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成都后，他以方便管理为名，将所有考生集中在成都青羊宫，一个不留，全部坑杀，自谓“无为后人有也”，制造了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零录取率的考试

公元747年，杜甫、高适等一大批当时杰出的才子参加玄宗为选拔人才而设的“制举”考试。当时担任主考官的是李林甫，他是当朝宰相，但却是个嫉贤妒能的小人。他尤其嫉恨因为文学才能而得到封赏进官的士人，害怕朝外的贤士得以接触皇帝的机会，上书揭露他的本来面目，痛陈他的奸恶。所以这个“口有蜜，腹有剑”的宰相便千方百计的阻塞言路。结果参加“制举”考试的人，没有一个被录取，也就是说那次考试结果的录取率为零。

为了掩盖自己的阴谋，对考试结果，李林甫还向玄宗上表祝贺：天下贤士都在为国报效而没有遗漏，是多么的人尽其材，物尽其用啊!连尧舜明君都不能如此的明察秋毫吧!

零岁考生录取的纪录

一代奸臣秦桧，由于在绍兴议和卖国有功，先后把持朝政19年之久。在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的一次科举考试中，秦桧还为其年龄不到一岁(只有九个月)的孙子秦埙谋夺状元。后经人揭发，状元没有当成，但也高中榜眼(第二名)，这对于那些穷数十年时间皓首穷经的举子们来说无疑是极大的讽刺。

“零活着”回家的考试

崇祯十七年(1644年)8月9日，张献忠率领起义军攻破成都，很快控制了四川大部分地区的州、县。张献忠接着宣告建立大西国，改元大顺，后称帝，以成都为西京。

这年秋，眼看着清朝军事节节胜利，自己的大顺政权摇摇欲坠，为了不给新政权留下人才，张献忠发诏举办“特科”，征集四川各地举人、贡士、监生、民间才俊、医卜僧道、隐士应试，有不愿意参加考试的，就被“军法严催上路，不至者杀，比坐邻里教官”。

到了成都后，他以方便管理为名，将所有考生集中在成都青羊宫，一个不留，全部坑杀，自谓“无为后人有也”，制造了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些抱着希望来替新政权服务的知识分子全部命丧黄泉。

张献忠砍妇女小脚堆成山后焚烧是为了治病?

核心提示：彭遵泗的《蜀碧》上说：“张献忠据蜀时，偶染疟疾，对天曰：‘疾愈当贡朝天蜡烛二盘。’众不解也。比疾起，令斫妇女小足堆积两峰，将焚之，必要以最窄者置于上，遍斩无当意者。忽见己之妾足最窄者，遂斫之，其臭达平政门为乐……”“妇女小足堆积两峰”，可见到了明末，女子缠足人数已众。

裹足是贵族妇人的专利，贱民阶层的女子是被明令禁止缠足的。

明朝中叶时有位叫黄冈瞿的文人，写过一本《徵君九思》，顾名思义，当然是希望书中所提的建议能够分君之忧。不过他的建议都很是庸常，所以知道的人不多。倒是其中有一条弱敌制敌的“妙策”异想天开——建议在御边时对敌人要“诱化其俗，令彼妇女习中国法，俱束缚双足为弓样，使男子惑溺，减其精力，惰于击刺”。这个建议虽然荒唐，但是反过来推想，倒是指出一项事实——缠足是一个国家、民族腐朽、堕落的表现。

对女子来说，缠足是为了追逐美，那么志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男人也这么想么?显然不是。

明朝有一本《女儿经》在民间刊行甚广，后来清同治年间贺瑞麟将它订正为《改良女儿经》，内中对女子缠足作了解说——“为甚事，裹了足?不因好看如弓曲，恐她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

