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在79年对越作战中所经历的真实故事。

我们班9人中有5人牺牲在那接连数日的伏击、突围和遭遇战斗中，其中1人被俘。安全回国的3人是:我、王宏和陈秀颖。

其实，写出这段我人生中比较重要的故事并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因为毕竟是一段失败、一段令人沮丧的经历。

不过我以为真实的东西永远是有价值的，在许多所谓高大全的越战故事和传奇里，我愿意写出这一段不让人振奋的述说，以还原部分可能被淹没的历史。

一

山脚下的云雾依然没有散去的征候。

下山之后，道路通向一条长长的水坝。百十来米长的水坝左侧是一潭清水，右侧约5、6米高的坝下是一片略微起伏的稻田。在排长的命令下，我们全班继续用交替掩护的方式通过水坝。然后我们顺着大路绕过两个种满茶树的小山坡，那个依山而建的小村庄就清晰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二十余栋乡间民宅排列在一条大车道的两旁，干涸的路面上凸凹的车辙印变得十分坚硬。四处寂静无声，只有距村口不远处那两具腐烂尸体发出的臭味越来越浓烈。

全班停止了前进，大家细致地观察周围，不放过一丝可疑的征候。但是因为有雾，视线所及也就200米左右的范围，附近的山头被雾气笼罩着。

侯永升班长(藏族、四川南平县现九寨沟县人)示意全班仍按交替掩护的形式前进，于是9人组成的3个战斗小组，便依次向村庄抵近，在一个小组向前突进的时候，另外两个小组就地担负掩护任务。一个团部配属给我们尖刀班的火力排就紧跟在我们后面，带着重机枪、无后坐力炮等重型步兵武器，他们的任务是如果我们尖刀班遇到敌情，他们就用猛烈的火力支援我们，并为后面的大部队赢得部署、展开的时间。大部队距我们尖刀班，大致一直保持着500米的距离。

尸体越来越近了，从破烂的服装上判断是两名越南军人的尸体，高度腐败的尸体已成黑色，地面的血迹犹如沥青一般粘稠，上面落满了苍蝇。只要我处于掩护任务的时候，就用军帽掩住口鼻，以减弱那令人窒息的恶臭。

距离50米了，村庄里依然无丝毫动静，只有村口牛圈里的几头老牛在吃草时发出的声响。班长示意全班展开成散兵线接近村庄，大家起身端着枪，手指搭着扳机，全神贯注缓慢地走向村口。这时突然有一条狗从村庄里扑出来，对着我们狂吠不止，大家的心立即悬了起来。班长阮少文(云南大理人)举起微声冲锋枪，瞄着狗打了一枪，那狗受伤后哀鸣着向村里挣扎而去。

就在大家准备冲进村庄以便抢占地形先发制人时，身后突然响起了一声清脆的枪响，大家怔了一下，相互看一眼，当我“可能是后面部队里谁的枪械走火”这句话正要说出口时，一阵如风暴般的机枪声顷刻间响彻山谷，我们回头一看，正行进在水坝前后的大部队在毫无掩护的地形遭受到越军重火力的伏击，当时就有许多年轻战士在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献出了生命。这时候大家已经明白我们是遭到了伏击，而我们尖刀班是被越军故意放过。

激烈的枪声持续猛烈，我们跳进了路边无水的渠道里，举起武器向枪声响起的方向射击。但是大雾仍未散去，我们射击的精确性自然无法保证。大家就一个愿望，希望能吸引越军的部分火力。约几分钟过后，越军的火力就开始转向我们，子弹打在板结的土地上，崩起的拳头般大小的土块象下雨般朝我们头上砸来……

这是公元1979年3月11日接近中午的某个时刻，地点位于越南高平市往南40余公里的班英附近。当时我是某陆军步兵团特务连侦察班的战士，全团第一梯队(2营)尖刀班的一员。

许多年之后，我在广西旅行，在一处山野里突然闻到了一阵熟悉、沁人心脾的花香，我问当地老农打听这是什么花发出的香味?老农说这是柚子花的花香。我这时才终于知道，原来在战场上与尸体恶臭搅在一起的香味就是这柚子花的香味，那两种给人极度反差的混合味道让我终身难忘。

