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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国疆域新证

编辑: 路逍遥 关键词: 上古历史 来源: 记忆方法网

夏国疆域新证

王 宁

  关于夏代的疆域问题,历来是史学界的争论热点,目前关于夏代国家疆域的所在大体有以下三种说法:   1、傅斯年的说法:“夏之区域,包括今山西省南半,即汾水流域,今河南省之西部、中部,即伊洛嵩高一带,东不过平汉线,西有陕西一部分,即渭水下游。东方界线,则其盛时曾有济水上流,至于商邱,此便是与夷人相争之线。”[1]目前史学界持此论者较多。   2、以河南偃师二里头为中心的地区[2]。史学界同意这种说法的人不少,尤其是考古界持此论者较多。   3、杨向奎的说法:“夏在中世以前之政治中心实在今山东、河北、河南三省间,而以山东为重点。”[3]“中夏以前,启以后,夏之政治中心在今山东,其势力及于河北、河南,晚夏则移居于河东及伊洛,东方仍有孑遗。”[4]目前学界持此论者不多。 关于第一种说法,顾颉刚在对有关夏代的一些地名进行了全面考订后,曾有一段论述,足以否定此说:“总合其一代观之,夏都不可能在今山西。故山西之为大夏必在夏亡之后,商历年六百,夏族之变化多矣,昔其事迹未克留下,所留下者惟其地名,我辈只得凭藉地名以作猜想矣。”[5] 对于第二种说法,目前的争论比较大,但是说这里是夏文化或者说是夏人的度邑,都缺乏坚实的文献依据,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有专文论述[6],此不赘。 笔者认为,关于夏代国家疆域的问题,第三种说法最有说服力,史学界识之不深者,盖因持此论者如顾颉刚所言“只得凭藉地名以作猜想”,未免有管中窥豹之嫌。笔者不揣浅陋,拟从整体上来探讨一下夏王朝国家疆域之所在。 一、夏朝故国的名称   《说文》云:“夏,中国之人也。”但是,许慎所说的这个“夏”应该是指“诸夏”,也就是周人及其有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的诸国,《左传?闵公元年》:“诸夏亲昵”,杜注:“诸夏,中国也。”周人自称为“夏”或“有夏”,因为他们是夏人同姓分支,把他们势力的中心区域称为“中国”,金文中写作“中或”,《何尊铭》曰:“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薛(?)民。’”是周人称其居为中国也。   不过,“中国”一名似乎唐虞夏之时即有,也是指当时人的主要居住地,如《孟子?滕文公上》曰:“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又《滕文公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使禹治之。”又《史记?河渠书》:“《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然河?(灾)衍溢,害中国也尤甚,唯时为务。”可见古人把唐虞夏时代人们所居之地也叫作“中国”,所以说夏朝人称为“中国之人”也是有根据的。
郭沫若认为夏人本来是居于中原的:“夏民族当为中原之先住民族,然自遭殷人驱逐以后,……有一部分(或其全部)朝北方迁徙了。”[7]此说是确凿无可易者,盖夏人本居于中原,汤伐夏桀,夏人战败,被商人驱逐到了今山西、陕西一带,故今所知夏之地名有些在陕晋,是因为夏人逃避于此而将故国的地名带过去的,非其故地,杨向奎说:“古人迁徙往往把旧居的地名也放在新居,有些山川河流的名称亦可以任意搬迁”[8],其说得之。但是古代中原范围广大,夏人居于何地呢?   夏人最初的国家叫做“土方”,《诗?商颂?长发》:“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楚辞?天问》:“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方”,郭沫若云:“余意此‘土方’当即卜辞中所常见之敌国名‘土方’,……朔、驭、土古音均在鱼部,则所谓土方当即朔方、驭方,知此,则所谓土方即是夏民族,夏字古音亦在鱼部,夏、土、朔、驭一也。是则‘禹敷下土方’当为禹受上帝之命下降于土方之国(即后之华夏、禹迹、禹甸、禹域),以敷治洪水。”[9]殷墟卜辞中恒见“土方”之名,乃殷商之敌国,胡厚宣有专文论证卜辞中之土方即夏民族,认为“土通杜,杜通雅,雅通夏,是土即夏也”[10],但是,卜辞中的土方已经是远徙西北之后的夏人,此土方已非其故国之地也。《诗?长发》说汤伐桀“九有有载”,《叔夷钟铭》云:“??成唐,有严在帝所,敷受天命,剪伐夏嗣,败厥灵师。伊小臣惟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这是说成唐(即成汤)受天命伐夏,打败了夏的军队,在伊小臣(即伊尹)的辅佐下,完全的占据了九州,居处于“禹之堵”,这里面所说的九有、九州、禹之堵实际上就是夏人之国。