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前不和谐的音符

1948年8月10日，粟裕根据毛泽东“由粟裕和陈士榘、唐亮、张震依情况提出计划并统一指挥”的指令，将拟定的攻打济南3个作战方案上报毛泽东并告山东兵团许世友、谭震林等人。他认为，以执行“攻占济南与打援同时进行，但应有重点配备与使用兵力”的第三方案为最好。

电报中，粟裕还特别指令山东兵团：“请许(世友)谭(震林)刘(少卿)加速完成攻济之各种准备，并布置邹(县)、藤(县)间之打援战场。”(注释)

粟裕令许世友、谭震林于山东兵团参谋长刘少卿“完成攻济之各种准备”，说明一开始便准备让山东兵团司令部负责攻济，总指挥虽尚未明确，但司令员许世友自然是合适人选。

毛泽东复电说：“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注释)

随后，粟裕开始与麾下将领会商、补充作战计划，统一攻济打援的设想。

华东野战军外线与内线共四个兵团重新会合集中后，因分隔一年之久，内部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不和谐，组织纪律观念有所淡化。

8月16日，粟裕前往兖州，准备与山东兵团许世友、谭震林进一步会商作战计划。4天后，他与谭震林在曲阜会面，而许世友正在胶东疗养，未参与计划的商讨。

几天后的8月25日，粟裕和谭震林报告毛泽东：“攻克济南信心甚高。”

毛泽东发现许世友未在电文出现，当天致电粟裕和谭震林说：“此次攻济是一次严重作战，请考虑在许世友同志身体许可情况下请他回来担任攻城主要指挥员，王建安同志辅之。”

王建安原为8纵司令员，之前跟随粟裕外线作战，逐鹿中原，转战豫东，刚调任山东兵团副司令员不久。

毛泽东解释说：“因王初到东兵团，不如许之熟悉情况。据饶漱石同志说许休息若干天是可以回部工作的。攻济任务完成，他仍可去休息(注释)。”

他最后还以商量的口气说：“如何，请酌办。”

让许世友担任攻城主要指挥员本是粟裕最初之意，8月10日便有指令，因其生病未到岗，而作战计划又由华野总部拟定已就，剩下的事情便是按部就班攻城，智勇双全的王建安完全可以胜任，因而未催促许世友到任。

但毛泽东特别点将，粟裕只好遵从，随即给许世友发出了带病回部的指令。8月28日，粟裕与谭震林一道复电毛泽东，报告说：“已令许世友回部参战(注释)。”

攻城作战急需的是炮兵，粟裕最期待倚重的是华野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因陈锐霆正在中央驻地西柏坡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和豫东战役战况，他又致电中央军委转陈锐霆，请他于9月1日前赶回兖州。陈锐霆随即奉命如期赶到。

8月25日至29日，粟裕以华野代前委书记的身份，在曲阜主持了各纵队以上将领参加的华野前委扩大会议，制定攻济打援的具体作战部署。许世友因病未及时赶回参加会议，对具体部署不清楚。

如何安排华野全军15个纵队的攻城和打援任务，粟裕做了精心考虑。

早在7月16日建议华野内外线兵团协力攻济打援时，粟裕便决定从外线兵团中“抽出几个长于攻坚的部队参战”，也就是参加攻城作战。

华野全军以攻坚著称的是3纵与8纵。

3纵由解放战争之初的原山东野战军8师改编而来，矿工出身的指战员较多，擅长攻城爆破与巷战。1946年12月宿北战役中攻打峄县，3纵便崭露头角旗开得胜，被粟裕将其攻坚经验推广到其他部队。

豫东战役中，粟裕运筹“先打开封，后歼援敌”，又交给3纵与8纵拿下河南省会开封的任务。战后蒋介石的国防部惊呼：“共军表现特异”，“敢攻袭大据点”。

若让这两个纵队参加攻打济南城，一则可以发挥他们的攻坚长处，迅速拿下济南，二则可以融洽华野全军会合后各纵队之间的关系，消弭逐渐滋生的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缺点。

粟裕最初也正是这样设想的，不过10纵司令员宋时轮对自己部队总是阻援打援有不同意见。

早在8月24日，粟裕交给宋时轮的任务是：“六、十两纵归宋(时轮)刘(培善)赵(俊)统一指挥”，“负责布置微山湖以东、官桥以北津浦路及两侧地域，构筑坚固防御阵地工事，具体部署由宋刘研究决定(注释)”。

原华东野战军10纵司令部作战参谋田畦后来回忆说，济南战役初始，10纵任务为“阻援打援”。田畦请示宋时轮，如何起草命令?宋时轮说：“不能让我们的部队光啃骨头不吃肉(注释)!”