二

密集的子弹在我们头上嗖嗖的飞过，声响就像敲击绷直了铁丝。这时候我看见火力排的一名重机枪手在我身旁抱着机枪发呆，我大声问他:你在做什么?他回答说在找排长。我用力拍了一下他的肩头，叫他把机枪架在身后的一个缺口处，我告诉他村里没有我们的人，如果有人出来就朝他开火。他觉得我说得有理，就叫来扛支架的战士架好了机枪，向村口瞄准。我一看这哥们儿在紧张的空气里居然忘了拉枪机，我再次重拍他肩头:你子弹上膛啊!他如梦初醒:是、是的。他咔嚓一下拉上枪机。我当时感到要是越军从两个方向夹击我们，那就彻底玩儿完了。

越军的火力压得我们毫无还手之机，侯班长见状就命令大家顺着水渠转移到村旁的一间房屋后面。这时候云雾慢慢散去，周围的地形也渐渐明，原来伏击的越军藏身在一处独立的小山上，那是一座典型的喀斯特山形，在山脚下，则是一片纵深达三、四百米的开阔稻田。因为距离较远，越军的阵地设置在薄雾中还是看不真切，照地形来看，应该是在山腰的自然溶洞里。只是能看到越军射出的用于指示目标的曳光弹，只要曳光弹射向何方，那几挺重机枪就会调转枪口朝目标点射击。

正在此时，我们看见有越军在村庄后面的山头活动，这一发现让我们惊出一身冷汗:如果越军占领村庄后的制高点，那我们就完全落入无险可守、腹背受敌的境地。班长当即下令全体轻装，准备投入抢占制高点的战斗。大家将身上携带的与战斗无直接关联的物品全部卸下，什么干粮、雨衣、攀登绳、潜望镜、伪装网、十字镐等丢了一地，当时都以为还有机会回到这里取走物品。我是在最后一刻，因为觉得部队发放的大头菜好吃，就顺手放了一个在裤兜里。随着班长的命令，全班3个小组依然按交替掩护战术，向村庄后面的山头发起冲击。

山脚下有一百余米的稻田，我们只有涉水从稻田里冲锋。当我们离开房屋的掩护，队伍就完全暴露于越军的射界之内。越军主力阵地的火力顿时朝我们这边倾泻过来。我们在稻田里艰难地向前奔跑，还举枪向山顶射击。一时间只觉得枪声四起，特别是从后方射来的子弹在我们周围呼啸着，在稻田里激起一个个水柱。也怪我平时看军事题材文学作品过多，对身体中弹后一阵发麻的描述过于熟悉，所以我在冲锋时还一在留意身体的某个部位是不是发麻了，如果是，那就是挂彩了。

我们终于越过那片稻田，进入梯田状的旱地。在一阵狂奔之后，正好轮到我们小组担任掩护，我一屁股坐在田埂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小组长陈秀颖(河南人)大声地叫我卧倒，注意隐蔽。我当时居然回答说:我不怕，打死算了。可见冲锋过程中体力和精神达到极限时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我们想拿下的那个山头呈浑圆状，高差不到一百米。在山顶处如果没有掩体支撑就很难形成防御阵地。正是因为我们迅速地接近了山头，并用火力钳制山顶上修筑掩体的几名越军，使他们无法在山头上立足。到最后那些个越军只有选择放弃，顺着山头反斜面的树丛撤离。就这样山头就落入我们的控制。

从这里往山下望去，那场面是何等的触目惊心。在我们经过的水坝上和附近的稻田里，殷殷红色在田野上漫延，一个个渐行渐远的灵魂……

随着枪声的渐渐减弱，大家才从刚才的惊恐中缓过神来。刚才四散的尖刀梯队重新集合在我们这个山头，并形成一个简单的防御阵地。这一群体有两个侦察班和两个工兵班，还有火力排的一些人。相互打听后才知道，我们这帮走在全团最前面的人群居然无一伤亡，大家心里一阵庆幸。午后的阳光里，同志们或坐或躺在山头上，等着看后面的大部队如何对敌展开攻势。也许还以为当时的局势不至于失控，在山顶的同志们的情绪很快就恢复正常。大家分食手里仅有的食物，聊上几句闲话。可是等了半天也没见大部队对越军阵地有什么样的攻击。由于那时候的通讯工具十分落后，我们很长时间没法与上级联系，也就不清楚自己接下去该作什么样准备。