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知道,古代对夏国的称呼有夏、土方、朔方、驭方、九州、九有、禹迹、禹甸、禹域、禹之堵等等。土方最早应该是在今天的山东历城东北的华不注山一带,《书?尧典》载帝尧“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可知道朔方(即土方)是在幽都附近。幽都是一座山名,就是现在的华不注山,又称华山、金舆山,其下有华泉,华水出之,北注于济水,朔方即在此地[11]。土、朔、驭、夏和华古音都是在鱼部,读音相近,其方国很有可能就是来源于山名。夏人就是在土方的基础上壮大势力,建立了夏王朝。   汤所伐的夏就是夏的故国所在,所以我们要确定夏国的位置,可以从关于汤伐夏桀的记录中找出答案。 二、汤伐夏所反映夏国的位置   下面把有关论述的汤伐桀的记载录于下:
《史记?殷本纪》:“汤始居亳,从先王居。”《正义》:“按亳,偃师城也;商丘,宋州也。汤即位,都南亳,后徙西亳也。《括地志》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师县西十四里,本帝喾之虚,商汤之都也。’”   《诗?长发》曰:“武王(汤)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苞有三孽,莫遂莫达,九有有载。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左传?昭公四年》:“夏桀为有仍之会,有缗叛之。”   《左传?昭公十一年》:“桀克有缗以丧其国。”   《墨子?非攻下》:“汤焉敢奉率其众,是以向有夏之境。帝乃使阴暴毁有夏之城,少少有神来告曰:‘夏德大乱,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于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间西北隅。’汤奉桀众以克有夏,属诸侯于薄。”   《吕氏春秋?慎大》:“桀愈自贤,矜过善非,主道重塞,国人大崩。汤乃惕惧,忧天下之不宁,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亳,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汤谓伊尹曰:“若告我旷夏尽如诗。”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伊尹又复往视旷夏,听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伊尹以告汤。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师从东方出於国西以进。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体离散,为天下戮。”   《吕氏春秋?简选》:“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战於?,遂禽推移、大?,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   《书序?汤誓》:“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   《史记?夏本纪》:“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正义》:“《括地志》云:‘庐州巢县有巢湖,即《尚书》成汤伐桀,放于南巢者也。’《淮南子》云:‘汤败桀于历山,与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国语》云‘满于巢湖’。”   《史记?殷本纪》:“桀败于有?之虚,桀?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俘厥宝玉。”《集解》:“孔安国曰:三?,国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 根据这些记载可知,商汤在伐夏之前是都于偃师的西亳,地在今河南偃师,他伐夏的路线是一路东进的先伐了韦、顾、昆吾,韦即豕韦,在今河南滑县,顾在河南范县东南,昆吾在今河南濮阳,都在偃师之东。然后他命令伊尹当间谍,到夏去和被桀抛弃的元妃妹喜交往,探听虚实。妹喜告诉他夏桀做了个梦:两日相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结果汤就出兵了。因为什么?因为从方位上讲,当时商应该是在西,而夏在东,西方日代表商,东方日代表夏,这个梦就预示着商能胜夏,所以汤才出兵。他是“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就是从商国的东方出兵于夏国的西境开始进攻,有人把这句话标点为“故令师从东方出於国,西以进”,解释说是从东方出兵,然后绕了个180度大弯子掉头向西面的夏进攻,不仅不符合常理,而且那样商就成了东方日,而夏是西方日了,所以这个标点和解释是不对的,那个“国”是指夏国。
