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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两岸不断相互策反，以优渥待遇吸引对方阵营人士投奔，韦大卫、朱京蓉、王锡爵，这些彼岸的“叛逃者”至此岸即成“起义者”。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两岸政治氛围日渐和缓，但这些投奔事件的主角们，仍未得到对岸最后的“宽恕”，面对故土家园，止于隔海相望，历史的一页迟迟未能翻过。

平淡的当下

聊了一下午旧事，总是笑眯眯的朱京蓉起身打开灯。陈设简单的客厅里只有几个灯泡还能亮，趴着乌龟的鱼缸成了最明亮的物件，泛着幽幽的绿。这套空军分给他的住房，位于北京的北四环外，他和妻子、两个儿子住了十几年，现在房子旧了，一个儿子刚搬出去。

到今年5月，朱京蓉来大陆整40年了。1969年5月26日，他的教官国民党空军上尉黄天明开着T- 33A型喷气教练机到达广州，坐在教练机后侧舱位的他，就这样被动投诚了共产党。那年6月的《人民日报》上，报道了他们“驾机起义回归大陆”的消息；20 多岁的他们手持《毛主席语录》，还高喊着刚学会的“毛主席万岁”。

因长年在大陆军队系统工作，到大陆后他从未接受过媒体采访。三年前从空军指挥学院科研部副部长任上退休后，这个规定才算失效。如今朱京蓉每周有六天去一家台湾人的饭店当顾问。

“累，今年不想干了。”这样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更像谦虚而不是抱怨。唯一的休息日，他留着或陪夫人逛街，或接待来自台湾的朋友，偶尔，也去东边会会住在望京的韦大卫，喝杯酒。

韦大卫比他早来大陆13年，开到大陆来的还是蒋纬国的专机“塞斯纳”。已经81岁的他，看上去比年轻时瘦小了一圈，手脚略有不便，上下楼梯要扶一把。新买的房子里平日就他和夫人住着，儿子常来探望。天气一冷，他甚少出门，太阳好时，老夫妇就带着收养的流浪狗在小区里散步。

朱京蓉在北京每年能见几次的，还有王锡爵。1986年开着华航货机飞来大陆的王锡爵，只比韦大卫小一年，自中国民航总局华北分局副局长任上退休后，如今住在国务院机关管理局分配的公寓中。喜欢游山玩水的他，前几年还常陪住在台北的夫人赴各地观光，近年游兴大减，只是每周在跑步机上练练腿脚。

对这些年岁渐长的“叛逃者”们来说，那些惊心动魄的逃亡生涯，已经离开当下愈来愈遥远。朱京蓉用“平淡”两个字形容现在的生活，对他们而言，这份平淡亦是幸福。

无奈的“叛逃”

从1940年后期到1970年后期，每一个来自国民党阵营的逃亡者，都曾让那个时代的大陆民众倍加确信，盘踞在小岛上的“蒋介石卖国集团”，是多么黑暗可怕。大陆改革开放后，这样的逃亡者，又成为“台湾人民响应祖国和平统一号召”的铁证。

相同的事情也曾在台湾上演。为鼓励更多人“起事”，1958年，台湾颁布《共军官员起义归来优待规定》，按照起义者开来的飞机机型，奖励黄金，据说最高给过7000两黄金。20世纪60年代的大陆也出台过类似政策。

但具体到每个“叛逃者”的身上，真实的逃亡原因却未必和政治黄金有多少关系。

带着朱京蓉一起回大陆的黄天明，从未公开透露过他回大陆的真实原因。据朱京蓉了解，黄天明曾是台湾雷虎队中能参与九架飞机飞行表演的资深飞行员，某次代人受过后，他被贬到空军学校当老师，始终心气难平。

1956年逃来大陆的韦大卫，原是广西人，1948年报考国民党的海军军官学校，结果被军舰拉到台湾直接当兵。虽然国民党不断宣传“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以稳定军心，韦大卫还是打定主意要逃回去。广西的家里，有他的父母、大哥和两个妹妹。离乡7年后，韦大卫才找到机会飞回大陆，那架“塞斯纳”上，还藏着他的两个朋友，这两人后来一个安家南宁，一个落户成都，他们回来的理由仅是“想家 ”。

王锡爵自称逃离台湾原因有三：想家、认同两岸统一，还有早先他在华航当机长时发生的一次飞行事故。当时他开着一架波音707从关岛飞往夏威夷，快到终点时发现迷了路，差点让上百名乘客迫降海面。最后虽凭他个人经验安全到达目的地，事故主因是美国的航空公司提供给华航的电脑计划有误，美方在王锡爵落地后还打来电话致歉，但华航不敢追究美方责任，仍将王锡爵从正驾驶降职为副驾驶半年。耿耿于怀的王锡爵和在台北的夫人都没通个气，就回了大陆。

从近年两岸媒体的报道可见，“叛逃者”的动机除了政治倾向等因素外，多半也包含个人的难言之隐。 1981年开着美制F-5F战斗机在福州降落的黄植诚，因非空军官校毕业，在军中前途受打压；1989年在广东上空弃机跳伞的林贤顺，无法忍受妻子引发的流言，来大陆后还要求与妻子离婚。

“文革”际遇

朱京蓉的被迫叛逃，使他成为这群“叛逃者”里最为特殊的人物。

1969年6月2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黄天明和朱京蓉。会上，周恩来宣布“朱京蓉协助教官驾机起义也立了功”。一直担心自己下场如何的朱京蓉松了口气。会后，中共安排他们前往大陆各地游览半年。上海的纺织厂、造船厂，东北的钢铁厂，地下660 米的煤矿，让朱京蓉对大陆的生产力印象颇佳。

其时大陆正经历“文革”，他们参观的工厂是否在正常运作很难判断，朱京蓉也没有机会了解真正的大陆社会正经历怎样的起伏。但当时台湾尚处于经济起飞前夜，那些工厂矿区本身的庞大已让他们开了眼界。

一次偶发事件，曾让他惧怕留在大陆。当时他和同行军官闲聊，3岁跟着父母到台湾的朱京蓉，说自己从小就想当飞行员，那名军官闻之色变，说自己从小就立志为人民服务，两人争执了几句，对方要批斗朱京蓉。朱京蓉哭了三天，提出去香港定居。“去了香港，台湾也会派人暗杀你。”一句话，把他吓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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