三

记得那天有较厚的云层，太阳时隐时现，大家都感觉到丝丝寒意。想去山下取自己的物品，又怕有什么紧急情况需要应对。大约是下午3点左右，我们得到指示，立即从山的反斜面下山，胡副团长等前指首长在山脚下正协调部队，需要我们去加强警卫。本来象警卫首长的任务应该由警卫排来担任，但是在战场上警卫首长的任务经常由我们侦察班来完成。这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和平时期首长挑选警卫员通常是找那种比较乖巧、个头适中，勤快机灵的战士来担当，但是到了战场上首长还是很清楚警卫员的基本斤两，所以在危险的关头，我们侦察兵往往就担任警卫首长的重任。

在出国后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我所在的侦察2班就一直负责给团长做警卫，团长去视察各处阵地就是全班9人相随左右，寸步不离。就在前一天宣布回撤命令，我们侦察2班被任命为全团尖刀班时，全班战士流露出的情绪诸位心里肯定明白，但是军令如山，我们没有提出任何的异议。

山头的布防交给了别的连队，我们侦察2班下山后就开始在一条通往不明区域的小路上设防，身后的小山坳就成为全团第一梯队的前方指挥所。这时同班的新战士饶正平被班长派去作潜伏哨，位置距我们有50多米。我们距胡副团长等首长比较近，只见副团长与几位团参谋围着地图在一起商量着什么，有一个细节我印象深刻，就是副团长在点香烟时连着两次香烟掉在地上。当然这不并不能说明什么，但是当时的气氛确实让人觉得比较慌乱，在遭到这次突然的打击之后，部队连起码的应急方案都没有。

半个小时后，饶正平忽然慢慢地往回走来，大家正疑惑他为什么回来时，饶正平哭着说他不能一个人呆在那里，因为他感觉到害怕。班长见状也没说什么，就安排我们小组往前推进了几十米警戒。饶正平是四川仪陇县人，来自农村，长得眉清目秀，入伍前就是生产队的会计，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就是一件很牛的事情。他的这个举动本应受到大家的谴责，但是当时大家一声未吭，都表示出理解与同情，因为这任务放到谁的身上那恐惧都可能挥之不去，毕竟大家都没亲历过真正的战争。后来我这位战友还是牺牲在那片陌生的土地上，还有他的同乡陈俊波，与我很聊得来的一位同班战友、一位在县城里修钟表的小伙子，也献身于那场战争。每每我想起他们的面容，我真是欲哭无泪。

四周有好些队伍在调来调去，关于下一步的行动方案一会儿变来变去，大家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关键是所带的食物和御寒衣物都已丢弃，水壶里的水也所剩无几。随着太阳西斜，饥饿和寒冷一起向我们袭来。

夜幕降临，指挥所要搬到一个长满竹子的山头上去，我们班仍就在山腰上形成环形防御，负责警戒。那天夜里小风一直刮着，气温很低，我身上一件单衣实在有些难以支撑，我与组长陈秀颍相距不远，我忍不住叫他过来，我说身体太冷了，能不能我们背靠背地坐着，幸许会好过一些，陈秀颍也冷得不行，我们两人就这样背对背地坐在潮湿的地上，警惕地注视着山下。

好像是夜里10点左右(我当时带去部队的一块手表，战前被排长借去了，理由是他更需要掌握时间，所以以下的时间概念都属于大致范围)，我们班被集合起来，新的战斗任务是:仍然担任全团第一梯队尖刀班，引领部队连夜向北撤退。为了使部队在回撤途中不迷失方向，团里派两名作训参谋拿着地图带路。这时全团第一梯队的人员由2营和1营的非战斗人员(连队文书、司号员、通讯员等)及伤员队伍组成。胡副团长仍是前指挥长。

