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24年六月癸丑这一天，在吴郡金昌亭（今苏州市阊门内）发生了一桩极其野蛮的刺杀事件——几名杀手突然闯入该亭院，凶狠狠地要取一位被幽禁于此的王爷的性命，王爷血气方刚，年轻多力，生死关头更是不甘坐以待毙，于是左突右冲，奋力挣脱，夺路向门外逃去，刺客追赶不及，于是随手从门板上抽出一条门闩抡起来向前重重砸去，王爷不幸被击倒在地，刺客上前把王爷死死压住，然后将其杀害。这位惨死的王爷，就是一个月前刚被废黜的宋少帝刘义符。
　　
　　关于这次行刺事件，各种史料记载颇为翔实且一致。《宋书•少帝纪》载“景平二年……六月癸丑，徐羡之等使中书舍人邢安泰弑帝于金昌亭。帝有勇力，不即受制，突走出昌门，追以门关踣之，致殒。时年十九。”《宋书•徐羡之传》载“羡之不许。遣使……杀帝于吴县。时……帝突走出昌门，追者以门关击之倒地，然后加害。《资治通鉴》载“景平二年……六月，癸丑，羡之等使邢安泰就弑之。王多力，突走出昌门，追者以门关踣而弑之。”透过字里行间，不难想象当年刘义符在生命最后一刻与刺客肉搏的激烈场景。
　　
　　刘义符死时，年仅十九岁。从史料记载看，带头行凶之人为中书舍人邢安泰；而幕后指使对刘义符下毒手的人，则是曾担任刘义符首席顾命大臣的徐羡之。
　　
　　顾命大臣，是帝王死前选定的辅政大臣，用以照管和辅佐少主，保皇权稳固，社稷无虞，基业永祚。宋武帝刘裕临终前，鉴于刘宋帝国基业初建、尚不稳固，太子年少贪玩、尚无威望，故效仿历朝历代帝王托孤之事，精心选拔追随自己多年、忠诚可靠的司空徐羡之、尚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三人同为顾命大臣，让他们念及多年来的主臣旧情，竭力辅佐皇位继承人刘义符。
　　
　　顾命之大义，重于泰山，是帝王的最大信任，是人臣的最大殊荣。然而，刘义符即位刚满两年，就遭到了徐羡之等人的谋害，先废后杀，上演了一出顾命大臣干掉少主的政治惨剧。那么，徐羡之等人为何要抛弃顾命大义、冒天下之大不韪，非要废杀辅佐对象刘义符呢？这不能不从刘义符的成长和执政经历说起。
　　
　　刘义符（406年—424年），宋武帝刘裕长子，生母为张阙。刘裕一生戎马，从低级将士干起，杀敌勇猛，功勋卓著，声望日显，权位日高。随着刘裕身份的转换，刘义符的地位也不断提升。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封豫章公，刘义符为豫章公世子；元熙元年（419年），刘裕封宋王，刘义符进为宋太子；元熙二年（420年），刘裕改朝换代，以宋代晋，受禅称帝，刘义符被立为皇太子。刘宋永初三年（422年）五月，刘裕病逝，刘义符即位，成为刘宋第二任皇帝。
　　
　　作为“帝二代”，刘义符虽然“有旅力，善骑射，解音律”（《宋书•少帝纪》），但缺乏贤明帝王应有的品行、德操和素养，为太子时就“多狎群小”，刘裕死后又“居丧无礼”，甚至“好与左右狎昵，游戏无度”。在位期间，刘义符专务游幸，乐衷玩耍，朝政大事，他一概不问；忠臣谏言，他一概不听；外敌犯境，他一概不管。总之一句话，“帝居处所为多过失”（《宋书•少帝纪》）。
　　
　　刘义符为人如此，有其天性禀赋使然的因素，而作为父亲的刘裕也难辞其咎。刘裕早年育有二女，分别取名刘兴弟、刘荣男，希望能够招弟引男，延续香火，可直到四十四岁时才盼来了长子刘义符，“武帝晚无男，及帝生，甚悦”（《宋书•少帝纪》）。刘裕出身寒微，其本人“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被服居处，俭于布素，游宴甚稀，嫔御至少”（《资治通鉴》），但对刘义符却非常溺爱，少有管教，“顾有慈颜，前无严训”，致使刘义符从小就娇生惯养，“体易染之质，禀可下之姿，外物莫犯其心，所欲必从其志”（《南史•宋纪》），顽劣异常，处事随性。
