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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大公报》载：“日寇掳我战区肥壮少年，作为敌伤兵输血之工具，因此辈纯洁精壮，输于出血过度之负伤者，得能早日健康，重返支那战场。”日军“俟血液吸尽，则沉尸江海，现长江沿岸，已有不少装袋童尸……”

本文摘自：《重庆日报》2015年7月30日，作者：匡丽娜 许琳?，原题：《邓颖超：做国家的良母 民族的贤妻》

1941年3月8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邓颖超《“三八”节的献词》。

事实上，每当“三八”妇女节或重要的历史节点，邓颖超都要发表文章或讲话以加强对妇女运动的理论指导。

宋美龄对邓颖超说“仰慕已久”

1938年初，中共长江局由邓颖超、孟庆树等人成立了妇委会，对外以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代表的名义公开活动。在国统区开展妇女工作，她要如何处理好与宋美龄的关系？

“邓颖超十分重视建立同宋美龄的统战关系，拥护其领导妇女界团结抗日。成立儿童保育会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重庆图书馆研究馆员王志昆说。

1937年底，日军攻占华北、华东大片领土。日寇铁蹄下的中国儿童命运悲惨，他们或死于敌人的炮火下，或倒在饥饿贫病的逃难途中，有的甚至被抽取鲜血，输给日军伤兵。据《大公报》载：“日寇掳我战区肥壮少年，作为敌伤兵输血之工具，因此辈纯洁精壮，输于出血过度之负伤者，得能早日健康，重返支那战场。”日军“俟血液吸尽，则沉尸江海，现长江沿岸，已有不少装袋童尸……”

得救救孩子！邓颖超联络各界知名人士，在汉口举行“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发起人会议。那一天，沈均儒、冯玉祥夫人李德全、郭沫若、蔡元培等180多名发起人参加了会议。邓颖超日后回忆到，“在宣布保育会成立大会的日期后，特务机关狂呼要破坏大会，使大会开不成，我们便去约请宋美龄。”宋美龄答应出任理事长，才得以使以后工作顺利进行。

保育会成立当天，宋美龄一身黑色丝绒旗袍，手戴白色长手套，发表了3000多字讲话，次日，中央社以此为通稿向海内外发布，《新华日报》亦全文照登。这一天，宋美龄与邓颖超第一次见面，她很客气地走过来与邓颖超握手，对她说“仰慕已久”。为扩大社会影响，保育会在武汉设立总会，各地又发起分会。

“妇女回家”引发一场论争

1940年7月6日，时任《中央日报》主笔的储安平的妻子端木露西在重庆版的《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蔚蓝中的一点黯淡》文章。文中重新提出妇女不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要回家做“贤妻良母”的主张，并号召妇女要“在小我的家庭里，安于治理一个家庭”。这篇文章在社会上风传一时，相当轰动，竟引发了又一次“妇女回家”的大讨论。

当时，中国共产党南方局十分重视这次话题讨论，认为这关系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妇女运动的路线方针问题。端木露西的文章发表一个多月后的8月12日，邓颖超就在《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上撰文《关于〈蔚蓝中的一点黯淡〉的批评》，针对“妇女回家”论和“贤妻良母”论进行了批判，文章把端木的观点概括为新的“贤妻良母主义”，指出“小家庭主义正是个人自私主义和享乐主义最好的反映”。并号召“中国家庭妇女做抗日的先锋模范——做国家的良母，民族的贤妻，其目的是推动抗战的动员，加强抗战的力量，是求得达到妇女解放基本利益的一个步骤”。

1941年3月8日，邓颖超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三八”节的献词》，她说，“三八”妇女节，为妇女解放而斗争，正应加强妇女的政治动员，以更大发挥其力

量，充实抗战，以推动进步。

1941年4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所制定的妇女运动方针，就包含有“多生孩子、少参加政治活动”的内容，其实正是对新“妇女回家”论所作出的一种回应与支持。1942年9月，周恩来针对“贤妻良母”论，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论“贤妻良母”与母职》一文，把“母职”和“贤妻良母”区别开来，指出“贤妻良母”和“新贤妻良母”的实质。这篇文章实际上为这场两年多的论战做了一个系统的总结，也为正在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和争取社会地位的妇女运动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4750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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