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6月起，日本西部各地的许多母亲都发现，自己的婴儿变得无精打采、情绪烦躁，伴随着腹泻、发烧、吐奶、皮肤发黑等症状。一开始，家长们以为是酷暑导致的身体不适，但是医生询问后发现了一个共同点：这些婴儿喝的奶粉，都是日本乳业龙头森永公司生产的。（《文汇报》2012年07月23日第09版，作者：周昂，原题：50年前日本的毒奶粉 图片来源：《羊城晚报》）

调查的结果令人震惊。原来，当时森永集团在加工奶粉过程中通常会使用磷酸钠作为乳质稳定剂，而其在德岛的加工厂使用的劣质磷酸钠混入了砷，也就是俗称的砒霜，这会对婴儿造成神经、内脏的严重受损。在8月末事件公开之前，已经有22名喝了毒牛奶的婴儿夭折，在事发之后的一年中，受害致死的婴儿达到了130 名。图为含砒霜的森永婴儿罐装奶粉。（图片来源：《羊城晚报》）

事件发生后，受害者家长们成立了“森永奶粉受害者同盟全国协会”(简称全协)，冈崎哲夫被推举为负责人，他的女儿百合子也是此次事件的受害者。“全协”就赔偿和善后问题同森永公司展开谈判。他们要求，森永公司负担治疗住院以及定期检查的费用；对后遗症进行补偿；一次性付清死亡婴儿家庭250万日元，重症家庭100万日元，中等症状70万日元，轻症30万日元赔款。图为毒奶粉事件发生后，焦急的母亲抱着喝过森永奶粉的孩子在医院就诊。

为了调节矛盾，日本政*府厚生省挑选了几位专家，成立了一个貌似持公允立场的第三方调查组织“西泽委员会”和负责赔偿问题的“五人委员会”，它们的经费是由日本乳制品协会支付的。经过“调查”，“西泽委员会”的专家们一致表示，此次中毒事件不必担心后遗症的影响，现在还在治疗的患者与砒霜无关，是其他疾病导致的。而“五人委员会”拿出的赔偿方案，还不及“全协”方案的零头：所有死亡者一律赔偿25万日元，生存者一律赔偿1万日元。图为“森永毒奶事件”坚持维权14年的受害者和家长。 （图片来源：《羊城晚报》）

这份明显偏向大企业的裁决当然令受害者家长们不满，1956年1月，在“全协”再三要求下，森永公司同意再次给受害婴儿体检，但只能到其指定的医院做检查。结果可想而知。“全协”被迫解散，负责人冈崎哲夫新成立了一个“冈山县森永奶粉中毒儿童守护会”，继续为受害儿童奔走。也许谁都想不到，这将是一场长达10余年的艰难历程。图为受害者家长代表、森永奶粉中毒儿童守护会”会长冈崎哲夫。 （图片来源：《羊城晚报》）

冈崎哲夫青年时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文学家，他爱好历史、哲学、中国的唐诗和欧洲的古典音乐。然而，在早稻田大学读政*治经济学时，他被日本政*府强征至中国东北的虎头要塞服役，成了一名侵华日军。战后，他在回忆录中对当时日本的疯狂，以及中国遭到的灾难都有过深刻的反思。图为“森永奶粉中毒儿童守护会”受害者维权会议上，冈崎哲夫发言。

1973年11月28日，日本法庭终审判决森永有罪，该公司两名工作人员被判刑3年。12月，森永公司接受了受害者家长提出的赔偿协议，对“森永毒奶粉事件”的所有受害者予以终身照顾。图为森永奶粉中毒儿童守护会”受害者维权会议。

迄今，森永公司每年都要支付超过十亿日元以上的巨额资金，用于对受害者的健康赔偿和生活照料。图为受害者家长的签名请愿书。

在冈山市内游行维权的受害者家长。 （图片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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