那天夜里天空晴朗，我们又开始了作为尖刀班的角色。队伍沿着一个峡谷缓缓而行，峡谷的谷底是一条河流。我们在前面一段一段的探路，走走停停。行进速度时快时慢。因为精神高度紧张，在寒冷的夜里我依然一身汗接一身汗。从那时候开始我水壶里的水已经告罄，我们有时就行进在河边，也没时间弯腰灌一壶河水。

队伍行进到一个岔路时，在前面带路的两名参谋对道路去向有些不确定，一时难做出明确的判断。当时也在前面带路的侦察3班班长张孟福，与我等也在私底下把现地地形与地图对照了一番，觉得应该走朝右面走。这里需要解释的是，我们当时使用的地图是三十年代由英、法等国军队调制的地图，在许多山区地域的等高线都是简略描绘。

经过参谋一阵商讨，决定向左方向行进，张孟福和我等觉得方向可能有问题，但在当时的情形下，我们没有胆量提出不同的看法，没人敢承担不可能承担的责任。于是队伍选择了左边一条路继续前进，在走了2个小时后，峡谷里的山道渐渐向南转去……

四

在遭受到第一次伏击的前一天下午，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太阳直勾勾地烤着大地。山野林地十分闷热。我与同班的几位战友在一个步兵连那里讨了一些粥，粥是用压缩饼干铁皮桶架在柴火上熬出来的。我们躲在树荫下就着榨菜吃得正香，忽然听到排长在叫我们集合。我们喝完粥匆匆来到公路上，排长告诉大家，立即将公路上散落的军用品集中起来，有用的收走，没用的就地烧毁。我们看看排长的神情，大致就明白部队将有大的动作。这时团长从远处山坡走上公路，他一边走一边吩咐几位参谋要如何清理公路，看得出团长心情十分轻松。于是我们侦察排的人就沿着公路开始将沿途拾到的弹药(炮弹、手榴弹、子弹、炸药等)、军需装备等物资集中起来，还能用的就送到有关连队，一些炮弹或炸药就按排长指示塞进横贯公路的涵洞里，一旦引爆后可以切断公路。

关于部队下一步的动向大家纷纷进行猜测，到了黄昏，我们就通过警卫排的战士得到准确消息，部队将于当晚停止全部进攻部署，明天将沿营地附近的一条小路向北回撤返回国内，行进中还将负责清剿沿线附近的残敌。

这时候大家的心情还比较复杂，一方面为自己还活着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对参战时间不算长、实战经历不够丰富还存有几多遗憾。整整一周的时间，我们团在高平以南班英(地名)附近与越军几经交手，已经连续拿下了好几个由越军固守的山头，目前的位置已经是处于西线前线的最前沿。我们侦察班除为团长担任警卫之外，还进行过阵地外围潜伏、搜索可疑地域等战斗动作。大的麻烦还没碰着，但是吃不好、睡不着的问题已经把人折磨得够意思了，何况天天看着伤员、烈士被运往后方，那种刺激也让人神经老是处于紧绷状态。所以不管如何，能有机会安全回国，毕竟是一件让大家开心的事。记得那天夜里炊事班把好些像样的存货都拿出来做了，大家饱餐一顿。

半夜里，工兵班的人引爆了涵洞里的炸药，巨大的爆炸声回荡在山谷，升腾的火云瞬间照亮了半空。

那天晚上月亮很亮、很圆，就在我们躺在猫耳洞前裹着绒衣、雨衣准备入睡时，排长带着班长从连部开会回来，向我们宣布了由我们侦察2、3班担任全团尖刀班的命令，并把行进时间和路线作了交待。记得当时大家都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只是拿出地图，反复研究着。我当时就有几许悲壮的感觉，因为在越南北部的丛山密林里，担任大部队的尖刀班，牺牲的概率太大了。这天夜里我几乎没怎么睡觉，迷迷糊糊就到了天亮。当我们睁开眼时，却发现山林正被漫漫浓雾所围绕。这真叫邪行的，在过去一周时间里天空就几乎没有云层出现过，一到我们回撤就遇上了这样的大雾天气!