　　
　　关于刘义符的劣迹，在皇太后颁布的官方《废帝令》中描述地更全面，“义符长嗣，属当天位，不谓穷凶极悖，一至于此。大行在殡，宇内哀惶，幸灾肆于悖词，喜容表于在戚。至乃征召乐府，鸠集伶官，优倡管弘，靡不备奏，珍羞甘膳，有加平日。采择媵御，产子就宫，?然无怍，丑声四达。及懿后崩背，重加天罚，亲与左右执绋歌呼，推排梓宫，?掌笑谑，殿省备闻。加复日夜?狎，群小慢戏，兴造千计，费用万端，帑藏空虚，人力殚尽。刑罚苛虐，幽囚日增。居帝王之位，好阜隶之役；处万乘之尊，悦厮养之事。亲执鞭扑，殴击无辜，以为笑乐。穿池筑观，朝成暮毁；征发工匠，疲极兆民。远近叹嗟，人神怨怒”（《宋书•少帝纪》），也就是说，有失皇家颜面和帝王礼统的事情，几乎被刘义符做绝。
　　
　　诚然，刘义符德操低劣，行为荒诞，不务正业，恣意妄为，身上的毛病很多，有不遵礼制、不守孝道的一面，有声色犬马、荒淫糜烂的一面，有昏暴刻薄、滥用刑罚的一面，有游戏人生、劳民伤财的一面，但平心而论，他并非大奸大恶，更何况他谨遵刘裕“后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资治通鉴》）的遗诏，命“司空、尚书令可率众官月一决狱”，把“平理狱讼”（《宋书•徐羡之传》）等一干大事全权委托给徐羡之、傅亮等大臣，他自己当甩手掌柜，不问国事，不理朝政，并没有行使军国大权，也没有对军国大政带来多少实际的破坏。
　　
　　用历史的眼光看，刘义符不过是个童心未化、品性乖张，惯于瞎胡闹、恶作剧，只知道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一代虎父生下如此犬子，刘义符其所作所为，的确让以徐羡之等人为首的文武百官大失所望。即便如此，但作为顾命大臣，徐羡之等人“不能竭其股肱，尽其心力”（《宋书•徐羡之传》），不但没有对刘义符进行必要的管教、约束和善意的引导、培育，反而联串党羽，发动政变，“时帝于华林园……即龙舟而寝。其朝未兴，兵士进，杀二侍者于帝侧，伤帝指。扶出东?，就收玺绂，……遂幽于吴郡”（《宋书•少帝纪》）。在历史上，顾命大臣联合起来突然倒戈，以这般暴力手段将辅佐对象拉下马，还是第一次。
　　
　　从史料记载看，这次废帝事件有组织、有预谋、有内线、有外援，政变的主要参与者为徐羡之、谢晦、傅亮、檀道济、王弘，其中决策者是徐羡之，支持者是傅亮，响应者是外臣檀道济、王弘，但最积极的却是谢晦。中间起关键作用的徐羡之、谢晦、傅亮三人将刘义符定位为“穷凶极悖”（《宋书•少帝纪》），是个十恶不赦的典型昏君，无非是夸大其词，故意将其涂黑。笔者认为，徐羡之、谢晦、傅亮三人之所以废黜刘义符，主要原因就是害怕刘义符对他们不利，这一点，《宋书•徐羡之传》中也已经点明，“末因惧祸，以建大策，而逞其悖心”。
　　
　　关于“惧祸”，徐羡之、谢晦、傅亮三人心里均有一本帐。
　　
　　徐羡之是刘裕临终前选定的首席顾命大臣，掌控军国大事，责任极大，国家晏平，其为首功，国家动荡，其为首过，容不得半点闪失，压力巨大。徐羡之“无术学，直以志力局度”，处事刚猛决断，难免为人所嫉恨，也难尽如少帝之意，君臣关系、同僚关系之复杂和紧张程度可想而知。更可怕的是，徐羡之“一旦居廊庙，朝野推服，咸谓有宰臣之望”（《宋书•徐羡之传》），声望盖主，易被小人所构陷，也会为少帝日后制造加害的口实。刘义符一贯不按常规套路出牌，一旦亲政掌权，为了摆脱心理阴影，化解朝臣怨气，必拿作为首辅的徐羡之开刀。