说完，他驱车前往华野司令部找粟裕请求攻坚。约半小时后，宋时轮高高兴兴回来了，下车即命令田畦：“小田，起草命令，攻城!”

粟裕答应宋时轮请战后的部署是，将10纵与8纵调整了一下，保留了尤善攻坚的3纵，准备令其与10纵一道参与攻城。擅长打阻击的宋时轮终于得到了一次“吃肉”的机会，自然乐不可支。

但曲阜会议上讨论作战部署时，如愿“抢”得攻坚任务的宋时轮忽然意外地闹起了“情绪”。

事情的缘起是“七月分兵”不久的1947年8月，率10纵在山东梁山地区配合刘邓大军南下的宋时轮，被国民党邱清泉的第五军等部所迫，奉当时指挥外线作战的华野参谋长陈士榘命令，北撤黄河。

因战况紧急，仓促之间，北撤造成了较大的损失。一共损失了官兵1500余名，随军民工4000多名，骡马500余匹。

当时还在内线作战的陈毅和粟裕闻报后，致电陈士榘、唐亮并报毛泽东，批评说“你们应克服急于转回内线的情绪”，同时指出“十纵自动移至黄河边，致敌尾击，损失较大(注释)”。

毛泽东也十分吃惊，致电陈毅与粟裕，批评说“宋(时轮)纵自动北渡，致受损失，是一极大错误(注释)”。

宋时轮受到华野总部与中央军委的两级批评，颇感委屈。他认为自己率部北渡是执行(陈士榘)命令的行动，不是自由行动，有机会一定要说清楚。

然而北渡一事当时没有文字记载的命令，最好由命令者陈士榘自己说清为好。他作为受令者，空口无凭不便直言。

因损失重大，陈毅、粟裕对责任问题很关注。但华野分兵三处，作战频繁，一时难以调查清楚，他们于10月10日致电宋时轮并报毛泽东，说“北渡责任待后再谈”。

这次曲阜会议，宋时轮认为是一个解释清楚的难得机会，但与会的华野参谋长陈士榘不首先说明，他也还是不便开口，因而决定通过“闹情绪”的方式，解决“思想问题”。

当参谋长陈士榘在粟裕发言后宣布作战任务，谈到3纵、10纵和鲁中南纵队一部组成攻城西集团时，刚刚“抢”到攻坚任务的宋时轮，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转弯，提出10纵兵员和枪支弹药的补充问题，说“如无补充不能再打(注释)”。

粟裕颇感奇怪，当场耐心地做了解释，宋时轮依然不满意，竟不顾纪律中途退出会场。随后，他又向华野前委写报告，说“请求去东北休息(注释)”。

大敌当前，大战正起，可以代表军委执行军纪的代前委书记、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知道有仗不打不是宋时轮的性格，因而决定仍按原定部署安排作战任务，同时决定会后继续找宋时轮了解情况。

曲阜会议形成的济南作战部署是，将华野全军初步分为攻城和打援两大集团，其中又细分为攻坚、打援、阻援和扫荡4个部分，具体是：

一、攻坚集团，由东、西两个兵团组成：一是以原山东兵团的9纵、13纵及渤海纵队(6个团)共24个团为攻坚东兵团;二是以原华野外线兵团的3纵、10纵及鲁中南纵队(4个团)共19个团组成攻坚西兵团。

二、打援集团，由原华野外线兵团所属的1纵、6纵、中野11纵、山东兵团的7纵、苏北兵团7个团和鲁中南纵队4个团共52个团组成。

三、阻援集团，由原华野外线兵团4纵、8纵和冀鲁豫两个独立旅共20个团组成。

四、扫荡部队，由原华野外线兵团的两广纵队和野司特务团组成。

粟裕这一作战部署的要旨是，为保持指挥上的高度统一和内部团结，克服“七月分兵”后带来的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特意将集中作战的华野全军混合编为攻城与打援两大集团。