《书序》言他们“升自?”,这个?其实就是仍,即“桀为有仍之会”的有仍,也就是《殷本纪》所说的“有?之虚”,有仍在《韩非子?十过》里是写作“有戎”,?即从戎声,?、仍古音同(如乘切),与戎乃双声(日母),故有仍又作有戎,而戎、?古音同冬部,音近而假也,其地在山东济宁,《殷本纪》言汤败桀于此。此后或言战于?,或言战于鸣条,或言败桀于历山,?古有二,一为鲁孟氏邑,在山东宁阳东北;一为国名,在山东汶上县西北的?城,二地都在鲁西,相去不远。鸣条或以为在山西,非是,《孟子?离娄下》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赵歧注:“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负海也,在东方夷服之地,故曰东夷之人也。”可知鸣条之地固在东夷。历山当时舜所耕之历山,在河南范县和山东鄄城间。以上地名,除了鸣条不详具体地点外,其它地方都在今山东西部。汤败桀之后,回师的路上又伐灭了三?,在山东定陶,也在鲁西,可见汤伐桀的主要战场就是在今天的鲁西一带。根据《墨子?非攻下》的记载,除去其神怪的表面,可知汤在夏城里有内应,为了帮助汤攻城,他们破坏了夏邑的西北城墙,并放火给商军信号,让他们从此进攻,因为商军从西攻来,要攻打的正好是夏邑的西城。   在桀这方面,《左传》说他是征伐了有缗之后丧失了国家,有缗在山东菏泽的金乡,也是在鲁西。根据《竹书纪年》,本来桀的都邑是在斟?,在今山东的潍坊,而他跑到鲁西的有仍举行方国大会,会上有缗叛了,桀就讨伐有缗,之后不久桀就亡国了,说明桀为有仍之会后,一直没有回到东方的斟?,而是在鲁西的某个城邑,这个城邑当是《书?太甲上》里所说的“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的“西邑夏”,盖桀时有两个都邑,一个在斟?,还有一个在鲁西,在鲁西的都邑相对于斟?来说是在西,故曰“西邑”也,其具体地点待考。桀没有回到东方的原因,可能和他伐岷山得岷山之女有关。《韩非子?难四》说:“桀索岷山之女而天下离”,这个“岷山”,《楚辞?天问》作“蒙山”,岷、蒙双声音近而假,也就是今天山东的蒙山,当时有个岷山国,其故地当即春秋时为鲁邑的蒙,在今山东蒙阴县西南,也在鲁西南地区。根据《韩非子》的说法是桀索要了岷山之女导致了天下人心离散而亡国,这个在《竹书纪年》里也有明确记载:“后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而弃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这是说桀沉迷于琬、琰二女,抛弃了元妃妹喜,满怀愤恨的妹喜才和伊尹串通,毁灭了夏。正因为夏桀迷惑琬、琰二女,所以长时间地居留于位于鲁西的西邑夏,所以商汤才抓住机会向夏桀发动进攻,在今济宁一带一番激战,夏桀措手不及,被打得大败而走,夏朝随即灭亡。
《吕氏春秋?慎大》说桀失败后被“逐之至大沙”,这个大沙应该就是古说的流沙,恒见于《山海经》中,乃是一条河川,何幼琦云:“流沙是一条河川,决不是沙漠瀚海,它只能是现在的泗水”[12],说良是也。是桀失败后沿着泗水乘舟难逃,逾淮至江,浮江溯流乃可至于南巢氏也。今有云桀都在山西者,则桀非神人,何能跨越商人控制的河南地区浮江至南巢?岂不妄哉?   根据以上记载,我们已经可以明确知道夏王朝国家的位置,就是在今天的山东境内。 二、夏国之范围:四海与九州   夏王朝国家的大体位置已明,下面就来探求一下其范围。夏代疆域范围主要就是“四海”和“九州”。   夏之先人大禹的事迹和四海、九州的关系最为密切:   《书?大禹谟》:“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   《书?益稷》:“禹曰:‘……予决九川,距四海。’”   《书?禹贡》:“九州攸同,……四海会同。”   《大戴礼记?五帝德》:“(禹)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为神主,为民父母;左准绳,右规矩;履四时,据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举皋陶与益,以赞其身,举干戈以征不享、不庭、无道之民;四海之内,舟车所至,莫不宾服。”   此类的记载很多,同时有不少先秦文献记载,在夏代以前,已经有“四海”之说了,唐、虞时代的帝王已经居于四海之内,盖夏王朝是在前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也是居于四海之内,这是因为当时他们国土疆域的四周的确有四个海,是他们疆域界限的重要标志,关于这一点,笔者已有专文论述,这里把四海的具体位置再引述如下:   东海:今山东半岛以东的黄海海面。   北海:即今渤海。   西海:即古之巨野泽,又作钜野泽,或称大野泽,宋代称梁山泊,在山东巨野县,今已堙没,东平湖即其遗存。   