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东渡的历史,放到今天来说,是中日友好交流的一段佳话,不过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中,鉴真大和尚跟唐朝另一位光耀千古的佛学大师玄奘一样,都是“违法犯罪分子”——唐朝是不允许大唐子民擅自走出国门到邻国串门子的,换而言之,鉴真的东渡其实是“偷渡”,还一“偷”就是六次。

　　当然,与今天的偷渡犯们不同,鉴真大师的“偷渡”可谓“偷”出了水平,“偷”出了风采,“偷”出了日本后一千年灿烂的文化史。鉴真“偷渡”带走的,是盛唐文化之海溅出的一粒水滴,日本人小心地将这粒水滴保存了一千年,发出了钻石般璀璨的光芒。而那曾经浩瀚的大海本身,却已干涸无迹了。

　　从发达国家“偷渡”到邻邦小国

　　我们的故事从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的扬州开始说起。这年夏天,日本留学僧荣睿和普照造访了扬州城内最大的寺庙大明寺。恳请该寺方丈鉴真大和尚东渡日本,向日本传授“真正的佛教”,为日本信徒授戒。

　　根据历史记载,当荣睿和普照提出这个要求时,大明寺数百名僧众“默然无应”——估计是被两位外国和尚的脑洞大开惊呆了。

　　要想了解这个请求有多么大胆,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当时的历史情境。

　　从时间角度讲,天宝元年的中国正处在盛世巅峰之上,唐玄宗在天宝之前所用年号,是大名鼎鼎的“开元”。换言之,天宝元年的中国仍在盛世的轨道上行进着,离让国运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还有十四年的盛世荣华。

　　从空间角度说,当时扬州是整个帝国东南部的第一大都会。在公元八世纪,这个城市很可能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商贸都市。

　　而从鉴真本人来说,天宝元年时,鉴真五十五岁,有四万信徒、近千弟子,所谓“江淮之间,独为化主”,按今天的说法,大概相当于称雄东南的一代学术界泰斗,已然功成名就,属于逢年过节要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慰问的那一种。

　　更不靠谱的是,当时唐朝严禁本国老百姓出国——唐朝虽然号称开放,但依然没有跳脱中原王朝的重农思维。外国人来做生意、朝贡欢迎,但本国人外出属于劳动力流失,严加禁止。比鉴真早几十年,有个玄奘法师曾经去了趟天竺,也是没跟政府打招呼自己偷跑过去(所以西游记里御弟、通关文牒啥的都是子虚乌有,唐朝根本不提供这项服务)。

　　综合上述背景,荣睿和普照的这个提议,大体相当于要求美国哈佛某著名教授到索马里支援科学建设,路费自理,手续没有,一路艰险,还很可能一去不回。

　　这么奇葩的请求,当然不可能有人答应——除非那个人有着惊人的信念。但谁也没想到,在众弟子的一片冷场中,只听大师清了清嗓子,当即应承下来。

　　外来的和尚好“整风”

　　其实,延请高僧去日本,是圣武天皇行前布置给荣睿和普照两人的政治任务。在正式拜访鉴真之前,俩人已经在中国观察、物色好几年了。

　　请个和尚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其实,当时日本人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

　　日本的佛教,最早是公元六世纪从朝鲜半岛传入的。佛教传入之前,日本只有个理论和形式都很幼稚的神道教。佛教传入后立刻在上层引起了轰动。推古朝以后,日本政府规定出家人可以享受各种优惠政策,其中包括免税。这么一号召,日本老百姓恨不得立刻全都出家。原因是就在同一时期,日本开始学习中国,以班田收授法向农民征税。于是,出家就成了最受欢迎的避税手段,甭管是不是真心向佛,都把头一剃当起和尚来。佛家队伍壮大了,风气却越来越坏,大量动机不纯的“出家人”在寺里喝酒吃肉,娶妻生子,与其说是和尚,倒不如说更像混黑社会的“光头党”。

　　面对如此情景,日本朝廷也无甚良法。公然灭佛显然是打自己的脸,不能干,而整肃纪律也不容易。佛教戒律是修行者自己给自己制定,像吃素这种戒条只有汉传佛教才有。眼见着赋税越来越少、光头党越混越多,天皇这才痛下决心,要从中国请个精通戒律的狠和尚来,好好整肃一下僧众纪律,把滥竽充数者赶回家种地交租。鉴真所修习的律宗恰好以持戒甚严著称,所以荣睿和普照才认定鉴真正是他们想引进的人才。

　　日本这个动机从他们记载鉴真行迹的典籍《唐大和尚东征传》书名中就可以看出端倪,所谓“东征”,并不是说鉴真率领着一票唐军打到日本去了,这里的“征”有“正”之意,是说鉴真的到来让风气为之一正。这么一说,鉴真东渡对日本来说跟今天的“中央巡视组”有一拼,是到日本“整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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