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现有的一些资料来看，似乎当时学者的主流倾向是迎合盟军而非保留天皇。在这种宁愿割舍传统的选择背后，自然含有他们对刚刚结束的战争的痛苦记忆。

　　国内学界对津田左右吉可能不太熟悉。这位早年毕业于东京专门学校(今早稻田大学前身)的学者是白鸟库吉的弟子，后者是兰克学派在东亚最早的继承人，据说顾颉刚的古史辩思想就取法自白鸟库吉。津田也利用白鸟的文献辨伪的思想和方法，考证出日本的上古天皇传说乃是虚构。从史学发展的视角看，这是实证主义史学的一大进步，但是津田的这一学术论断却为他自己带来了政治灾难。二战期间，津田曾受邀在东京大学法学部开设讲座，然而在开讲没多久后就由于违背政府的“国体论”宣传而被罢免，其著作也被列为禁书。所谓“国体论”，即日本乃是由万世一系的天皇所统治的国家，天皇本身就代表了大义准则。而津田在战争期间指出天皇传说的虚构性，在当局看来便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对抗者，侵犯了国家的神圣性。在政治高压的环境中，脆弱的知识分子被赶下讲台。

　　二战结束后，由战胜的同盟国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这位热情的基督徒的主导下，日本开始了战后民主改革，言论自由也在此时开放。一时间，日本社会上涌现出一股批判“天皇制”的潮流，似乎知识分子只要不谈“天皇制”的恶劣性质，便无以表明自己的进步思想。然而就在这样的潮流中，津田左右吉再次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这一次他成为了天皇这一存在的支持者。

　　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在1952年出版了津田左右吉著《日本的皇室》一书。该书选取了1945年以后津田发表在一些杂志上的论文，作为合集付梓。书名《日本的皇室》也是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全书的重点思想集中在这篇文章中，故以此为书名。《日本的皇室》一文指出，在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人们对历史上的天皇产生了种种误解，而在认识到天皇在历史上真正的作用之后，津田在文中重点比较分析了1889年2月颁布的明治宪法与1946年11月颁布的和平宪法的异同，以及人们对两部宪法中有关天皇定位的认识。也许是因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集中于宪法的语言描述之中，而且宪法制定问题一度成为战后街谈巷议的主题，所以津田采取了这样的分析方法。

　　明治宪法规定：“天皇拥有统治权。”这样的用语构造出了一个握有重权、君临万民的天皇形象。而事实上，这与历史上天皇的地位与性质是相违背的。早在武家执政之前(即镰仓幕府建立的1185年之前)，天皇就已经远离实际权力中心，而只参与祭祀等仪式性活动了。天皇与权力的距离，恰恰保护天皇免于政治责任，因此皇室才能做到历数代而不断绝，乃至被后人称为“万世一系”。人们对天皇的敬爱在历史上逐渐积累，而不会将对政治的集中到天皇身上。所以说，皇室在历史上真正的作用，是日本作为统一独立的国家而能永久存在的象征。

　　明治宪法之所以刻意塑造出一个强权君主的形象，并非天皇本人或是皇室的意见，而是刚刚推翻幕府的藩阀政府借以巩固统治的一套说辞。推翻幕府、建立新政的合法性来源于“王政复古”思想所营造的价值氛围。因此，为了强化新政府的统治，就必须继续借助天皇之名。天皇实际上仍旧只是一个道德形象而不具有实权，实际操纵政治的是幕后的藩阀元老。

　　如此看来，明治宪法对天皇权力的规定似乎只是一套障眼法。然而其影响却不止这么简单。宪法在语言上赋予了天皇以其实际掌握不了的权力，结果会在概念上使得政治责任也同时归属于天皇，这便在制度上隐藏着对天皇的侵犯。一旦决策产生了恶劣影响，理论上其政治后果要由天皇来承担，政府则可借此实现自保。可是天皇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如何能将罪责施加到天皇身上呢?责任的归属问题就此成为无解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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