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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夜，他们将右派分子李庚生老师当作练习拳击的靶子，在暗室里打得他死去活来，发出一阵阵毛骨悚然的惨叫；李老师被打昏后，他们便用冷水将他浇醒，再继续打；有一天晚上，竟打断他4根肋骨。李老师因不堪凌辱，在一个炎炎夏日逃到郊外，投河自尽……

1966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家里和父亲、弟弟一起擦锅子，猛然听见外面马路上锣鼓喧天，喊声大振。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立即拿着锅子跑出去看，只见马路上“雄赳赳、气昂昂”地走着一长串游行队伍，游行者均是大中学生，他们臂缠红袖章，高擎“交大反到底”、“红三司”、“红革会”之类的大旗，狂呼滥喊着所谓的“革命”口号。

我当时年仅12岁，被这一幕造反情景惊得目瞪口呆。听路人说，这是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于是，随着游行队伍的汹涌澎湃，随着那些疯狂的学生往空中散发传单的吆喝声，我居然兴奋得拣起一根树枝敲打锅子，像海燕那样呼唤“革命”风暴的降临。40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一幕仍历历在目。

“文革”对社会的大破坏，率先发端于教育领域。

1966年5月29日，北京清华附中的一群学生慷慨激昂地宣誓：要用生命和热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遂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从此，这股祸水蔓延全国。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同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宣称：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毛主席、党中央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6月24日，他们又贴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认为“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由此，全国各地的大中学校与北京遥相呼应，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毛泽东又连续8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1200万红卫兵，更是将“革命”的情绪推向极致。

我们这一代人就在那股无法无天的强风暴中，被无情地剥夺了读书的权利。

我当时在上海市北京西路第五小学念四年级。“文革”伊始，从校长、教导主任到教师，人人脸呈恐惧、焦灼之色。一天上午，一支红卫兵队伍来学校点燃“革命”烈火后，一批高年级学生中的“红五类”子弟便成立了红小兵，他们顿时将学校弄得一片红色恐怖。红小兵们戴着红袖章、胸挂宝像（毛泽东像章）、手挥木棍和电线鞭子，将校园里所有的窗玻璃砸碎，大部分课桌椅被拆毁，然后红小兵们搞“集团冲锋”和“车轮大战”，对许校长、王教导主任以及众多老师进行残酷批斗，他们高呼“狠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狠批师道尊严”、“打倒反动的学术权威”等口号，将师长们往死里整。很快，许校长被整瘫痪，因参加过三青团的封老师被活活斗死……

学校经过一番天翻地覆的“革命”，课堂秩序已不复存在，学生们基本上处于“放羊”状况，我们随心所欲地去上学，不想去就在家玩儿，或跟着红卫兵后面，看他们抄家、“破四旧”、打群架……

在一个少年的眼里，“文革”的重灾区似乎在中学。我家对面是上海市长江中学，“文革”烈火烧进该校时，几乎一夜之间，所有教室的玻璃窗、课桌椅、甚至厕所里的抽水马桶全部被捣毁。该校红卫兵和“上体司”（造反派组织）将几间教室打通，蒙上厚厚的幕布，作为他们练习摔跤、打拳击，关押、折磨“黑六类”的暗室。

我清晰地记得，从1966年6月底到1967年“一月风暴”期间，是上海市长江中学闹得最厉害的日子。该校红卫兵几乎天天揪斗老师，或者从外面抓进“黑六类”肆意摧残。他们将高帽子里灌满浆糊，套在翁世宝校长头上，不断地让他坐“喷气式”游斗，不出一个月，翁校长便被斗疯。入夜，他们将右派分子李庚生老师当作练习拳击的靶子，在暗室里打得他死去活来，发出一阵阵毛骨悚然的惨叫；李老师被打昏后，他们便用冷水将他浇醒，再继续打；有一天晚上，竟打断他4根肋骨。李老师因不堪凌辱，在一个炎炎夏日逃到郊外，投河自尽……

几十年后，我在深更半夜，耳畔会突然响起李老师的惨叫声（我家的窗子正对着关押他的暗室），可见“文革”对孩子们心灵的摧残之深。这仅仅是全国大中小学校教学秩序遭到大破坏的一个缩影。

在全国学生不要读书，社会一片混乱之际，我于1969年春天，糊里糊涂地进了上海市培明中学，成了一名中学生。

谁料，进入中学正逢上全国批判苏联凯乐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仍然是教师无法教，学生不愿学的局面。更糟糕的是，由于社会风气恶劣，许多青少年都沾染了流氓习气。我校就有十几帮男女流氓阿飞，成天在校园里游荡；老师讲课只要脸转向黑板，背后马上会飞来一口浓痰。至于校园里打群架、赌博、抽烟、酗酒、偷窃、乱搞男女关系简直司空见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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