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专家何兹全说:西晋末年,随着士族上层的渡江南下,装在他们头脑里的玄学也被带过江去,原先影响甚微的经学士族留在北方,他们保持着汉朝经学重礼仪的传统。而胡族政权武力占据北方,要立国中原,必须熟悉儒学传统,崇尚中原文化,以汉法治汉人。胡族君主与汉人士族在这种背景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儒学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与同化作用。 民族的同化总是双向进行的,胡人汉化的同时,就是汉人胡化。所谓汉人胡化,是在长期的交流中,汉人在生产、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吸收了胡人的习俗。这种变化,从东汉末年已经开始,《后汉书?五行志》写道:“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你看,皇帝对胡人的一切生活方式都很感兴趣,包括胡人的服装、胡人的帐篷、胡人的高足家具、胡人的饮食、胡人的乐器、胡人的舞蹈等等。由于皇帝的倡导,京都的达官贵人都竞相仿效,兴起了汉人胡化的之风。这种风气到五胡十六国时期达到高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床”??胡人发明的高足座椅。中原汉人一向的习惯是席地而坐,或是跪坐,或是盘腿坐,并无坐椅子、凳子的习惯。所以竹林七贤双脚前伸的坐法被称为“箕踞”,是极不恭敬的失礼举动。胡人发明的座椅,被汉人称为“胡床”,它还有这样一些别称:绳床、交椅、交床、逍遥座、折背样、倚床。胡床自北而南广为流行,促使高足家具的兴起,终于改变了汉人席地而坐的习惯。 “筵席”一词与席地而坐的习俗紧密相连,举行宴会时,在地上铺上大的“筵”,再铺上小的“席”,作为座垫,中间有矮足的称为几、案的桌子。这种筵席方式,至今在日本、韩国依然可以见到。胡床及高足家具流行后,人们不再席地而坐,宴饮搬到了高高的桌子上,但“筵席”的说法一直沿用下来,不过已经失去了它的本意。 十六国时期,随着骑马民族的南下,把畜牧及与其有关的生产技术带到了中原地区。据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牛、马、骡、羊等牲畜的饲养、役使方法,兽医术、相马术,以及制作毛毡、奶酪、油酥的技术,逐步为汉人所接受。《齐民要术》还谈到胡人的饮食习惯对汉人的影响,它提到的“胡物”有:胡饼、胡椒酒(筚拨酒)、胡饭、胡羹、羌煮等,看来中原地区的汉人已经把胡人的饮食习惯吸收到自己的生活中,逐步采用烧烤兽肉、奶酪为饮料的胡人习俗。胡语、胡歌、胡乐、胡舞、胡戏的流行,给中原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和色彩。 北方汉人子弟以学习胡语为时髦之举,久而久之,北方汉语中充斥了“胡虏”之音。胡乐对中原音乐的影响是深远的,胡笳、羌笛、琵琶等乐器,随着民族大迁徙,从漠北、西域以及其他地区传入中原,使传统音乐显得更加丰富多彩。西晋后期,天竺国送给凉州刺史张轨乐工二十二人,乐器一部,其中有笛子、琵琶、箜篌、五弦琴、铜鼓、皮鼓等,还带来了天竺调等乐曲。前秦末年,吕光远征西域,又获得筚篥、腰鼓、答腊鼓,以及龟兹乐曲。我们不难从中窥知,当年中原胡歌、胡乐盛行的斑斓景象,汉胡互化的累累硕果。我们先人的这种大智慧,令人敬佩,也令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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