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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庄妃陵。

②苏麻喇姑画像。

③庄妃寝宫。

她是蒙古显赫的科尔沁部贝勒寨桑的二女儿，13岁就成了34岁的皇太极的新娘。

她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笼络各方势力，在皇太极驾崩后让自己唯一的儿子福临登上了皇位。

她痛失爱子后，辅佐幼孙康熙继承大业、开创盛世、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这便是孝庄，一个清初三代帝王背后的女人。

说起孝庄的事迹，无论野史、正史都有了很多的记载和传说，被历史的尘埃遮盖，她许多传奇性的故事也显得扑朔迷离起来，比如她是否与多尔衮相恋于青梅竹马，她是否曾经乳名叫“玉儿”，她是否在尊为太后时下嫁了多尔衮等等……

不管如何，后人们根据史料记载，剥开历史的迷雾，还是能清楚地看到她的伟大、隐忍、果敢和大义。

清初服饰的设计师——苏麻喇姑

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后，制定一系列新制度。清代官服的定制，始于后金天命初年，当时等级差别不明显，只是贝勒穿一种带披肩领的朝服，以区别于大臣及其他官员。

天命六年努尔哈赤颁布补服制度，以辨别等级。所谓补服，就是在衣服的前胸后背各缝上一块“补子”，是用金线和彩丝绣上不同的飞禽或走兽，作为官员品级的徽饰。

皇太极除继承前朝的服制外，由于实行帝制，权力集中，等级制度严格，而且扩大范围，直至后宫、王府家眷等，都有品级。所以更强化服制的等级差别。不同等级、不同身份的人，用不同的服饰。服饰的材料、颜色、样式、图案等，全要体现出等级和身份。

而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在着手厘清清朝上下冠服诸制，庄妃向皇太极推荐了自己的贴身侍女苏麻喇。苏麻喇擅长女红，除了熟悉蒙古族服饰，又饶有兴趣地对比研究汉族和满族的服饰。根据朝廷的要求，她领会服制内涵，在继承传经式样的基础上，吸收满、蒙、汉等北方各族服饰之长，精制、创新，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后世认可。史书记载：崇德初年，厘定上下冠服诸制，而其“衣冠饰样”，皆苏麻喇姑“手制”。

据史书记载，满族先世女真人的袍，左衽、无领或盘领、窄袖，袍幅略短，仅及小腿部位。清朝国初制定官服的长袍、马蹄袖，女真时代没有，很可能采自蒙古族服装。苏麻喇最熟悉本民族服饰，她能得心应手地在保持满族服饰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取长补短，锦上添花。

这是一项历史性的工作。崇德元年厘定的清朝皇室和上下各级官员的冠服，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二三百年没有大的改动。皇太极一再强调，服制是立国之经，为了不忘骑射，要按规定服朝衣，并告诫后世子孙遵守，不要变弃祖宗之制。表明他对苏麻喇等人制定的冠服感到满意，才这样肯定。

庄妃“奇梦”之后诞下福临

皇太极称帝前，生有五位皇子：长子豪格，公元1609年生，封肃亲王，其母是继妃海西女真乌拉部的乌拉纳喇氏。次子洛格，公元1611年生，11岁死。三子格博会，公元1611年生，7岁死。四子叶布舒，公元1627年生，封铺国公，其母是庶妃颜札氏。五子硕塞，公元1629年生，封承泽裕亲王，其母是侧妃海西女真叶赫部叶赫纳喇氏。称帝时册封的五宫后妃都未生子，而且，从公元1628年到公元1637年中间，九年无皇子出世，仅有八位皇女降生。不仅皇帝、后妃，乃至整个宫廷都期盼着天赐麟儿。

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七月八日，东宫大福晋海兰珠生下一子，皇八子的诞生，让年已45岁的皇太极兴奋不已。这一年，他连得三位皇子，唯独皇八子是有名号的皇妃所生。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正月二十八日，皇八子患天花夭折。

永福宫庄妃其时正身怀六甲，而且妊娠已11个月，超过预产期。她先有三女，当然渴望能生皇子。皇八子的夭亡，无形中增加了对她的压力。果真能生皇子既可以抚慰皇帝内心的创痛，又能弥补由于皇八子之死带来的姑侄三人都无子的缺憾。

在皇八子去世的第三天，即正月三十日晚上八时左右，皇九子福临也就是后来的顺治帝，呱呱坠地。

小福临的一声啼哭，划破了笼罩在盛京皇宫上空的乌云，人们奔走相告，脸上展现出宽慰的笑容。皇太极应当欣赏自己的圣明：用“永福”命名次西宫。庄妃真是一颗福星，这颗福星重新照亮了他的心，让整个皇宫感受到“福”的来临。所以，为皇九子取名“福临”。

传说福临诞生的前夕，庄妃梦见一位神人抱一男孩交给她，说：“这是统一天下之主。”庄妃接过孩子放在膝上，那人便不见了。如此种种，无非是制造舆论，让天下人承认：皇九子不是凡人，是真龙天子。

捕风捉影的“太后下嫁”

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十一月，多尔衮擅改“皇叔父摄政王”为“皇父摄政王”，这也是孝庄太后下嫁传说出现的源头。摄政王而又冠以皇父，中国古代历朝无此先例，一时“民间议论纷起”。人们由皇“父”联想到皇“母”，皇“父”是摄政王，皇“母”是孝庄太后，猜测想必是摄政王与孝庄太后成婚了。

