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59年，秦国国都雍城南门竖起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就在这根木头立下的那一刻，中国历史上许多事件的伏笔已经悄无声息地埋在了雍城那历经风霜、坚实厚重的肥沃黄土之中。

　　战国中前期，在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中，位于关西的秦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比中原各国落后。与之相邻的魏国就远比秦国强大，并且从秦国夺去了河西一大片土地。
　　秦孝公即位后下决心发奋图强，赶超关东诸国，他知道对于国家的发展崛起来说最重要的是人才，就下了一道命令，说：“不论是秦国人还是外国人，谁要是有办法使秦国富强起来，就赏赐他高官厚禄。”
　　秦孝公这样一号召，果然吸引了不少有才干的人。卫国有一个贵族叫公孙鞅（就是后来的商鞅），他在本国得不到重用，就跑到秦国来求见秦孝公。商鞅对秦孝公说：“一个国家要富强，必须注意农业，奖励将士；要打算把国家治好，必须有赏有罚。有赏有罚，朝廷有了威信，一切改革也就容易进行了。”秦孝公完全同意商鞅的主张，就拜商鞅为左庶长（相当于副丞相），让他全权负责改革大事。
　　商鞅起草了一个改革的法令，但是怕老百姓不信任他，不按照新法令去做，就先叫人在都城的南门竖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下命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就赏赐十两金子。”大伙儿先是议论纷纷，而后你瞧我，我瞧你，就是没有上去扛木头的。
　　商鞅知道老百姓还不相信他下的命令，就把赏金提到五十两，没想到赏金越高，看热闹的人越觉得不近情理，仍旧没人去扛。这时，一个勇敢的人（历史本来应该记住这个人的名字）从人群中走了出来，说：“我来试一试。”他把木头扛起来就走，一直搬到北门。
　　商鞅立刻派人赏给这个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五十两黄澄澄的金子，一分也没少。

　　这件事立即在全城传开了，一下子轰动了秦国，老百姓说：“左庶长的命令真不含糊！”
　　南门立木在秦国百姓中树立起了商鞅的威信，他就趁热打铁把起草的改革法令公布了出去。新法令规定：官职大小和爵位高低以军功为标准，贵族没有军功就没有爵位；多生产粮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差；凡是为了做买卖和因为懒惰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都罚做官府的奴婢。
　　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实行了第二次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一、废井田，开阡陌；二、建立郡县制，加强中央集权；三、为了便于向东发展，迁都咸阳。
　　商鞅深知只有强大的农业才能支持不断扩大的战争，所以他重农抑商，大力发展农业，并通过严谨的法律对农业实行有效的宏观管理，还大修水利工程支持农业的发展。秦灭楚时发动了六十万的大军，打了将近两年，如果秦国没有发达的农业，进行这么大规模的战争绝对是不可能的任务。
　　商鞅还把其师李悝的《法经》改为《秦律》，推行全国，这是一套任何别的国家都无法忍受的繁杂、严厉、苛刻的法律。从此以后，整个秦国都严格地按照这套法律成功而有效地运转，它影响了六代秦人，直到秦始皇，最终使秦国完成了灭掉六国、一统天下这一伟大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
　　比如，商鞅规定：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人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田宅一处和仆人数个。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可以说整个生活跟打仗挂钩了，这就是商鞅著名的军功授爵制度。
　　商鞅还提出并实施了“一刑无等级”，即“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这颇有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味道。在贵族特权还普遍存在的条件下，敢于提出“一法令”，其胆识和魄力是可以想见的。后来，秦孝公去世，旧贵族趁机诬告商鞅“谋反”，将他杀死后施以车裂之刑。商鞅虽死，但由于新法颁布多年，深入人心，得以继续贯彻。他若地下有知，在为自己伤心的同时，肯定也会为变法的成功而深感欣慰。
　　自从商鞅变法以后，秦国的农业生产逐年增加，军事力量日渐强大，为领土扩张、统一六国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基础。不久，秦国进攻魏国的西部，从河西打到河东，把对方的都城安邑（今山西夏县）也打了下来，魏国不得不割让河西土地，把国都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
　　秦国越来越富强，周天子深为震动，派使者给秦孝公送来了祭肉，封他为“方伯”（一方诸侯的首领），中原的诸侯国也纷纷向秦国道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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