山东兵团下辖7纵、9纵和13纵三个纵队，以及其指挥的渤海纵队、鲁中南纵队，共10万余人，约占华野全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但参加攻坚即攻城集团的仅为山东兵团的大部而非全部，其所属的七纵和半个鲁中南纵队被划入打援集团。

与此同时，粟裕为加强攻城集团的兵力，将华野外线兵团的3纵、10纵、特种兵纵队的一半(含炮团、工兵团和坦克分队)投入攻城作战，战役发起不久又将两广纵队与野司警卫团编入攻城集团。此外，粟裕还安排了渤海军区部队、华北冀鲁豫军区部队参加攻城作战。

攻城集团东西两个兵团总兵力为14万人，其中原山东兵团部队约8万人，占攻城集团总兵力的百分之六十;攻城集团中的原华野外线兵团部队和其他部队人数约6万人，占攻城总兵力的百分之四十。

攻城集团的主力是9纵、13纵、3纵和10纵，即山东兵团和外线兵团各占两个。

因而，攻城集团中原山东兵团部队虽占多数，但并不是攻城集团的全部。

8月31日，粟裕与谭震林、陈士榘联合署名将作战部署上报毛泽东，攻城战斗，拟定于9月16日开始。毛泽东于9月2日复电说，“完全同意”他们“所提攻济及打援之整个部署”。

得到最高统帅部的认可，粟裕当天便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的名义，正式签发了华东野战军济徐作战(即攻济打援战役)预备命令。

命令中，他指定攻城集团由原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华野副政委兼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统一指挥，阻援集团由华野参谋长陈士榘统一指挥，打援集团则由华野总司令部直接指挥。

这三个纵队曾被编为第三兵团即陈唐兵团，而按照陈毅“头子的自我批评作用最大”的要求，华野参谋长兼兵团司令员陈士榘便成为重点中的重点。

3月间的洛阳战役中，陈士榘曾奉命统一指挥3纵、8纵和中原野战军陈赓兵团(4纵和9纵)攻克洛阳，歼灭国民党青年军206师等部共2万余人。

华野装备强于中野，特别是火炮数量多，陈士榘在总结战役时讲到了炮火的作用。中野司令员刘伯承发现部队羡慕不已后，只得解释说“各人打仗手法不同”。与此同时，华野3纵又在与中野部队并肩作战中表现为骄傲。

因而，正在中野任职的陈毅听说后，于7月24日致电粟裕和陈士榘，批评过这一现象。

陈毅说：“士榘在总结洛阳战斗中，对火力配系的强调认为很好，而其中过分夸大炮火作用，则有造成部队依赖炮弹，炮弹少影响信心，同时又会造成不知节省炮弹的毛病。”

他还提到：“在此间(中野)，下面各同志的接触中，认为三纵骄横，八纵较好。在濮整训中已严格批评了一、四、六纵的骄傲自大，对三、八各纵应同时说服教育。”

陈毅指出：“无论个人的骄傲与部队自大作风，均属政治问题，即是弱的表现。希注意部队军民关系、友邻关系的调整，在指战员中进行负伤后的教育非常需要(注释)。”

陈士榘于7月28日复电接受批评：“职在刘邓营以上干部会上介绍攻坚经验，仅就本身装备来讲，未照顾到刘邓部队由大别山转移以后实际情况，是有毛病的。”

粟裕也在回电中说：“三纵因连续打了几个胜仗，部队有些骄傲现象，拟在此次整训中严格指出批评，检讨、教育，克服纠正(注释)。”

但因随后进行济南战役，批评教育工作并未彻底，曲阜会议上，陈士榘和3纵司令员孙继先便都进行了自我批评。

对1947年10月宋时轮执行陈士榘命令北撤黄河的行动，陈士榘也做了说明，宋时轮的责任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多年后，陈士榘在《天翻地覆三年间：解放战争回忆录》一书中也如实地进行了回顾：“不料，狡猾的敌第五师突然出现，同第八十四师合力进攻，将我第十纵队逼进黄河与东平湖之间的狭窄地带，处境十分被动。为了摆脱这一局面，我和唐亮令第十纵队立即集结部队，抢渡黄河，撤到北岸。”