南海:今江苏省江苏连云港以东的海州湾[13]。 在历史地图上一对照就可以知道,东海、北海、河、济、西海、泗、南海恰好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疆域范围,基本上就是今山东省全境和河北省南部、江苏省北部的部分地区。在陶唐虞夏时期,这就是真正的“四海之内”的地区。   四海之内的地区禹迹范围内,古代又称为九州,“九”本来是虚数,意为很多,并不是说就是实实在在的九个,盖当时四海之内遭洪水,而有许多高起的地方露出水面,可以居人,称之为“州”,《说文》:“州,水中可居者曰州,水周绕其旁,从重川。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但是古书记载“九州”的划分实际上在鲧禹之时,《山海经?海内经》:“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又曰:“帝乃令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所以后来九州就叫禹迹、禹之堵等等,如《左传?襄公四年》:“于《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叔夷钟铭》:“咸有九州,处禹之堵。”每个州便自然形成了一个人类的聚居地,算得上一个方国或部落,所以《广雅?释诂一》曰:“州,国也。”《庄子?天下》云:“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置万国。”《淮南子?修务训》云:“(禹)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这个“置万国”和“定千八百国”与“均定九州”自是一回事,只不过说法不同而已。这些州国皆禹治水时所定,故称为禹迹、禹绩、禹甸。禹之堵(绪),而整个夏王朝的疆域就是由九州组成,故夏国又称为“九州”。
“九州”本来是虚指,没有具体的九个州,但后来却出现了具体的九个州的名字,那是战国时代的产物。顾颉刚说:“春秋时有九州说,我们已不否认。但我们敢说:那时人只有这一个虚浮的观念而已,决没有九个州的具体的地位和名称,九个州的具体的地位和名称乃是战国时人的建设。”[14]他共列举了《书?禹贡》、《逸周书?职方》、《尔雅?释地》、《吕氏春秋?有始览》、《说苑?辨物》等书中的5种关于“九州”的说法,都不尽相同,正说明这些具体九州的说法正在形成阶段,说法各异,没有定论,不可尽信。只有一些内容是古代流传下来的内容,具有可信度,比如《禹贡》的最后几句说:“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迄于四海,”说的就是“九州”的范围。其中“朔南暨”一句文字有缺脱,原文当为“[北至]朔[方],南暨[交趾]”,即《尧典》中“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和“申命羲叔宅南交”之“朔方”和“南交”。“海”就是东海,流沙就是古泗水(从鲁桥镇南流入海的河段)[15],交趾在今山东省莒南县,朔方、幽都在今山东历城北的华不注山一带[16],可知《禹贡》作者所知道的九州之域,实际上就是四海之内的范围,这就是夏国的疆域所在,其主体部分就是在今天的山东省境,根本没有象他写的那些九州的地域那么广大。《博物志》云:“中国之域,左滨海,右通流沙,方而言之,万五千里”,这个“中国之域”也是“四海”和“九州”的范围。 三、“四海”、“九州”的考古文化   在这个“四海之内”的“九州之域”,先后产生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等相继相续的考古文化,诞生了灿烂的古代东夷文明。特别是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开始,山东地区的海岱文明蓬勃发展起来,“海岱地区各地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已陆续进入初期文明社会,分别以大汶口、陵阳河等为中心出现了一些大型遗址群,其中有的明显具有相当于‘都’、‘邑’(上文所谓的‘中心聚落’)、‘聚’(一般聚落)的三级金字塔式社会结构,他们大致就是最初的国家??苏秉琦所说的‘古国’。”[17]之后,“到龙山文化时期”,城子崖、教场铺、景阳岗等许多龙山文化聚落群都已是古国,有的可能已发展成方国,龙山文化已是古国时代。”[18]再后的岳石文化的考古系年正与夏代的系年重合,相当于夏代,此时已经是夏王朝建立时期,进入了方国部落联盟的酋帮时代。逄振镐说:“从距今约7000多年前的北辛文化起,中经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直到岳石文化,都是同一个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是同一个族的居民所创造的不同阶段的文化,这同一个族就是东夷族。”[19]而实际上,夏人与东夷人本是同族,也就是说东夷人就是夏人[20],故“在考古界确认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文化为东夷文化的同时,夏民族起源于东方说也一直存在,至今为古史界的一些学者所信从。”[21]所以夏代的故国本来就是在今山东境内的说法,也具有坚实的考古学证据。