　　
　　谢晦出身名门望族，极有谋略，是刘裕第一谋臣。谢晦“涉猎文义，博赡多通”（《宋书•谢晦传》），素来对喜欢打打杀杀的刘义符看不惯。刘义符为太子时，谢晦曾向刘裕说过他的坏话，“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万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负荷非才”，其隐意是说刘义符无帝王之才，日后难当重任。刘裕临终时，也曾告诫刘义符，“谢晦数从征伐，颇识机变，若有同异，必此人也”（《宋书•武帝纪》），让刘义符防着点谢晦。宫闱之事虽然隐秘，但这类中伤诋毁之言极易传播。刘义符即位后，谢晦失意，同时也会担心少帝对自己不利。
　　
　　傅亮追随刘裕多年，颇知刘裕野心，极具文采。刘裕以宋代晋之际，当面劝晋恭帝禅位的是傅亮，起草禅位诏书的是傅亮，胁迫晋恭帝亲自抄写禅位诏书的也是傅亮。刘裕登基后，傅亮曾为太子詹事，和刘义符有些私交，但刘义符的皇后司马茂英却是晋恭帝之女海盐公主。晋恭帝禅位后之惨死，东晋王朝之覆亡，不可能让经受国破家亡的司马皇后忘却，说不定什么时候一缕枕边风就能让刘义符对傅亮动手，而刘义符偏偏是个不定性的青年。鉴于此，傅亮“内怀忧惧，作《感物赋》以寄意焉”，担心自己迟早会被“?灭”（《宋书•傅亮传》）。
　　
　　除了以上私人因素，在关乎社稷存亡事件的处置上，刘义符的表现更让徐羡之等人忐忑不安。景平元年（423年），魏兵犯境，宋军失利，司、兖、豫诸郡县俱为魏有，毛德祖、汤瓒等将领被擒捐躯殉难。丧良将，失膏腴，刘宋遭遇战争重创，国人震惊恐慌，徐羡之、谢晦、傅亮三人作为顾命大臣，自知罪责深重，于是“以亡失境土，上表自劾”，请刘义符处置发落，而刘义符却来了个“诏勿问”（《资治通鉴》），既不追究，也不干预。当时，刘义符玩兴正酣，没心思对如此重大事件过问追责；若一旦秋后算账，必拿徐羡之等三人是问。
　　
　　关于“惧祸”，还有一个情节，即天象。景平元年（423年），“十二月戊戌，荧惑犯房”（《宋书•天文四》）。荧惑即火星，在五大行星中，火星色赤而闪烁不定，并有逆行现象，行踪很诡秘，古人认为火星主灾祸，是一个灾星恶曜；犯即经过或接近；房即房宿，属于南方七宿之一，有四颗星。星占认为：“房宿四星，为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也”。《文曜钩》曰：“荧惑犯房宿，将军为乱，王者恶之”。荧惑犯房，在古代是一种凶险不详的天象，不仅“王者恶之”，而且“将相忧” （《宋书•天文四》）。这一天象的出现，加深了徐羡之等人的担忧惧怕程度。
　　
　　景平二年（424年）正月，刘义符做了一件事，“陛下时在后园，颇习武备，鼓?在宫，声闻于外。黩武掖庭之内，喧哗省闼之间”，刀剑之声、击鼓之声、喊杀之声响彻皇宫内外。当时，忠臣范泰谏言劝阻，告诫刘义符此举有可能会“生远近之怪”，暗指当心徐羡之等人误会起疑，但刘义符“不听”（《资治通鉴》），照旧我行我素，舞刀弄枪。笔者认为，刘义符这一悖于节日气氛的练兵件事，极可能会让徐羡之等人察觉到这是“荧惑犯房”导致“王者恶之”的具体表现，是刘义符磨刀霍霍，准备对以他们为首的将相显露杀机的征兆。为防“将相忧”之患于未然，“徐羡之等废帝，因害之”（《宋书•天文四》）。
　　