我们2班被排长安排走在最前面。我想不因为别的理由，只是我们班有两个班长。本来班里有一个班长侯永升，是一位藏族兵。在临到开赴前线之前，连里由将炊事班的老班长阮少文安排到我们班当班长，当时真的不清楚部队建制里这个双班长制是不是合法的。令人悲痛的是，这两位班长后来都牺牲了(最初被宣布为失踪)。唯一的一支微声冲锋枪由阮班长拿着，记忆中阮班长的枪法还可以，饭菜也做得不错。

我们班由排长亲自指挥着，分三个小组交替掩护前进。我们绕过一个山垭之后，山路就朝着山脚下延伸，在穿过一片香蕉林后，我们就看见那条四周毫无遮挡的大水坝……

我们原以为这一次遭遇伏击只是一次意外，万万没想到这次失败却是我们陷于大劫的开始。

五

12日清晨，部队经过一夜的行军，来到一处狭窄的大峡谷里，行进的方向依然诡异地向着南方--与我们回国的方向南辕北辙。就在天快亮的时候，副团长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原地休息。同时命令我们侦察班2、3班和工兵2个班去占领一侧的山头，控制制高点。关于这个决定，我们是在后来的日子里才知道团首长的本意:大部队平安前进了一整夜，那证明夜里的行军是比较安全的，在白天部队就干脆休息待命，等天黑之后再继续前进。但是，要让这样一支大型队伍在白天隐于山林谈何容易，所以部队的行踪很快就被越军发现，直到新的战斗打响。

我们接到占领制高点的命令后，排长就带着大家朝着陡峭的山坡攀援而行。大家也不知道这个山头有多高，只是趁着黑夜，奋力地向上爬去。这一带山脉都属于典型喀斯特地貌，地势几乎都是直上直下，好在地表植被丰富，我们就可以抓着植物攀登。天色渐渐放明，我们发现这又是一个大雾天气，浓雾里我们无法判断山势走向和高度，只有见高处就上。大致是中午11点，我们终于在一个可以俯视峡谷的小山头上形成一个防御阵地，大家利用石块修建了一些简易工事，就算基本完成制高点控制任务。

但问题随之而来，我们已经无法与团首长取得任何方式的联系，是停留、下撤或做点别的什么都没有人来传达新的命令。中午时分有一个短暂时间里大雾有些减弱，我们在山头就能看到山谷里的动静，我们清楚地看见有越军在侦察停留在谷底的队伍，我们中有战士要开枪射击越军，但被排长制止，理由是别暴露目标。

大雾又重新笼罩了山头，头上的树叶偶尔会掉下一滴露水。大家躺在潮湿的枯枝败叶里几乎无所事事，大家手里基本上也没有了食物和饮水，我裤兜里的那个大头菜疙瘩就是用指甲掰成蚕豆大小一块一块的给我们班的几位战友分食。在极度无聊的氛围里，我忍不住轻声哼起了一首原南斯拉夫电影《桥》里的插曲，刚哼哼出几句还没找着调子，就被排长一瞪眼给吓了回去。

山谷里间歇会有几声枪响打破沉闷的空气，但是谁在放枪，射向何处大家真的搞不明白。直到下午3点左右，一阵猛烈的枪声和炮声充满了云雾弥漫的峡谷，从动静上判断是双方大部队的直接搏杀。我们在山头上除了感觉到刺激紧张外，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排长坚决地要求大家坚守阵地。暴风般的枪炮声持续了约2个小时，才逐渐稀落下来，就在这时候，我们突然听到有人在喊:中国军队弟兄们，放下武器吧，我们宽待俘虏!最初的一刹那间，我们还以为是自己部队的人在向越军展开心里攻坚战，但是我们随后立即明白了这时越军在向我们喊话。随着越军类似这样的喊话断断续续，我心里顿时有一种极不真实的感觉，因为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所看过的小说或电影里，永远是我军向敌军喊话，而且喊话的内容也如此地相似。所以在遇到越军真实地向我军喊话劝降时，我几乎是强忍着才没笑出声来。只要越军一喊话，我方就会有一阵枪炮予以还击。我们虽然没有直接介入战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发觉得局势不妙。因为无法与团部取得联系，我们这些占领山头的队伍进入一种进退失据的境地，只好眼睁睁地等着不知什么时候能够到达的新的指令。