总之,夏是一个诞生于山东地区的古国,它的国家联盟和文化是从7000年前的北辛文化开始,经历了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直到相当于夏文化的岳石文化,可谓是源远流长,辉煌灿烂,它是中华文明的主要源头。夏代故国的位置应该如杨向奎先生所说,是以今山东省为中心,其势力及于河北、河南,笔者认为它的势力还包括淮河以北的苏北地区。夏亡后,其主要势力迁徙到了北和西北地区,变成了北狄和西戎等族,徐中舒、唐嘉弘云:“特别是‘殷革夏命’,夏人作了一次民族大迁徙,大体上说,或南流入越,或北迁为匈奴,或西徙为羌。大移动的过程,同时也是夏族与当地土著大融合的过程”[22],可谓得其实矣。

引文注释:

[1]傅斯年《夷夏东西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1935年 [2]详见《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年第3期;《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华夏文化》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试论偃师商城的发现及重大学术意义》《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等等。 [3][4][8]杨向奎《评傅孟真〈夷夏东西说〉》中国先秦史学会编《夏史论丛》第156页、第158页、第152页齐鲁书社1985年 [5]顾颉刚《法华读书记》第14册转引自王煦华《顾颉刚关于夏史的论述》《夏文化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96年 [6]王宁《夏居河南说之文献考辨》《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又见智识学术网http://www.zisi.net/htm/ztzl/lswxx/2006-06-26-35148.htm [7][9]《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夏禹的问题》第306页、第307-309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 [10]胡厚宣《甲骨文土方为夏民族考》《殷墟博物苑刊》创刊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11][13][16]说详见王宁《“四海”在上古地理中的疆域意义》《枣庄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又见智识学术网http://www.zisi.net/htm/ztzl/zggds/2006-07-01-35160.htm [12][15]何幼琦《〈海经〉新探》《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 [14]顾颉刚《州与岳的演变》王煦华编《顾颉刚选集》第33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
[17]高广仁、栾丰实《大汶口文化》第127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12月 [18][21]张学海《龙山文化》第184页、第176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1月 [19]逄振镐《东夷古国史论》第45页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出版社1989年3月 [20]说详程德祺《夏为东夷说略》《中国古史论丛》第三辑1981年;王宁《夷夏关系新论》《东岳论丛》1994年第6期,又见中国先秦史网站 http://www.zgxqs.cn/data/2006/0630/article_836.htm [22]徐中舒、唐嘉弘《关于夏代文字的问题》《夏史论丛》第126页齐鲁书社1985年

原刊于《枣庄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此次网上首发重新做了补充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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