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职业生涯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后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公叔痤死后，商鞅听说秦孝公雄才大略，便携同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通过宦官景监三见孝公，商鞅畅谈变法治国之策，孝公大喜。前359年任左庶长，开始变法，后升大良造。

历史

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变法内容为“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这时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秦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66年），太傅公子虔复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变法日久，秦民大悦。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前340年，率秦赵军败魏国公子昂将军，魏割西河之地与秦，将人民迁居至大梁，此时魏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功封于商十五邑。商君之法太过刻薄寡恩，设连坐之法，制定严厉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秦国贵族多怨。赵良劝说商君积怨太深，宜“归十五都，灌园于鄙”、“不贪商、于之富，不宠秦国之教”，商鞅不听。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太子驷即位，太子虔告商鞅谋反，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结果因未出示证件，店家害怕“连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毙”；欲逃往魏国，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帅，亦不愿收留。后来商鞅回到商邑，发邑兵北出击郑国，秦国发兵讨之，杀鞅于郑国黾池，死后被秦惠王处“车裂之刑”于彤，灭商君之族。

公元前359年，正当商鞅辅佐秦孝公酝酿变法时，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课本上《商鞅舌战图》插图，是当时这次大辩论的写照。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商鞅遂遭到政敌的迫害，车裂而死，全家亦被杀害。 历史

历史

商鞅立信 href="s.asp?ac=2&word=%u5546%u9785%u7ACB%u4FE1" target=_blank alt="商鞅立信">商鞅立信

据《史记?商君列传第八》记载，“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由此商鞅得到民众的信任，得以顺利实施变法。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农业生产增加了，军事力量也强大了。其实在商鞅树木立威之前，吴起也采用过同样手段。在吴起人西河郡长官时，把一根木头立在城南，规定谁能推到木头就封他做长大夫的官。结果真有人这样做了，做的人也被封了官了。商鞅的做法流传下来而吴起的则没有。

商鞅变法 href="s.asp?ac=2&word=%u5546%u9785%u53D8%u6CD5" target=_blank alt="商鞅变法">商鞅变法

商鞅从公元前356年?前350年，商鞅大规模地推行过两次变法。第一次变法在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实行了第二次改革。

经济措施

鞅对经济的改革是以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为重点。这是战国时期各国中唯一用国家的政治和法令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土地所有制的事例。主要内容如下：

1）废井田、开阡陌

商鞅在经济上推行的重大举措是“废井田、开阡陌”。《史记》记载：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战国策》说商鞅“决裂阡陌，教民耕战”，废止“田里不粥（“粥”同“鬻”，音yù）”的原则。所谓“阡陌”，指“井田”中间灌溉的水渠以及与之相应的纵横道路，纵者称“阡”，横者称“陌”。“封疆”就是奴隶主贵族受封井田的界限。“开阡陌封疆”就是把标志土地国有的阡陌封疆去掉，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从法律上废除了井田制度。法令规定，允许人们开荒，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赋税则按照各人所占土地的多少来平均负担。此后秦政府虽仍拥有一些国有土地，如无主荒田、山林川泽及新占他国土地等，但后来又陆续转向私有。这样就破坏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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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农抑商、奖励耕织

商鞅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因弃本求末，或游手好闲而贫穷者，全家罚为官奴。商鞅还招募无地农民到秦国开荒。为鼓励小农经济，还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到成人年龄必须分家，独立谋生，否则要出双倍赋税。禁止父子兄弟（成年者）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这些政策有利于增殖人口、征发徭役和户口税，发展封建经济。

3）统一度量衡

商鞅变法前，秦国各地度量衡不统一。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商鞅制造了标准的度量衡器，如今传世之“商鞅量”，上有铭文记有秦孝公“十八年”“大良造鞅”监造，“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之一为升”。从“商鞅量”中得知，商鞅规定的1标准尺约合今0.23公尺，1标准升约合今0.2公升。由量器及其铭文可知，当时统一度量衡一事是十分严肃认真的。商鞅还统一了斗、桶、权、衡、丈、尺等度量衡。要求秦国人必须严格执行，不得违犯。

政治措施

商鞅对政治的改革是以彻底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建立新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为重点。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远远超过李悝和吴起。主要内容如下：

1）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

商鞅下令“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争，各以轻重被刑”，以奖励军功而禁止私斗。规定爵位依军功授予，宗室非有军功不得列入公族簿籍。即“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荣华”。就是说有功劳的贵族子弟，可享受荣华富贵；无功劳的，虽家富，不得铺张。