前辈学者孟森先生，在《太后下嫁考实》一文中传述了这种情况，他说：“清世虽不敢言朝廷所讳言之事，然谓清世祖之太后下嫁摄政王，则无南北，无老幼，无男女，凡爱述故老传说者，无不能言之。求其明文则无有也。”

孟森先生认为，皇父之称，犹如古代“尚父”、“仲父”，都是皇帝对臣下的尊称，并不能指为太后下嫁的确据。如周文王称吕望(姜子牙)为尚父，意为可尊尚的父辈。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乃事之如父之意。总之，“尚父”、“仲父”之称，并非真的成了父亲，都是国君对劳苦功高重臣的尊称。多尔衮之称“皇父”，当属此例。

“太后下嫁说”最早出自从事抗清斗争的张煌言写的太后下嫁诗。原文为：

上寿觞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躬逢太后婚。

逐句分析这首诗，可以发现许多地方与史实不符。据史书载，清朝于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修建慈宁宫。孝庄太后是这年才搬进去的，时年已经42岁。如果在慈宁宫大办婚事，必须在顺治十年后。但多尔衮已于顺治七年十二月病死，皇太后下嫁谁呢？

“春官昨进新仪注”，是说礼部进呈结婚的礼仪程序，后来演绎成这个草拟太后下嫁仪注的礼部尚书便是钱谦益。而至今未见当时礼部有什么太后下嫁的新仪注。钱谦益曾做过南明弘光小朝廷的礼部尚书。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时，钱谦益降清，翌年五月，被清廷任命为礼部侍郎兼管秘书院事，充明史馆副总裁。至六月，以病退休。顺治五年冬多尔衮称皇父摄政王时，钱谦益早已返回原籍，说他以礼部尚书领衔奏事太后大婚，实为子虚乌有。

张煌言的诗，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是南明与清朝对抗在文学领域的延伸。言及历史，无事实根据，任意评说，极不可取，更不可信。

辅佐儿子削弱议政王会议权势

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正月十二日，也就是摄政王多尔衮病死一个多月后，福临举行亲政典礼。顺治帝亲政时14岁，少年天子，难以肩负起治理这么大一个国家的重任。指导他、辅佐他的责任，首先就落在孝庄太后身上。顺治在会议前后或遇到难题必请教母亲，重要奏折也要批呈母后阅览。对于需要皇太后辅佐皇帝掌理朝政一事，朝廷上下已形成共识。为了便于皇太后过问国事，特将内三院衙署移到紫禁城内。这时的内三院大学士有范文程、刚林、宁完我、冯铨、洪承畴等人。

当时战争还在进行，巩固北方、统一南方，都要靠八旗劲旅。诸王或领一旗，或领若干牛录，属下满、蒙、汉军，人数多者达数万，少者也上千。他们在战场上立功，在朝廷有权。皇帝亲政后要依靠他们，于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就比较大、管事宽，有时甚至不把年轻的皇帝放在眼里，顺治帝的谕旨也曾遭到否决。

顺治八年二月初五，议政王大臣等议处大臣罗什、博尔惠等五人之罪，其中罗什、博尔惠论死，籍没其家，其他三人开除宗室为民。顺治帝认为处理过重，要求诸王重议罗什、博尔惠是否可免死，可是众议政王不同意，皇帝只得服从众人的意见。

遇到这种情况，年轻的皇帝难免心烦，不时要发火。这时，他的母后就帮他解决难题。首先劝皇帝要忍耐，适当作些妥协让步，以求得诸王对皇帝的支持。与此同时，皇太后还要帮助皇帝策划削弱议政王会议权势的措施。

皇太极在世时，曾遇到过诸王权势过大，与汗(皇)权发生矛盾的问题。通过不断调整及扩充议政王公及议政大臣的数目，有效地削弱了诸王权势。皇太后利用历史经验，帮助顺治改变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人员成分，增加其名额。

仅顺治八年至十二年所任命的议政大臣就多达30余人。这样有利于集思广益和改变个别人独断专行、操纵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局面。

沉着掌舵江南战局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六月，南明重要将领郑成功率军北征，二十三日攻陷镇江，二十六日进围江宁(今南京)。消息传来，顿时朝野震惊，人心惶惶。

顺治帝见到奏报，惊慌失措，如果江宁失守，东南财赋重地定难保全，北京将受到严重威胁。关键时刻，他去见母后，说出他的意见：放弃北京，迁移首都，率众退回盛京。孝庄太后坚决不允。大清的目标是要统一全中国，不但北京不能丢，还要以北京为中心向南发展。她斥责了顺治，指出这是丢弃祖宗功业的怯懦行为，等于将先辈辛苦打下的天下拱手让与敌人。

接受了母后的训诫，年轻的皇帝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他召集王公大臣会议，宣布要统领大军御驾亲征。议政王大臣等不赞成，以为皇上还是坐镇京师为好。皇太后也竭力劝阻，指出这是轻率鲁莽的冒险行为，容易引起人心波动，不如设法调兵遣将，消灭进犯之敌。

七月初八、七月十五、七月十七，皇帝先后派出四路军队组成征剿大军直驱江宁。八月初一日便传来喜讯，江宁之围已解。皇太后在关键时刻，为少年天子掌舵，把握方向、正确决策，使局势转危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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