　　除了保命，还要保权。徐羡之等人追随刘裕多年，功勋卓著，见证了刘宋王朝的建立。刘义符执政时，刘宋王朝开创不过数年，根基浅，底子薄，同时还面临着晋室复辟、北朝犯边、内部斗争等诸多问题，形势一旦有变，徐羡之等人作为与刘宋王朝紧紧拴在一起的利益共同体，很可能与王朝一起被颠覆，所以不敢也不可能对刘义符在位时因不务正业造成的“高祖之业，将坠于地”（《宋书•文帝纪》）的危机坐视不管。为了防止祸乱来袭，为了挽救刘宋王朝，为了保卫既得利益，徐羡之等人若想握权自固，与公与私只能废掉昏君刘义符，另立贤君。
　　
　　共同的“惧祸”情结，促使徐羡之、谢晦、傅亮三人联手密谋废黜刘义符，而且行动要提早，必须要赶在刘义符亲政之前。按当时，刘义符已经到了亲政年龄，但儒家礼制要求，刘义符当为刘裕守孝三年，故徐羡之等人没有归政。到了景平二年（424年）四月，距离归政时限越来越近，于是“徐羡之等以南?州刺史檀道济先朝旧将，威服殿省，且有兵众，乃召道济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五月，皆至建康，废立之谋告之”（《资治通鉴》），当月，刘义符被强行废黜。
　　
　　刘义符被控制后，“废为营阳王，一依汉昌邑、晋海西故事”（《宋书•少帝纪》），接着迁居吴郡，因事发突然，没来得及给刘义符营造王府，只得权居金昌亭。不久，徐羡之、傅亮等人“议害营阳王”（《宋书•蔡廓传》），并很快付诸行动。
　　
　　与此同时，徐羡之等人提名刘裕第三子刘义隆入继大统，并派傅亮前往江陵迎接新帝。期间，祠部尚书蔡廓提醒傅亮“营阳在吴，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诸人有弑主之名，欲立于世，将可得邪！”。傅亮幡然醒悟，立即派人“驰信止之，不及”（《宋书•蔡廓传》）。金昌亭最终成为废帝刘义符的丧命之所。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金昌亭被人称作“弑君亭”（《宋书•王华传》）。
　　
　　徐羡之等人废黜了刘义符，为何还要加以杀害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二。其一，害怕夜长梦多，担心刘义符死灰复燃，复辟报复，借用司马王华的话说，“废主若存，虑其（徐羡之等）将来受祸，致此杀害；盖由贪生过深”，为防止打蛇不死反被蛇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将刘义符杀死；其二，讨好新帝刘义隆，借用谢晦的话，“不以贼遗君父”（《宋书•檀道济传》），若将刘义符留给刘义隆处理，以弟杀兄，手足相残，有违天理，惹人诟病，不给刘义隆出难题。
　　
　　不过，徐羡之等人自认为新帝“必能明我赤心”（《南史•傅亮传》）的废立之举，并没有达到邀功讨好的效果，反而引起了刘义隆的种种诘问和猜疑，君臣关系貌合神离，暗流涌动。为了自保，“晦与徐、傅谋为自全计：晦据上流，檀镇广陵，各有强兵，足制朝廷；羡之、亮于中知权，可得持久”（《南史•谢晦传》），但他们低估了刘义隆的政治手段。元嘉三年（426年），徐羡之等人“有罪伏诛”（《宋书•文帝纪》），被掌握实权的刘义隆一网打尽，刘义符冤案得以昭雪。刘义符被废杀事件，揭开了刘宋王朝皇帝非正常死亡的序幕。（刘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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