历史

制定二十级爵的作法，意味着商鞅彻底废除了旧世卿世禄制，今后将根据军功的大小授予爵位，官吏从有军功爵的人中选用。二十级爵：一级曰公士，二级曰上造，第十九级曰关内侯，二十级曰彻侯。据《汉书》记载：“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欲为官者五十石”。也就说明了奖励的做法：将卒在战争中斩敌人首级一个，授爵一级，可为五十石之官：斩敌首二个，授爵二级，可为百石之官。各级爵位均规定有占田宅、奴婢的数量标准和衣服等次。而所谓私斗，并不是指一般人打架，而是指“邑斗”。“邑”是指一般的城镇，被奴隶主所占有。奴隶主之间为了争夺土地、财产，经常发生争斗。新法规定不准私斗，目的在于削弱奴隶主的势力，加强封建中央集权。严惩私斗的作法是：为私斗者，各以情节轻重，处以刑罚。由于推崇战功，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秦国在对外战争中，国力进一步增强，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被动落后的局面。公元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相会，结束了秦国长期不与中原诸侯会盟的被动局面，提高了秦国的地位。秦国还用武力逐步占有了土地肥沃、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巴蜀地区和盛产牛马的西北地区，社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奠定了秦统一的物质基础。 2）除世卿世禄制，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

《史记》记载，秦国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即依军功大小定贵族身份之高低。该规定沉重打击了奴隶主旧贵族，因而，招致了他们的怨恨。《史记》记载：“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是改革受阻的真正原因。

3）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

秦国的都、乡、邑、聚原来都是自然形成的大小居民点。商鞅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的统治，管理广大居民，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轻罪用重刑。将魏国李悝的《法经》颁布实行，还增加了连坐法。主要内容是：居民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将什、伍作为基层行政单位。按照编制，登记并编入户籍，责令互相监督。一家有罪，九家必须连举告发，若不告发，则十家同罪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发“奸人”的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与后代的保甲制度相同。商鞅同时规定，旅店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者住宿，否则店主也要连坐。

4）推行县制

商鞅在政治方面的重大改革是“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凡三十一县”（也有史书认为是41县或36个县）。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商鞅通过县的设置，把领主对领邑内的政治特权收归中央。该措施有力地配合了“废井田、开阡陌”政策，用政治手段保证了土地私有。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削弱了豪门贵族在地方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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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秦在新占地区设郡，郡的范围较大，又有边防军管性质，因之郡的长官称郡守。后来郡内形势稳定，转向以民政管理为主，于是郡下设若干县，形成秦的郡县制。

5）定秦律，“燔诗书而明法令”

商鞅的该措施是为了排除复古思想的干扰。然而，商鞅开创的“燔诗书”的高压政策，不仅极端压制了人民的思想，对于中国文化典籍也是一种摧残。 历史

商鞅-个人影响

商鞅生活在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当是时也，齐、楚、燕、韩、赵、魏六国都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变革，正走向强大，而秦国被视为落后的“夷狄之地”，连参加各国会盟的资格都没有。秦孝公图强变法，这才有商鞅大展宏图的机会。商鞅第一次变法是在秦孝公6年(公元前356年)，主要内容包括编定户籍，实行连坐；禁止游说求官和私人请托；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重农抑商，发展生产；轻罪重刑，树立权威。秦孝公12年(公元前350年)，商鞅又进行第二次变法，主要内容包括废除分封、实行郡县制；废除井田制，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统一度量衡；迁都咸阳，避开保守势力；统一征收军赋。由这些内容来看，变法主要是改革政治制度、鼓励生产和按军功奖励。比起其他各国的变法来，商鞅变法最全面而彻底。商鞅变法的确实现了秦国的富国强兵。史书评价“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因此，“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强大”。用今天的话来说，商鞅变法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提高了综合国力。应该承认，商鞅变法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全面的基础。商鞅的变法适应历史潮流，推动了历史前进。所以，“商君死”而“法未败”，不像以后的王安石诸人，人死而法废。他的变法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次从秦孝公三年开始，主要内容包括：编造户籍，实行什伍连坐；奖励军功，颁布按军功赏赐的制度；奖励农耕，制定“垦草”开荒的法令等。第二次变法在秦孝公十二年开始，这次变法比第一次更进一步，主要有“开阡陌封疆”，废除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制；普遍推行县制，设置直属于国君的县一级行政机构；直接征派赋役，按户按人征收军赋；统一度量衡，取消各领主的家量；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等。经过这两次变法，完成了秦国从封建领主制到封建地主制的历史转变，封建领主贵族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逐步消除，封建地主制的新兴政权日益巩固；农业劳动力增加，耕地扩大，以粮食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生产日益发展，工商山泽之利主要集中于封建国家之手，政府的财政收入日益富裕；农战方针具体落实，军事力量日益强大，一步步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这些改革揩施，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商鞅-人物评价

战国诸子中，既在思想学识上堪称“博物君子”，又能“出将入相”、创下不朽功勋者，商鞅可谓首当其选。商鞅变法于中国古史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远非管仲、叔向、子产等贤士大夫所能同日而语。作为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身兼学者与执政者双重身份，这就使得他具有了既不同于诸子、也不同于普通政治家的特殊性。商鞅执着地践行变法措施，堪称中国古史上首位获得巨大成功的改革家。

