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社会上的许多有识之士就感觉到了来自日本人的威胁，开始有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之议。

　　1932年，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正式电告南京中央政府，要求把文物南迁以避来日北平的兵火之乱。

　　国民政府高度重视易培基的申请，紧急召开了会议。

　　会议上，赞成文物南迁的和反对文物南迁的人数基本是各占一半。

　　相对而言，反对派的意见显得比较大义凛然。

　　他们说，东三省沦陷，华北人心动荡，北平为华北乃至全中国的政治文化名城，如果就这么将故宫博物院的一大批文物从北平运出，岂不是向老百姓宣告国民政府即将放弃华北不管了吗?这么做，势必引起民心更加不安，更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不利于全民御敌。而且，人民、领土不比文物更加重要?现在，国难当头，国土难保了，人民的生命难保，我们怎么把注意力都放在这些古董、这些死物身上呢?

　　赞成派却认为，国土沦陷尚有收复之期，而文物被毁则永不复存，如果我们现在不善加保护，那将会成为千古罪人，无法对后代的子子孙孙交代。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就是个惨痛的前车之鉴，古文物如果遭到焚毁或者被劫掠，中华民族的文化损失将不可估量、不可挽回。

　　会议上，两派人员各持一端，争得不可开交。

　　而当争论的焦点传到社会，更是一石击起千层浪。

　　北平各阶层包括普通老百姓中的大多数人听说政府准备将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转移出北平，一下子慌了神，纷纷上街游行，高呼口号，反对“南迁”。

　　这也容易理解。

　　他们是担心自己被政府抛弃，希望政府能取消文物南迁之议，横下心来，以城在人在、城亡人亡的斗志和日本人斗争到底。

　　鲁迅先生就是站在这些人的一边的。

　　他极力反对文物南迁，还专门写了一首诗来对国民政府迁移文物之举进行讽刺，诗云：

　　阔人已乘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

　　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显然，鲁迅的观点显得过于偏激、愤懑，以至于不讲情理了。

　　北平街上游行队伍的声势浩大，到处是 “坚决反对政府放弃北平古都!”“文物南迁就是逃跑”的横幅。

　　不久，叫卖报纸的报童又高举着报纸在人缝中来回高呼：“古物仓皇辞故国，胡博士反对南迁。”

　　胡博士就是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

　　胡适也不赞成文物迁移。他的理由有三：第一，因在国际人士监视之下，未必有人敢于破坏文化古物;第二，因故宫古物数量极巨，迁移并非易事，万一发生意外则责任谁负;第三，因余深知，在南京上海均无适当地方存储，非万不得已时，绝不应轻易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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