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年代国共再次合作，徐恩曾在重庆碰到李克农时，神色尴尬地说：“你看，你们都把我的头发给整白了。”

把敌特组织“拿过来”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办公地址，原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内。徐恩曾感到那里太乱，便选定中山东路五号，建立起一个以他和机要秘书为中心的秘密机关，把这里搞成自己的大本营。

三杰“帮”国民党建情报机构

徐恩曾是个纨绔子弟，整天在舞场和妓院里鬼混，几乎把什么事都推给“心腹”钱壮飞。调查科迁入新址后，凡是送给徐恩曾的文件、电报，都由中央党部转送到这里来，而首先看到这些文件的当然是钱壮飞。因此，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绝密”文件，在中共中央的办公桌上同时有了一个副本。

后来，陈立夫、徐恩曾进一步提出不仅要搜集共产党的情报，而且要收集其他党派和政治势力，特别是反蒋派和反陈派的情报。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根据特科的指示，“帮助”陈、徐在南京、天津建立起一套以通讯社形式出现的情报机构。这套情报机构的指导机关是“长江通讯社”，设在南京，由钱壮飞直接负责;同时在南京设立“民智通讯社”，由胡底任社长。后来，胡底被派往天津，在那里成立“长城通讯社”，“民智通讯社”的社长则由钱壮飞兼任。胡底在天津搜集到的各种情报，均由这个通讯社作掩护，用密码发到南京钱壮飞处，再由钱壮飞转给李克农，然后经陈赓转给周恩来。从此，钱壮飞便主持了国民党全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李克农主持了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胡底则掌握了北方各省的情报。

钱壮飞奉命调查张学良

徐恩曾对情报的需求同样很迫切。钱壮飞、李克农等人也给这位顶头上司提供了许多“情报”，不过，这些“情报”大多是一些经过整理了的“材料”而已。

1930 年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非常想了解张学良的动向，几次派情报人员出关，均被张学良起用的日本特工搞掉。不得已，只得动用钱壮飞，命他组织一个小组去沈阳。中央特科除派胡底一同前往外，还特派情报科科长陈赓前往协助。他们拿着国民党的钱，到东北旅行一星期。陈赓利用这次机会，视察了中央特科在东北和华北的工作，并为中央带回许多重要的秘密情报。从东北回来后，李克农和他们一起写了份4万字的报告。钱壮飞将报告交给徐恩曾后，徐仅看了一部分便连连惊叹“了不起”。

特务头子徐恩曾的称赞和惊叹绝非故弄玄虚，而是因为钱壮飞这次东北之行，的确获得不少“情况”。首先，由于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帮助，特别是李克农、陈赓等人的具体筹划和组织，该报告提供了东北军的详细情况，其中固然有闭门造车的内容，可也有许多实情。更重要的是，他们这次东北之行，还在东北建立了一套能够源源不断地取得东北地区情报的系统。

李克农只身护送刘伯承

钱壮飞为取信徐恩曾，也的确费了一番工夫。为打消徐恩曾的疑虑，他除采取其他各项活动以投徐恩曾所好外，还特地将夫人和两个儿子接到上海一起生活。徐恩曾不仅对钱壮飞提供的情报确信不疑，而且对钱壮飞的为人也颇有好感。

徐恩曾虽然将钱壮飞视为心腹，但有一件东西，却紧紧抓住，不曾放手，即他同国民党高级官员通报用的密码本。这东西就像是徐恩曾的护身符，每次外出时，他总是把这东西带在身上，珍藏在贴身衣服的口袋里。没有这个密码本，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机密便无法搞到。后来经过精心谋划，钱壮飞利用徐恩曾一次赴宴的机会，终于复制了这个密码本。顾顺章叛变时，正是凭着这个密码本，钱壮飞才得以及时了解全部情况，从而使中共中央免遭灭顶之灾。

像钱壮飞在南京的做法那样，李克农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为掩护，把所得的情报全部送交陈赓。与此同时，李克农给徐恩曾的情报，凡属于有关我党活动的，大都夸大其词，不着边际。徐恩曾对李克农送去的那些情报，也从不怀疑，一律照转上去。李克农还护送了党的许多干部，并帮助党组织输送许多地下工作者打入敌人内部。当时，中共许多重要干部前往南京，皆由他护送。1930年初，刘伯承前往武汉指挥暴动，由李立三当面交待李克农护送他经由南京去武汉。事后，蒋介石及其他特务机构虽然也掌握了刘伯承离沪的情报，但他们万万没想到是李克农只身一人将刘伯承送往南京的。

特务头子徐恩曾只得认输

从1929年底到1931年4月的一年多时间里，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活动在敌人的心脏，出色完成了把国民党特务组织“拿过来”的艰巨任务。过了将近30年后，徐恩曾写回忆录谈到钱壮飞时，还惊骇不已地说：

