面对突然降临的近二十万曹军，刘备为保存实力而撤往江陵无疑是正确的，但在该如何对待随行而往的荆州士民上，刘备却犯了兵家大忌。《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或谓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刘备“济大事必以人为本”的思想从理论上讲是成立的，但就当时的情况而论却是不可行的。《孙子兵法?九变》曾论述过将帅的五种过失，其中之一即“爱民，可烦也。”并明确指出：“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刘备此种做法是典型的“爱民，可烦也”，也是战争指导上的极大失误。带着十多万民众、数千辆辎重的刘备一天只能走十几里，终于在长坂被一日一夜急行军三百多里的曹操追上，不但人马被击溃，辎重被夺走，退守储有大量军用物资的战略要地江陵的正确部署也化为泡影，刘备这次顾小仁而轻大局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二)孙刘的优与得与曹操正好相反，孙刘在战争指导上的优与得集中体现在赤壁作战阶段。长阪一战，刘备大败而逃，斜趋汉津，败走夏口，几无立身之地；随着曹操抢占江陵，全面占有荆州，江东的千里江防也已无险可守，一场关系孙刘两家生死存亡的大决战迫在眉睫。决战前夕，对敌我双方的形势，诸葛亮、周瑜各有精辟论述。诸葛亮游说孙权共同抗曹时曾说：“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兵势耳，非心服也。”在江东一派议和声中，周瑜坚定地说：“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请为将军筹之：今使北土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场，又能与我较胜负于船楫间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诸葛亮、周瑜的分析无疑是冷静、客观的，通过分析，明确了曹军兵多势大下掩藏的弱点：首先，曹军远来疲弊，已是“强弩之末”；其次，北方士兵不习水战，却要“舍鞍马，仗舟楫”，这是舍长就短；再者，正值隆冬时节，战马缺乏草料；又兼曹军远道而来，水土不服，一定会发生疾疫；再加上荆州士民对曹操并不是真心拥戴，大后方又有马超、韩遂等西顾之忧。凡此种种，由此推断，曹军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同时，也看到了孙刘联军擅长水战，江东政权稳固，“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的良好社会基础，从而坚定了抗曹的决心和信心。
正是由于对敌我形势有正确的估计，知己知彼，周瑜才敢于乘曹操尚未完成部署而先期迎敌，以己之长对敌之短。周瑜的主动迎击打乱了曹操分进合击的战略部署，迫曹军战于赤壁水上，取得了初战告捷的胜利。从战争指导上来说，初战在战役、战争中虽为一个局部，但它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局部。赤壁初战的一击成功，使得孙刘联军化被动为主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曹军退守乌林后，联军方因“寇众我寡，难于持久”，正确地选择了速战速决的方针，黄盖敏锐地捕捉到曹军战船首尾相接的破绽，及时与周瑜商定火攻计，并通过诈降得以接近曹军。黄盖的诈降是研究透了曹操骄傲心理后的周密安排，这一点我们仅从黄盖写给曹操的诈降信就可见一斑：“盖受孙氏厚恩，常为将帅，见遇不薄，然顾天下事有大势，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东方将吏，无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鲁肃偏怀浅戆，意未解耳。今日归命，是其实计。瑜所督领，自易摧破。交锋之日，盖为前部，当因事变化，效命在近。”这封信写得不卑不亢，表面看来是解释自己降曹的原因，实际句句在恭维曹操。这使得本就不可一世的曹操更加相信自己的威慑力，从而放松了受降时应有的戒备，黄盖火攻计的顺利实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分析赤壁之战孙刘联军的战略得失，有一则史实不容忽视，即在周瑜、刘备逆江而上迎击曹军的同时，孙权曾出兵合肥。孙权恰恰选在此时攻合肥，绝对不是偶然或巧合，它一定是经过事先周密计划的。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救合肥，权闻?至，乃走。”《三国志?魏书?蒋济传》也提到了同一件事:“建安十三年，孙权率众围合肥。时大军征荆州，遇疾疫，唯遣将军张?单将千骑，过领汝南兵以解围。”