历史

变法也好，改革也好，都是社会的巨大变革。要在较为稳妥的情况下完成这个过程，变法者就不能为达到目的而不惜采用任何手段，要懂得妥协和让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走渐进式之路。渐进的含义一是变法的过程不要太快，要从容易的地方突破，逐步深化。二是要对势力相当强大的原有既得利益集团让步，给予适当的补偿。在转型过程中，向旧贵族让步、保留君主与贵族的地位与利益、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英国和日本就比杀了路易十六夫妇的法国革命要好得多。历史的进步是要付出代价的，不采用流血的方法，做一些让步，其实代价是最小的。如果商鞅能从重农抑商、废除井田制等有利于生产的改革入手，给有军功的人以奖励，但不废除旧贵族的地位，也许不会踏雷而亡。历史上的法家以严峻著称，动辄采用过激的流血手段，这是他们下场大多不好、又遭指责的原因之一。以轻罪重刑来树立权威，恐怕事与愿违。商鞅的重要政见经后人整理，成《商君书》二十九篇，《汉书?艺文志》有著录，今存二十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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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秦在新占地区设郡，郡的范围较大，又有边防军管性质，因之郡的长官称郡守。后来郡内形势稳定，转向以民政管理为主，于是郡下设若干县，形成秦的郡县制。

5）定秦律，“燔诗书而明法令”

商鞅的该措施是为了排除复古思想的干扰。然而，商鞅开创的“燔诗书”的高压政策，不仅极端压制了人民的思想，对于中国文化典籍也是一种摧残。 历史

商鞅-个人影响

商鞅生活在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当是时也，齐、楚、燕、韩、赵、魏六国都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变革，正走向强大，而秦国被视为落后的“夷狄之地”，连参加各国会盟的资格都没有。秦孝公图强变法，这才有商鞅大展宏图的机会。商鞅第一次变法是在秦孝公6年(公元前356年)，主要内容包括编定户籍，实行连坐；禁止游说求官和私人请托；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重农抑商，发展生产；轻罪重刑，树立权威。秦孝公12年(公元前350年)，商鞅又进行第二次变法，主要内容包括废除分封、实行郡县制；废除井田制，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统一度量衡；迁都咸阳，避开保守势力；统一征收军赋。由这些内容来看，变法主要是改革政治制度、鼓励生产和按军功奖励。比起其他各国的变法来，商鞅变法最全面而彻底。商鞅变法的确实现了秦国的富国强兵。史书评价“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因此，“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强大”。用今天的话来说，商鞅变法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提高了综合国力。应该承认，商鞅变法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全面的基础。商鞅的变法适应历史潮流，推动了历史前进。所以，“商君死”而“法未败”，不像以后的王安石诸人，人死而法废。他的变法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次从秦孝公三年开始，主要内容包括：编造户籍，实行什伍连坐；奖励军功，颁布按军功赏赐的制度；奖励农耕，制定“垦草”开荒的法令等。第二次变法在秦孝公十二年开始，这次变法比第一次更进一步，主要有“开阡陌封疆”，废除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制；普遍推行县制，设置直属于国君的县一级行政机构；直接征派赋役，按户按人征收军赋；统一度量衡，取消各领主的家量；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等。经过这两次变法，完成了秦国从封建领主制到封建地主制的历史转变，封建领主贵族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逐步消除，封建地主制的新兴政权日益巩固；农业劳动力增加，耕地扩大，以粮食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生产日益发展，工商山泽之利主要集中于封建国家之手，政府的财政收入日益富裕；农战方针具体落实，军事力量日益强大，一步步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这些改革揩施，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商鞅-人物评价

战国诸子中，既在思想学识上堪称“博物君子”，又能“出将入相”、创下不朽功勋者，商鞅可谓首当其选。商鞅变法于中国古史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远非管仲、叔向、子产等贤士大夫所能同日而语。作为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身兼学者与执政者双重身份，这就使得他具有了既不同于诸子、也不同于普通政治家的特殊性。

历史

商鞅执着地践行变法措施，堪称中国古史上首位获得巨大成功的改革家。变法也好，改革也好，都是社会的巨大变革。要在较为稳妥的情况下完成这个过程，变法者就不能为达到目的而不惜采用任何手段，要懂得妥协和让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走渐进式之路。渐进的含义一是变法的过程不要太快，要从容易的地方突破，逐步深化。二是要对势力相当强大的原有既得利益集团让步，给予适当的补偿。在转型过程中，向旧贵族让步、保留君主与贵族的地位与利益、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英国和日本就比杀了路易十六夫妇的法国革命要好得多。历史的进步是要付出代价的，不采用流血的方法，做一些让步，其实代价是最小的。如果商鞅能从重农抑商、废除井田制等有利于生产的改革入手，给有军功的人以奖励，但不废除旧贵族的地位，也许不会踏雷而亡。历史上的法家以严峻著称，动辄采用过激的流血手段，这是他们下场大多不好、又遭指责的原因之一。以轻罪重刑来树立权威，恐怕事与愿违。商鞅的重要政见经后人整理，成《商君书》二十九篇，《汉书?艺文志》有著录，今存二十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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