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钧，昆明人。一个对越自卫反击战老兵，阴差阳错间，他不幸成了俘虏。虽然俘虏是个难堪的字眼，但战争就是这样真实而残酷。

徐钧当时是连指导员，属于对越自卫反击战时的西线部队。战争爆发前，他天天忙着搞动员，由于他曾经在四川做过知青，所以他们连补了几十个四川新兵。由于新兵多，徐钧他们担心打仗轮不到，一个劲地写血书，没想到他们连本来就是第一批突击队。

一个致命的心理错觉

驻扎到屏边的第一夜，徐钧忙完后，因心情激动睡不着，带着通讯员出去走走。在黑夜里看见对面山上模模糊糊有些人在挖什么，他很好奇，就走了过去，发现他们在挖坟坑。此时此刻，徐钧第一次感到了人生的孤独无助，归途中忽然想起明天晚上也许就有人躺在其中的那个坑里了。“事实上，我们连还没到河口，俩新兵就让运输团的车给撞死。”徐钧的经历应验了预感。

“过不久，战争开始了。我是步兵，从来没有过几个小时排山倒海式炮击的体验。”然后徐钧的连队就发起冲锋，一开始还可以，但是越到后来就越难，主要是失去炮火的支援，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攻，“有时候费了半天攻上去才发现上面只有一个人，还是个女的。”由于连队伤亡惨重，反而把新兵的士气激励起来了。

“按照这个速度，明天就到西贡了吧。”当时的火速推进给了徐钧一个错觉，这也成了以后他误入敌后以致被捕的间接原因。

“几天后，我和连长被师长直接叫到指挥所，师长面对我们下达了任务，很简单，就是在今晚奔袭嘎洒，炸掉那里的一个金矿。这个任务太简单了，我和连长根本就不用商量就说了一句'坚决完成任务'。我走之前还回了一下头，看了看一个头戴耳机的女兵，在又脏又乱的指挥所里显得特别美丽。”

这次奔袭时只有40多人了，徐钧、连长，排长也只剩一个一排长了，徐钧成了行动的最高指挥官。

“我们当天下午二时就走上大路，急行军赶往目的地。可能是这几天老爬山的原故，走起大路来更是飞速。天黑下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到了嘎洒，这时我们的运气就转背了，差不多到了次日凌晨我们都找不到那个金矿，抓了个当地人一问才知道我们的地图上所标的金矿位置与实际位置差了60公里。指挥所命令我们返回，这时我和连长面对一个很诱人的选择，那就是继续快速找到那个金矿，虽然时间长了一点，但是大家的感觉会好一点。我甚至想到了师长在臭骂参谋长，或者参谋长就让我当好了。这真是荒唐的念头，一时糊涂了。”

“我们的行动确实是神速，一夜之间，不仅找到了目标，而且把它炸了个稀巴烂，越南人的黄金从此应该断了来路。可是我们和指挥所失去了联系，还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们用收音机收到了新华社关于撤军的消息。师指挥所肯定已经回到河口了，而我们还有100多公里。大家又累又渴，本想就地扎营休息，可是这下怎么敢，马上就开始又一次急行军。可是已经晚了，大路上没见越军，可凌乱的坦克轮辙表明他们在抢回失去的阵地。我一想手心就发凉，马上离开公路，但是荒野小路就没法神速了，特别是亚热带丛林，走一步都要费牛劲。那些飞机杆，平时蛮柔软的，现在每棵都像是长矛。到了半夜，实在不行了，我们就呆在一个山头上休息。山下这时马达隆隆，我们看下去，好家伙，越军大部队正在开进，后来我知道这就是113师，越军主力，我们找了几天没找到，现在它神气了，反扑得这样快。”

投降二字千钧重

第二天早上，大家都因为睡了一觉，清醒了不少。几个领导开了个会，分析了一下敌情，觉得必须躲起来，白天不能轻举妄动。“先过了今天吧，指挥所会不会想个办法?”

其实，徐钧后来才知道，指挥所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后撤时丢了一个连，因为指挥所以为徐钧他们也撤了。先躲一躲的想法其实是很荒唐的，这是自己安慰自己的说法，越军一旦冲回边境，肯定要回扫中国掉队的部队。40多个人留下了很多足迹，到了下午，就有越军喊话了，只不过他们是用中国话喊，“缴枪不杀。”

徐钧、连长、一排长，另外临时又增补了两个班长为支委，开了个支委会，决定死战。这时候徐钧想起来开战前的坟坑，“别说，能睡那些个坟坑还是个幸福。”但是徐钧没想到一排长冲回来报告，说大家都不想打了，徐钧这才发现问题有点严重。除了几个老兵，差不多都是新兵，半年前恐怕还在四川农田里收稻子。几个兵来找徐钧，脸上惨巴巴的，说家中还有老母什么的。徐钧一下乱了，他自己也是个独子，父亲早逝，唯有老母在家。徐钧看看连长，连长也说硬拼恐怕不行。

大家坐在一起，山下面就是黑压压的越军，谁也不想说话，都有沉重的心事。一排长提着手枪，走到一边去，大家还没反应过来，一声惨叫，排长给了自己一枪，打在大腿上。面对这种情况，还能怎么办呢?

徐钧他们刚用树枝挂出了一片白布，越军就冲上来了，两三个人按一个把他们全部用绳子拴起来了，“还好，他们弄了个担架抬着一排长。”

越军没费多少事就知道徐钧是最高指挥官，第二天，越军来了一个官，带着个翻译，实际上也用不着翻译，他的中国话讲得极好。他说了很多，但主要是要徐钧他们认罪。起初徐钧嘴硬，“你他妈的越南人烧杀我们的村子我们才来的，干吗要我认罪。”但是过了一会，两个越军押着徐钧手下的一个兵来了，还没等徐钧回过神来就把这个兵的手往后使劲一掰，只听“咔喳”一声，他的手就脱臼了。徐钧知道该怎么做了。

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外国人

第三天，许多越军押着徐钧，开了一整天的车，到了晚上，他们把徐钧弄到一个十分华丽的地方。“咦，这也用不着什么糖衣炮弹啊”，里面有很多人，大多是金发的外国人，一见徐钧来了，马上咔嚓咔嚓照起相来。那个审讯徐钧的越军叽里咕噜和他们说一通，然后让徐钧认罪。

徐钧知道这都是些记者，于是把越军强迫他说的充当炮灰的言论再次当众说了一遍，“说来也好笑，我这辈子还没见到过西方人，以前进城总想找个高鼻子的外国人看看，没想到这个理想今天实现了。”

“不久，中越就交换战俘，这已经是几个月后的事了，在河口桥上，中方来了很多护士，个个对我们蛮好的，还说受苦了，但是我们都没说话，总之是战俘，没有什么好说的。”

可是到了营房，情况就变了，团政治处的王主任见到徐钧就拉下了脸“徐钧，从现在起你们都必须接受审查。”所有的人都被隔离了，包括那位受伤的排长。事实很快就清楚了，组织上给徐钧定了性--“主动投降，交军事法庭审判。”

徐钧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后来他才知道是师长找了军区领导，费了不少劲才判了一年，半年后办成监外执行，“这不，念我独子。”徐钧好像在说别人的事，十分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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