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作者：王奇生 出版社：社科文献出版社

关于国军的对日作战意志，历来存有不同的看法。200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张宪文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是近年来中国大陆出版的有代表性的抗战史著作。

该书对湖南会战失败原因的分析，主要归因于蒋介石消极抗战，保存军事实力;认为蒋介石首先考虑的不是对日军的积极出击，而是主要准备战后权威的确立，尽力对付中共和防范国民党内的非嫡系，没有同日军在真正意义上展开决战。

这一观点基本上沿袭了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大陆史学界的一贯看法。但从前文所述湖南会战前后蒋介石对日军的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来看，谓国军无意与日军在真正意义上展开决战，显然有悖事实。近40万国军兵力的投入，9万国军和6万多日军的伤亡，亦足证国军对日军的积极出击。尤其是长达47日的衡阳保卫战“是八年抗战中，保卫城市作战最长，伤亡官兵最多，敌我两方进行最为惨烈的一场生死搏斗”。

其时，重庆20余万市民签名，向苦守衡阳的第十军官兵致敬。日军亦承认“从未有若斯顽强之抵抗”。重庆《大公报》社论将衡阳守军的死拼硬打誉为“抗战精神”。王世杰在日记中称道衡阳守城战“断然为抗战以来之一伟绩”。凡此均说明衡阳国军抵抗之顽强英勇。论者又有谓衡阳的英勇抵抗，是非中央军将领薛岳指挥的，而重庆统帅部则从中阻挠。而本文第二部分的叙述，证明这一说法亦属不实。

另一方面，国军对中共的监视和防范，亦确然存在。据徐永昌日记，1944年6月8日，日军正大举从湘北南犯之际，军事委员会在重庆开会讨论国军各战区作战计划，主要议题有二：一是预防日军北犯陕西潼关，南犯广东曲江;二是“预防共党窜扰后方问题”。6月10日，军令部拟具《国军今后作战指导计划大纲》，其第一条即要求“第八战区以第一线兵团，依陕东、绥西既设阵地，拒止敌人，并监围奸伪”。

“如奸伪以抗战口号向西南窜犯时，应令其向渭河以北、三原以东截击敌人，我监围部队应由东向西逐次向长武、?县、?找亍⒄??矫孀?疲??苑乐蛊湎蚋孟咭晕饕阅洗苋拧?rdquo;此处所称的“奸伪”显指中共军队。同日，蒋介石根据军令部所拟的这一方案，分别密电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和副司令长官胡宗南，针对如何防范中共，作了具体的军事部署。可见即使在日军攻势最激烈之际，国军亦未懈怠对中共军事扩张的防范。

至于国军投入了多少兵力监视中共，据徐永昌7月3日日记：近来英美舆论指责国民党以数十万部队监视中共，以致影响对日作战。徐氏辩称：胡宗南防共军队不过数师，何至影响如此之大。

但同月下旬，蒋介石主持召开整军会议，要求将国军现有的321个步兵师减编为240个师。参谋总长何应钦奉命拟订减编方案，240个师中，计划以140个师对付日军，20个师监视中共，40个师作预备队，其余40个师用于西北边防、缅甸及机场防守。这虽然只是一个计划草案，但仍然可以依此推论，国军对付日军与监视中共的兵力之比，大致为7∶1。是时国军共分9个战区。这意味着国军至少以一个战区的兵力监视中共。

延伸阅读：胡宗南的防共部署(摘自《胡宗南大传》作者：经盛鸿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胡宗南，作为国民政府在陕西前线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对中共力量的迅猛发展与影响扩大感受尤深，越来越不安，思虑着防范与应对之法。

1938年10月胡宗南率部回师关中坐镇西安后，听到陕甘各专区与中共的陕甘宁边区摩擦事件不断发生，就日益对中共力量的增长担心与不满。他在与部下的谈话中，经常流露出反共的情绪。