华野10纵不仅未参加过新式整军运动，司令员宋时轮还在济南战役前的第一次曲阜会议上不适当地“闹情绪”、“撂担子”，中途退场，因而也成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点。

宋时轮不仅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还向华野前委并中央军委上呈了一份“请组织给我严重处罚”的报告。

他说，战前，野战军军事会议时，我犯错误的实质是违反了下级无条件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归根结底是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思想的作祟”，给了党和人民利益不少的损失，必须坚决痛改，保证在今后的工作中实现。

他最后说：“请组织给我严重处罚，俾正纪律，不胜迫切待命之至(注释)”。

粟裕决定再保宋时轮。

10月17日，他与华野副政委谭震林、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联名致电毛泽东，首先说明：“宋时轮在济宁会议上的行动，确实是错误很大，但他在此次济南战役中积极努力，作用不小”。而“在此次会议期间，经过我们严厉批评后，已感到自己错误的严重，已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并正式请求处分，和保证坚决改正”。

他们最后说：“我们鉴于过去对宋时轮严厉批评与具体帮助均不够，及宋工作积极，且已承认错误，并保证今后改正”，因此，“我们主张可以不必给予处分，仍留十纵原职(注释)。”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毛泽东没有再回电，也就是默认了粟裕和华野前委的决定。

其他各纵队负责人也都反省了存在的错误。但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战后即按毛泽东战前“攻济任务完成，他仍可去休息”的要求，返回疗养地点休息，未参加曲阜会议。

为防止再度出现陈毅所说的“军阀主义、本位主义”，避免仍然将华野司令部视为“西兵团”等山头主义行为，粟裕决定对原山东兵团进行重新组编。

原山东兵团原下辖7纵、9纵和13纵，粟裕将其主力9纵与原外线兵团的10纵进行调换，即新的山东兵团下辖7纵、10纵和13纵，9纵则和1纵、3纵、4纵、6纵、8纵、鲁中南纵队等部队一样，由华野司令部直辖。

随后的淮海战役中，山东兵团的编制虽然还在，但与原山东兵团已非一回事;此外，许世友因病继续离岗，由副司令员王建安、政委谭震林指挥，整个兵团完全融入华野全军之中。

苏北兵团因组建时间短，而且一直归华野司令部指挥，因而依然下辖2纵、11纵和12纵。

第二次曲阜会议连续召开了20天，直到10月24日才结束。按照会议第二天毛泽东致电粟裕，交代“此次会议在检讨关于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时，应做成一个决议，在会上通过”的要求，会议讨论和形成了《关于加强纪律性克服党内无纪律无组织无政府状态的决议》。

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0月27日，粟裕对会议经过和内容进行总结，作为华东野战军前委的综合报告发给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

毛泽东十分满意，于11月9日复电说：“亥感电悉。我们认为你们这种加强纪律性的态度和办法是正确的，并已将此电转发全军参考(注释)。”

奉毛泽东之命到华野前委“帮助粟裕工作”的华东局书记兼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也向毛泽东写出了一份报告。

他说：“此次曲阜会议，集中华野各纵、各师干部进行加强纪律性的检讨和教育，收效甚大。全体到会干部在济南伟大胜利后，大家能深刻反省错误，而无一人提及胜利自满者。在会议过程中对若干负责干部(如陈士榘、宋时轮等)错误的批评，前委本身及前委与各纵、各师间的团结大大加强，部队中党内正确民主生活已开始建立起来。”

他也指出：“但因会议时间短促，未能普遍深入检讨，只有等待下次整训时才能补救这一缺点。因为会议已有正式决议，及会议中检讨经过粟裕同志已有综合报告，故不详。”

华野第二次曲阜会议，在毛泽东的要求和陈毅、饶漱石的协助下，粟裕成功地融合了自“七月分兵”以来的华野全军。

此后，华野全军上下一心，罕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苗头。粟裕指挥如意，军令如山，相继取得规模更大的淮海、渡江战役的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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