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客运”1953年就作为问题出现
1981年3月10日“春运”两字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标题上
1994年春运期间“民工流”三个字第一次上了《人民日报》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我一直在“春运”的路上；因为很多年都在关注这方面的报道，我获取了更多的、近半个多世纪的“春运”信息。
春运，一开始称“春节客运”、后来叫“春节期间的交通运输”，再后来简化为“春运”，从上个世纪50年代至今一直是整个中国一年一遇的社会问题。
“春节客运”1953年就作为问题出现了，但那时的困难还不那么严重。《人民日报》是那个时代主要的媒体，就从这张报纸上看看当时的“春节客运”吧。检索《人民日报》的数据库，第一次出现“春节客运”字样是1953年2月8日，农历腊月廿五，这一天报纸在“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发布通知，保证春节铁路装卸工作；铁道部指示各局做好春节客运”的标题下刊登了两条新华社2月7日播发的消息。有关春节客运的消息说：“今年春节旅客将比去年同期增加100万人”，但没有说总人数是多少。
又过了一年，到1954年春节期间，问题又严重了一些，这年春节前的1月26日《人民日报》第二版以《做好春节期间铁路客运工作》为题，刊登了一篇不算短的短评。文章说：“春节期间旅客数量激增，是历年来的惯例。”短评中提及了北京、沈阳、上海等几个大城市铁路部门春节期间的客运情况，但没有说这一期间全国的铁路客运总量，也没有提公路和水运，那时可能还没有人能乘飞机回家过年。
1955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只刊登了一条有关春节客运的消息。1956年的《人民日报》上没有查到与春节客运有关的报道。
1957年初，春节期间的交通运输已经成了不容忽视的大问题了。《人民日报》破天荒的第一次为此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春节期间的交通问题》，社论写道：
“根据近几年的资料统计，春节前后的一个月，全国铁路的旅客比平常增加30％，长江航线和宁波以北海上航线的旅客比平常增加20％至35％，全国公路的旅客比平常增加40％至50％。特别是去年春节过后，旅客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持续上升，出现了旅客运输的拥挤状况。”社论还想了四种办法。
当年写这篇社论的范荣康先生生前回忆说：“50年代《人民日报》社论中有一类，是就某些方面工作出现的问题作一些解释，以化解矛盾，平息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我写的《春节期间的交通问题》是这类社论中较典型的一篇。”
从这年春节运输开始的1月初到1月31日（这一天是农历大年初一），《人民日报》刊登了两条与之有关的新华社消息。后一条消息说的是春节前铁路运送1500万人左右、水运42万多人，再计算同样多的人次返程，这一年春节客运的总数约为3100万人。
“大跃进”的1958年，《人民日报》没有春节客运的报道，但在春节前发一篇社论《打破常规过春节》，社论的结论是：“每个职工都应该首先以国家为重，以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重，以生产和工作为重。由此出发，来考虑和处理自己的春节回家问题。”在一切都违背常理的年代，所有的事情也悖人之常情。
1959年1月11日，农历腊月初三，《人民日报》又发了一篇谈春节客运的社论《对春节回家旅客的几点希望》。几点希望与1957年社论差不多：其中第一点中有“凡是路程比较短、步行一天可以到达的，最好不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有自行车的尽可能骑自行车，不要去搭坐火车、汽车和轮船”。对于今天的年轻读者，这有点儿像天方夜谭。
1959年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再发表过专门谈论春节客运的社论。
让我们随着《人民日报》的记载看看随后一些年的春节客运的报道。把“春节客运”作为正文主题词输入《人民日报》数据库，提及这个词汇的各类报道1960年仅有1条、1961年有6条、1962年有3条，1963和1964两年没有，1965年有1条、1966年没有。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方面是老百姓脱离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是《人民日报》以报道革命为主，所以整整10年中，仅有两条小消息提及“春节客运”。
“文化大革命”一结束，中国社会立刻恢复的正常的社会生活，可以用邓小平常说的“拨乱反正”来表述。《人民日报》又开始增加与春节旅客运输有关的报道了。不过“文革”刚结束时的报道仍有“文革”文体的遗风。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一页。不论是春节客运还是新闻报道都开始了新的篇章。
1979年1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新华社消息已是非常实际的报道了。“从一月八日起，全国铁路部门开始接送春节期间休假、探亲的旅客。各铁路局为做好这一工作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据铁路部门调查了解，今年春节期间全国铁路的旅客流量将有一亿多人次，每天的平均数将比平时增长40%左右。”
1980年1月11日《人民日报》转发《人民铁道》报道:“铁道部决定全路在春运期间增开临时长途客车24对，临时短途客车228对，共252对，比去年春运期间增加30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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