他常说：“抗日战争即使失败而亡于日本，还有复国的可能;若因抗战而使中共的力量扩大到动摇国本，则将永无翻身之日。”他表示要向蒋介石建议：“为长治久安计，必须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削弱并压缩共产党势力，俾在有利时机一举而歼灭之。”范汉杰：《抗战时期胡宗南部封锁陕甘宁边区的罪恶》，刊《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页。

如前所述，在1938年12月，在武功军事会议期间，蒋介石专门召集胡宗南等少数亲信将领举行秘密会议，对防范与打击共产党作了许多指示。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秘密通过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正式制订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这些都使胡宗南的防共决心更加坚定。他向宋希濂等高级将领说：“我们必须准备和积蓄我们的力量，我们必须限制中共的发展。”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88页。

作为国民政府在陕西前线最高军事指挥官的胡宗南站在防共战线的最前沿。

在1939年8月胡宗南就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不久，就专门去重庆向蒋介石汇报中共在陕、甘一带的活动，提出多项防共、限共与反共的建议。蒋介石一改常态，正襟危坐，聚精会神地倾听胡宗南陈述意见。

胡足足谈了两个钟头。他说：“今日本党的真正敌人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国际形势一天一天在变化，日本人要对付俄国，又要对付英、美，它不能再有很大的力量向我们进攻，所以日本人绝对消灭不了我们。但共产党却利用这个机会一天一天地壮大起来了，这是一个最可怕的敌人。过去在江西、湖北一带，我们和他们打了七八年，消灭不了他们。现在共产党的力量已经发展到了整个华北地区，而且还伸入到了江苏、安徽的大部分地区。在我们控制的地区里，他们也到处发展组织，进行种种宣传，破坏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这样下去，恐怕不到三年，我们想维持这个局面都不可能了。这是多么可怕!”

因此，胡宗南提出：“我们必须和他们斗争。”“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区域里限制他们的活动。但这是不够的，我们应该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我们还要和共产党争沦陷区。”同上书，第91页。

胡宗南对中共的看法与态度，与蒋介石完全一致。蒋介石让胡宗南坐镇关中，给他的战略任务，除了“东御日寇”，第二项就是“北制共匪”。因此，自1939年开始，胡宗南指挥所部，对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多年严密的包围、封锁、摩擦、挑衅，直至挑起内战。胡宗南及其统率的大军力图在西北筑起一道“防共长城”。

第一，建立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封锁线。

陕甘宁边区，原是在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指定陕西洛川以北、绥德以南以及甘肃、宁夏东部的部分地区，以延安为中心，划归中共方面管辖，称陕甘宁特区。该地区地广人稀，地瘠民贫。但在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成立了以林伯渠为主席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竟将此地建成中共领导的第一重要的根据地，成为中共各解放区的总后方。

俞紧接着郑重地说：“嗣后凡是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等三人经由电话的一切消息，你搜集后，立即通知我。”又接着说：“我现在和你约定一下，规定一种代号，即李宗仁代号‘甲先生’，白崇禧代号‘乙先生’，黄绍?代号‘丙先生’。

我们两人在电话中(指俞本人和王)，不必称呼什么了，互报自己名字就行，姓都不必带。如你呼正元，我呼济时后，即可通报内容。”王听后，唯唯称是，并当面详记在日记本上。

翌晨，王正元在家召集重要军话台邱桐阶、李再兴，把俞济时所交代任务向二人作了详细交代，并加重语气对他们说：“这是侍卫长的指示，是一项‘特密’任务，除你们二人还有一个车大奎外，绝不许泄漏给其他任何人，每天用电话向我禀报。”又用命令口吻说：“你们在打电话给我时，要特别注意周围的人，例如同室的次要军话台等等。”并命他二人把所有情况，转知今天没有到场的车大奎。

蒋氏虽宣布“小休”离开南京，然而中枢凡涉及他的权力疗面，丝毫没有放松。他令立即增加直达溪口长途电话一对，直接重要军话台。

军事上，蒋每天直接电话参谋总长顾祝同或参谋次长林蔚，询问战况或作指示，还直接与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通话，指挥调度空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遇事也迳向蒋请示。政治上，大至组阁，小至地方官员更换，蒋都不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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