很明确，孙权出兵合肥是“为备”，换言之，孙权此时的围攻合肥，无非是为了牵制、分散曹军兵力，以图缓解荆州前线周瑜、刘备的压力。事实上，孙权的目的也达到了。曹操在“遇疾疫”，部队严重减员的情况下，依然派张?率“千骑，过领汝南兵”增援合肥。孙权此次的围攻合肥对赤壁决战的最后胜利究竟产生了多大影响，史无明载。但无论如何，孙刘联军这种在战略部署上有正有奇、奇正皆得的思路是非常正确的，对整场战争朝着对己方有利的形势发展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四、赤壁之战对后世的影响及启示曹操南来荆州之前，甚或在荆州作战阶段，绝对不会想到自己将为一个错误的决定付出多么惨痛的代价。撇开曹操思想上骄傲轻敌的因素不谈，推究其迅速出兵江东的原因，无非是想乘降刘琮、败刘备、震刘璋之得胜之师一鼓而下江南，实现全国的统一。但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既没看到己方的劣势，又没看到敌方的优势。最为关键的是，他忽视了江河作战的特殊性。仓促出师的结果是损兵折将、丧师失地，不仅到手的许多战略要地丢失了，而且元气大伤，不得不退回北方。孙、刘的力量在这次战争中分别得以壮大，曹操集团也失去了在短时间内统一全国的可能性。
赤壁之战推迟了全国统一的进程，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假如曹操没有一意孤行，而是采用贾诩“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的建议，缓至荆州民心安定、准备充足之后再议取江东。那三国的历史恐怕就会大大改写了吧！赤壁之战的典型性不仅仅在于弱小的孙刘联军打败了强大的曹军，更在于它作为第一次在长江上进行的企图通过水上作战统一全国的战争，为后代的大规模水战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有益的启示。尤其使后人看到江河作战是新课题，逐渐认识了长江，认识了长江上游与下游的关系，认识到江河作战的特殊性，认识到江河作战同样要有雄厚的物质力量和卓越的谋略智慧。所以在此以后的各次江河作战的统一战术中，充分准备、积极训练成了至关重要的环节。以赤壁之战后第一次通过水上作战实现了全国统一的晋灭吴之战为例，晋灭吴显然吸收了赤壁之战双方的经验教训。晋军和曹军一样，一直存在着水军薄弱的缺陷。为了灭吴，晋积极备战，据《晋书?羊祜传》载，都督荆州诸军事的羊祜“缮甲训卒，广为戎备”；《晋书?王?传》也记载了益州刺史王?在蜀训练水军、建造大船准备顺流攻吴的盛况:“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两千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往来……舟棹之盛，自古未有。”不仅如此,晋也进行了充分的物资准备:“吴石城守去襄阳七百余里，每为边害，祜患之，竟以诡计令吴罢守。于是戍逻减半，分以垦田八百余顷，大获其利。祜之始至也，军无百日之粮，乃至季年，有十年之积。”从“军无百日之粮”到“有十年之积”，军粮供应之日趋充足由此可见一斑。尤为重要的是，灭吴前，羊祜上疏晋武帝，准确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今江淮之险，不如剑阁，孙皓之暴，过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力盛于往时，不于此际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于征戍，经历盛衰，不可长久也。……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虽有智者不能为吴谋矣。”读羊祜这段奏疏，给人最直接的联想就是赤壁大战前诸葛亮在柴桑对孙权说的那番话。同样的知彼知己，同样的见识深远。通过长期的充分准备，晋武帝于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一月下诏发兵二十余万，兵分六路，分别出涂中、横江、武昌、夏口、江陵、巴蜀，一举破吴，统一了全国。隋开皇八年（公元588年）爆发的隋灭陈之战也是我国历史上一次通过大规模江河作战统一了全国的战争。由于对水战有充分的认识，战前隋文帝在群臣中广泛征集灭陈之策并付诸实施，大造“五牙”、“黄龙”、“平乘”、“舴艋”等船舰。在击败北方突厥后，集中五十一万多优势兵力，八路出击，轻而易举赢得了全国统一的巨大胜利。
赤壁之战对后世的水上作战影响是深远的，它使后人认识到，统一虽是人心所向，但如果准备不充分，没有实力，实现统一也是困难的。总之，不准备好不能打，不是对我有利不能打，没有很好的时机不能打。一言以蔽之，即孙子所谓“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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