就在天色渐暗、雾气越浓的时候，我们发现有许多人在向山头上涌来，排长下令全体战士进入战斗状态。上山的人群渐渐近了，大家定睛一看，原来是自己人，但见涌上来的人群毫无组织状态，三三两两地从四处爬上来。排长向上来的人打听山下的情况，但几个人的回答却相互不能印证。这时一位步兵排的排长抗着一挺重机枪上来，他的回答让我们吓了一跳，那位排长说:山下的大部队死伤非常严重，越军的火力很强大，部队被堵在峡谷里，X连已经差不多了，X连被包了饺子，现在部队已没有人负责指挥。那排长说完，就带着自己的一帮人的队伍钻进大山的深处。随着消息来源的增多，山下的大致情形我们也算明了了。

那越南军人渐渐走进我们，这时我们只有排长一人负责监视那人，其余的全部低头隐蔽。在他距我们3、4米远时，排长大喝一声“不许动!”附近的战友也起身用枪直指那越南军人。

排长又用越语补喊了一句:“空得动!”(不许动的意思)，并用手势示意他走过来。那越南军人一脸惊恐，吓得张着嘴，他举起双手，向前走了几步，3班的张磊(四川绵阳人)和一个山东兵(名字忘却，后来得到三等功)一下子冲过去，把那越南军人按在地上，扒掉他的衣服，用绳索把他捆绑起来。由于我们中间没有人懂越语，也就无法从俘虏嘴里掏出什么军情来。此处省略N个字……

那越南军人身上并没有携带武器，唯一的钱包里有一些照片和少量钱币。也不知那连长当时如何想的，就把那越军的破旧军服穿在的自己身上，虽然后来连长又把自己的军服换了回来，但是在回国之后这个举动被上级知道后觉得有严重问题，连长被转业处理，去了四川什邡卷烟厂。其实我们都认为此举没什么了不起。

过了一会见没有别的动静，大家紧张的心态又放松下来，继续自己的休息。约一个小时之后，新的危机很快又出现了:这次仍然是一个越南军人，几乎是在刚才那同一位置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本来我们可以按前例依葫芦画瓢抓住他，我们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因为心理压力增加，排长这次还没等到那人完全靠近我们，在他距我们还有20余米的时候，就起身大喊:“空得动!”其他几位战友也起身持枪对准了那人。这时候那人先是吃惊地往着我们，然后慢慢地举起双手，但是他突然伸手在裤兜里拿出一个东西，朝我们扔过来。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一个手榴弹，于是大家迅速卧倒。那越南军人扔过来的果然是一枚手榴弹，手榴弹爆炸之后，我们立即起身察看，那人已经拿出手枪，一边往后退一边朝我们开枪射击。这时我们数枪同时开火，把那人当场击毙。而我们这边有一位战友(山东兵，名字忘却)的面部和腿部被手榴弹炸伤，看上去还比较严重，当时就有战友为伤员进行包扎救治。

这一阵枪声很快改变了我们相对安全的处境，不一会儿我们四处就有越军行动的声音。我们全部都进入到战斗状态，打开枪机，抠出手榴弹拉环，紧盯各自负责防御的区域。这时我们远处有一个越军正着端枪朝我们靠近，工兵班的一位战士举枪一枪命中那人。又过了一会儿，我们能听到有炮弹从空中掠过的声音，那60迫击炮的声音我们太熟悉不过了。但是炮弹并没有落在我们的阵地，而是在附近几十米处爆炸了。炮弹爆炸之后，我们就听见有越南军人在吱吱呀呀地叫着什么，接着一发炮弹就离阵地更近了，我们马上明白那吱吱呀呀的叫声是有人在修正炮弹弹着点坐标。第4发炮弹就落在我们阵地内，炮弹爆炸后飞舞的弹片在空中发出金属般的呼啸，溅起的石块和树屑四处横飞。

炮弹就这样一发接着一发地伴着由远而近的呼啸落在我们阵地周围，前后越军共发射20余发炮弹，在炮弹落地的间歇，连长还不忘给大家鼓劲，他大声喊道: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大家不要被敌人所吓倒，一定要打退敌人的进攻!人在阵地在!记得连长的话语给我们极大的勇气，阵地上立刻充满了悲壮的气氛。

