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仗是指爆发在1894年(光绪二十年)的甲午中日战争。李鸿章是这场战争中清方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具体看他在战争中的表现之前，先要知道这场战争是怎样打起来的。

　　在诱因上，甲午战争和10年前的中法战争有类似的地方，就是战争的蓄意挑起方利用了清朝与有关国家(分别为朝鲜和越南)的“宗藩关系”问题。就甲午战争来说，是日本利用了清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此事也历经了多年的过程。

　　早在前边述及的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来华议约、换约的时候，它就别有用心地向清政府探询它对中朝关系所持态度。对日方的目的以及隐伏的祸患，当时李鸿章即有比较敏锐的觉察，他说，“日本觊觎朝鲜历有年所，朝鲜为我东土屏蔽”，“倭寇江浙尚是沿海肢体之患，倭侵高丽则为辽京根本之忧”{1}。的确，日本觊觎朝鲜决不是单单限于朝鲜，更在于将它作为跳板入侵中国。在实施步骤上则是环环紧扣，步步进逼。1875年秋，日本军舰擅自进入朝鲜江华岛附近测量海口，进行挑衅，最后竟攻毁朝鲜防军炮台，并登陆滋扰，此即所谓“江华岛事件”。鉴于传统上中朝“宗藩关系”存在的事实，事后日方派员来与清朝交涉，旨在否定前不久订立的《中日修好条规》中关于中朝关系的规定，杜绝清方对它染指朝鲜的干涉，甚至要中国“保全”它与朝鲜“交好”。总理衙门理所当然地予以抵制。李鸿章当时亦对此事密切关注，并且日本使者森有礼专门拜访了李鸿章，想说动他从而影响总理衙门。其间的谈话颇有可供揣摩的意蕴。

　　森有礼算不上是日本最高决策层的人物，只是一个“外务少辅”，但他那一副无赖嘴脸和一番歪理谬词，却可淋漓尽致地表露出日方的意态。而李鸿章的“义正词严”之中也掩不住不惜以妥协求息事宁人的倾向。早在这个时候，似乎已为十来年后大战中双方的基本情状提供了预示性的信号——

　　李鸿章当然也以前订《中日修好条规》中关于中朝关系的规定，为抵挡森有礼否认中朝“宗藩关系”的“法器”。但森有礼不买账，竟说：“依我看和约没甚用处。”李鸿章一听着急了，赶忙说：“两国和好全凭条约，如何说没用?”森有礼不遮不拦，说：“和约不过为通商事可以照办，至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以旧条约。”李鸿章直言反驳：“此是谬论，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森有礼并不服，说是“《万国公法》亦可不用”。李鸿章不能不有些愤然了，他道：“叛约背公法将为万国所不容!”又指着桌上的酒杯打比方说：“‘和’是和气，‘约’是约束人的心，如这酒杯围住这酒不教泛溢。”森有礼回答：“这个‘和气’无孔不入，有缝即去，杯子如何拦得住?”李鸿章以“森大人年少气盛发此谬论”责之，话题又直接落到《中日修好条规》中关于中朝关系的规定上。森有礼说，代表日方签约的伊达宗城已经在野，“自来和约立约之人去了便靠不住”。李鸿章反驳：“约书奉有谕旨，盖用国宝，两国臣民子子孙孙当世守之。”森有礼又说需要变通，李鸿章答以“未及十年换约之期不能议及变通”。接着又辩论起朝鲜是否中国“属国”，森有礼说不算，李鸿章坚持说算，是有别于中国本土的“外藩”。森有礼又说到朝鲜不肯与日本“和好”。李鸿章说，不是不肯与日本和好，“是他自知国小，所以谨守不敢应酬。其与各国皆然，不独日本”。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477338.html

相关阅读：雁门关伏击战英雄连：以百人伤亡毙伤敌军三百人
二战中日本王牌战舰“大和”号为何刚面世就已过时？
惨烈的塞班岛战役背后，还有日军更惨烈的兽行
陈云忆抗战：如苏联没做这事抗战胜利起码推迟好几年
二战德国情色女魔鬼：罪行累累的T-4护士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