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北大是中国的文化干城，其表现优劣牵动甚广，影响不可小觑。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人无须反复权衡，也十分清楚北大校长蒋梦麟的价值，若能够拉拢他，建立“深厚的友谊”，就不难收获攻心为上的奇效。然而蒋梦麟对日方暗送的“秋波”和明示的“美意”均无动于衷。他认为，日本人过分迷信神佛，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不够精到，因而只知忠，不知恕，弄成了瘸腿跛足，沦为了偏执狂。一位日本学者跑到北大来，眉飞色舞地畅谈中日文化关系，蒋梦麟却毫不客气地告诉对方：“除了日本的军事野心之外，我们可看不出中日之间还有什么文化关系的存在。”这句大实话将那位日本学者顶在南墙上，当场揭掉了他的假面具，使之悻悻而退。文化方面，日本历来不肯返哺。军事方面，日本屡次厉行反噬。蒋梦麟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极力鼓噪“大东亚共荣圈”，将它美化为“珍珠项链”，实则是一条勒紧中国脖颈的铁索。

　　1935年秋，由蒋梦麟领衔，北大教授发表宣言，坚决反对“华北自治运动”，痛斥这一卑劣行径“脱离中央，乃卖国的阴谋”。这篇宣言义正词严，赢得国人的广泛支持，蒋梦麟因此被誉为“北平正气的代表者”，成为日本军方的眼中钉。

　　1935年11月29日，日本宪兵登门造访，“敬请”蒋梦麟去东交民巷日本大使馆武官处“谈话”，逼他就范的意图昭然若揭，此行的凶险程度不言而喻。

　　关公单刀赴会是小说家刻意编造的情节，蒋公只身入营，则是真实的故事。家人和朋友为他捏一把冷汗，他却泰然自若，举止从容，神色淡定，将虎穴狼窝视为酒馆茶室。

　　在回忆录《西潮?新潮》中，蒋梦麟对此行的描写极具现场感，不比任何小说情节逊色。

　　我走进河边将军的办公室之后，听到门锁咔嚓一声，显然门已下了锁。一位日本大佐站起来对我说：“请坐。”我坐下时，用眼睛扫了旁边一眼，发现一位士官拔出手枪站在门口。

　　“我们司令请你到这里来，希望知道你为什么要进行大规模的反日宣传。”他一边说，一边递过一支香烟来。

　　“你说什么?我进行反日宣传?绝无其事!”我回答说，同时接过他的烟。

　　“那末，你有没有在那个反对自治运动的宣言上签字?”

　　“是的，我是签了名的。那是我们的内政问题，与反日运动毫无关系。”

　　“你写过一本攻击日本的书。”

　　“拿这本书出来给我看看!”

　　“那末，你是日本的朋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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