越军在炮击结束后，就试图向我们发起攻击，阵地的上方就响起了猛烈的机枪扫射，一时间我们头上被子弹扫落的树叶和枯枝像下雨般掉下来。我们还不时的对企图接近我们的越军进行还击。我当时就觉得这将是我人生的最后时刻，我问王宏，你最后怎么解决?王宏说他给自己留了一枚手榴弹，我当时还提醒他，还是两枚吧，可能保险一些。王宏问我的准备，我说留在最后的子弹将从我下巴处朝头顶射击。我当时还绝对真诚地对王宏说，我死了没什么，你一定得活下去。我说这话就是因为那时候王宏在家乡有一个女朋友，那个年代我们把爱情看得太重要了。

连长就位于我们的下方，在这个紧急的关头，我们看到他从钱包里拿出老婆的照片端详片刻(记忆中他老婆还十分漂亮)，自言自语说了句:你自己好好的活吧。说完就撕毁了照片。在死神真正降临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我的感受是所有的思绪一起涌上心头，你什么都在想，你什么也没想。往事如烟云般在脑海里飘来飘去，你无法停留在一个具体事件或人物上。我也想到自己的死会给家庭带来的伤痛，但转眼就告诉自己，到时候那将是什么样的场景，自己也无从知晓了。

在我们顽强的抵抗之下，越军无法突破我们的阵地防御，随着天色转暗，越军就慢慢停止了攻击。我们这时又发现了一个奇迹，越军的全部炮弹居然没有伤及我们16人中的任何一人!在炮火最猛的时候，我们都采用钻石缝的策略，只要炮弹不掉在背上，就会平安无事。

阵地再次陷于出奇的宁静，我自己也在极度的疲惫中，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睡梦中我迷迷糊糊觉得有人在叫我，我睁眼一看，林中已漆黑一片。我当时给吓得，以为阵地上就剩我一人了。再细细一听，是位于下方的张孟福班长在叫我，我提起枪马上就顺着声音摸了下去。

十二

在两块大石头之间，我们16人都聚在了一起，漆黑的夜里我们彼此看不见对方，只是从相互语言的交流中感到彼此的位置。排长刚说了几句话就哭泣起来，他说因为自己在战场上的表现不令大家如意，使我们错过了一些逃生的机会，他感觉对不起大家，希望在今晚的行动中有所表现让大家满意云云。大家都劝说排长不要这样说也不要这样想，最后排长说出了今晚的行动安排:出山的这一段的探路任务继续由3班长、我和陈秀颖3人担任，其余的分成几个组负责掩护或断后，出山之后由他排长带路。在这个时刻，连长坚决把指挥权交回到排长手里，因为16人的大部分班底毕竟是特务连的人，在关键时刻意见的协调、行动的统一显得尤为重要。

那个被越军手榴弹炸伤的战士自己本来已经决定不随我们走了，他觉得自己腿上的伤势很重，无法完成余下的回撤路程，怕拖了大家的后腿。战友们一再鼓励他站起来试试，他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发现还能走动几步，所以就改变主意打算跟我们一起回撤。3班长张孟福见我昨晚带路、和今天的表现都不错，在公开鼓励我一番后依然叫我第一个出发带路。

我当时真是有些骑虎难下的感觉，在3班长事先的一阵表扬下，我无法说出我对这样安排的不乐意，我当时不过是新兵一个，在场的班长、老兵多了去了，像这样的艰巨任务似乎还轮不上我去担任。但是我真的没有把这些说出口，因为我对16人目前的基本状态还是有所了解，事到如今，如果我们3人不去带这个路，恐怕就没有别人愿意出头干这个差事了。事情已过去28年，我现在在此决没有苛求别人的意思，因为随后的一些情况完全证实了我的见地。

3班长张孟福这时候来找我，还一起叫上了我班的陈秀颖，张班长说，现在排长已经没有精力来指挥我们了，如果大家还想突出去只有自己想想办法。他说，现在就由我们3个人组成一个探路小组(我们并不是一个班的，只是平时还算相互了解)，设法在附近探察一下，如果有路就叫大家跟着出去，如果没路可走那就是命运安排该死说不得了。张班长叫上我不为别的，那就是我入伍时的身份是重庆知青，而重庆知青的敢打好斗在四川是出了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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