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机构非常严密。我上任后的开头几个月里，就像在黑暗的洞穴里摸索着的瞎子，然而到这一年(1930年)年底情况有点突破，开始摸到了共产党秘密组织的门道……我得悉捕获顾顺章的消息时，极为兴奋，命令立即将其递解南京总部……顾说，我的手下有一个最能干的工作人员保管着我们的绝密文件，此人实际是一个共产党的间谍。他是我的秘书，我在1928年建立第一个商业的无线电台时，便雇用了他，并在我手下工作近三年时间。我过去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工作勤奋、忠诚、有能力的年轻人。他从不多说话，也从不打听他工作范围以外的事情，熟练地执行我的命令。我确实怀疑，这样一个模范职员会是共产党的特务。报告捕获顾顺章的密电是由他译出的，又是他把译出的报文交给了我。我希望顾是在撒谎，但是我派去寻找他的人回来报告说，我的职员已经在前一天早晨偷偷地溜走了，我才相信顾顺章所说的话是真实的。

徐恩曾这一过失，使得他的顶头上司陈立夫十分恼火。直到1980年7月2日，在写给他人的信中，陈立夫还以责备的语气说：“其时双方做渗透工作，无孔不入，可均兄(即徐恩曾)录用钱壮飞为一大疏忽。”

上世纪40年代国共再次合作，徐恩曾在重庆碰到李克农时，神色尴尬地说：“你看，你们都把我的头发给整白了。”

蒋介石和戴笠之间的的微妙关系

戴笠的“五好”中，尤以好色为先。受戴笠蹂躏最多的当数军统特训班的女学生或女特务。叶霞翟、赵霭兰、余淑恒等女学生都是长时间被戴笠霸占当作玩物的著名女特务。

1942 年“四一”大会后，蒋戴关系也发展到顶峰。

蒋介石一生中控制最严的是特务、军队和财政。三者之中，又以特务为先。财政方面，他还能轮流交给宋子文、孔祥熙帮他掌管;军队方面，他也还能赋予何应软、陈诚、胡宗南、汤恩伯“四大金刚”很大的权力。但在特务方面，唯有他一人掌握，从不假手他人过问。足见他对特工的重视程度。

蒋介石控制特工的办法很多，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对特工人员可以给以大权，但决不给以高位，以防范他们在政治上坐大，形成失控的势力。

所以戴笠出任军统头目10 年以来，干来干去，始终只是一个军统局副局长，相当于政府简任官的三至四级罢了。给了一个少将的军阶，直到1945 年3 月8 日才由国民政府给予公布，可见蒋在这一点上对特务控制之严。

蒋介石把戴笠控制得极严，但10 年来蒋、戴合作却相当默契。这一方面是戴笠出于报蒋知遇之恩，拥蒋、忠蒋几乎已到死心塌地的地步;另一方面，戴也是绝顶聪明之人，他知道以他的资历、能力、水平，是跳不出蒋的手心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如何能得到蒋的绝对信任，被蒋重用。他把掌握蒋的思想、行动，研究蒋的心理、性格，以便察颜观色、揣摩迎合、顺其好恶、见机行事作为军统特工情报工作的重要内容。

戴感到此案大有考究，下手重了、轻了都不好，况蒋的祖宗之事外人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只能把郑绍发圈禁起来，供吃、供住、供玩，不要让他到处乱跑就行了。如果蒋一旦向我要人，就交给他，不要人，就关他到死算了，反正军统的集中营里也不在乎他这一间囚房、一口囚饭。于是，戴笠指示把郑绍发关进军统望龙门看守所，后相继转押白公馆看守所和息烽集中营。但戴笠处理这件事十分慎重，指示在集中营内建新屋一栋，单独分住，并在衣、食方面给予优待。另给郑老头家寄去200 元，以后每月还代寄几十元。一段时间后，索性指示将郑的老婆和16 岁的女儿一起从河南接来，软禁在息营内。戴笠处理此案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蒋的默许，外人不得而知。但戴笠这样做，无疑是准确掌握了蒋的心理，解决得恰到好处。蒋把这件十分敏感、微妙的棘手问题交给戴处理，也说明了蒋戴关系已到了配合默契的地步，这是蒋的其他亲信难以得到的恩宠和殊荣。

1942 年的军统“四一”大会，戴笠本意要通过总结回顾特工10 年发展史，检验和展示军统实力。但是，这次大会却引起了蒋的警戒心理。蒋本是个猜忌心极重的人，并且他用人的历来作风是，防止他某个部下的系统发展得太快太大，以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现在军统的力量已经从纯特工渗入军事、政治、党务、行政、经济、文化、教育、交通、警察、财政、外交等各个部门，所能调动的税警、缉私及特务武装达数十万人，加之军统组织之严密，号令之严明，调动之灵活，实力之雄厚，超过了他手下的任何一支国民党军队。这就使戴笠手中掌握的权力、地位和实力，超过了让蒋放心的程度。蒋戴两个人的关系也由过去的两无猜忌变成了相互戒备。这在外人也许是一时看不出的，但在绝顶聪明的蒋戴之间却是了然在胸的。

蒋办事素来果断干练，当他意识到戴笠有权重震主之威时，立即毫不犹豫地采取抑制措施。军统“四一”大会之后，他很快采取的一个步骤就是任命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为军统局帮办，表面上是协助戴笠工作，在戴笠离开重庆期间，由唐纵对军统工作代为主持。实际上是要唐纵对军统的行动进行监视，对戴笠迅速膨胀的势力稍加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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