那么，为什么要千缠万裹来拘束?这是因为圣人的教诲。元代的伊世珍在《琅环记》上说：“吾闻圣人立女而使之不轻举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过闺阁之内，欲出则有帏车之载，是以无事于足也。”有了这样的教诲，女子因小脚而不良于行，便是再自然不过的道理，甚至于出现进进出出均要他人抱的“抱小姐”，也就不足为奇了。李笠翁的《闲情偶寄》便云：“宜兴周相国以千金购一丽人，名为‘抱小姐’，因其脚小之至寸步难移，每行必须人抱，是以得名。”

女子缠足，在当时是一种教养，这样的教养流行于贵族家庭之中。因为女子缠足之后出行不便，则自然限制了谋生能力，在经济上必然完全依赖于男方，而平常人是没有能力供养一个不干活的女子的。所以缠足虽然是风气所趋，但是官府也不是什么女子的足都让缠的。明人沈德符《野获编》云：“明时浙东丐户，男不许读书，女不许裹足。”可见，裹足是贵族妇人的专利，贱民阶层的女子是被明令禁止缠足的。

清人《鼓儿词》中便有这种说法：

小姐下楼格登登，丫头下楼扑通通。

同是一般裙衩女，为何脚步两样声?

既然天足者被视为贱民，则老百姓但凡经济许可，必然会千方百计地要爬升自己的地位，以至于缠足的风气一变成为家家户户所孜孜以求的目标。

其实多数父母让自己的女儿的缠足，说起来，也无非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找到一个好的婆家罢了。河南安阳便有歌谣云：

裹小脚，嫁秀才，吃馍馍，就肉菜;

裹大脚，嫁瞎子，吃糠菜，就辣子。

彭遵泗的《蜀碧》上说：“张献忠据蜀时，偶染疟疾，对天曰：‘疾愈当贡朝天蜡烛二盘。’众不解也。比疾起，令斫妇女小足堆积两峰，将焚之，必要以最窄者置于上，遍斩无当意者。忽见己之妾足最窄者，遂斫之，其臭达平政门为乐……”

“妇女小足堆积两峰”，可见到了明末，女子缠足人数已众。

明亡清兴，生气勃勃的清朝统治者就怎么也看不惯缠足了，从顺治二年(1645年)起就下诏严厉禁止。康熙元年(1662年)又诏禁女子缠足，违者罪其父母。这本是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好事，可惜缠足的习气已经深入人心，老百姓根本就不买账，到了康熙七年(1668年)，清廷就只好下诏免除了这道禁令，结果是连入关的旗人女子也缠起足来。以至于到了乾隆时，尽管乾隆皇帝多次降旨严责，不许旗女裹脚，害怕自己的族人也染上汉人这一臭毛病，然而事实却是越禁越缠，禁令徒成一纸空文。

当然，对缠足的反思也并不是没有，只可惜这种声音从来没有成为主流。学术大家俞正燮就说缠足失了古时丁女的风格，把女子弄弱了，“阴弱则两仪不完”，当然不是什么好事。不过他的口气并不激烈。

袁枚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他在《牍外余言》中愤慨指出：“女子足小有何佳处，而举世趋之若狂?吾以为戕贼儿女之手足以取妍媚，犹之火化父母之骸骨以求福利。悲夫!”只是指责归指责，到底无补于事，袁枚只好拥着一堆女弟子，继续风流快活去了。

清道光年间，由外国人开办的耶稣教会发起天足运动。“长老会后学”的史子武编着的《劝入脚图说》是第一部宣传放足的大众性读物。不过当时的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教会非常抵制，所以，这本书虽然蔚为先声，却影响不大。

到了咸丰年间，晴天霹雳一声响，太平天国运动开始了。洪秀全进入南京后，在禁止蓄养奴婢、取消娼妓的同时，也禁止女子缠足。《金陵记事》云：“女人逐日削竹签、担砖、挖沟、驮米稻、割麦豆秋禾，令裹成之脚脱去缠足布。”又附诗称“一日万家缠足放”。太平天国取消缠足的目的虽然从理论上说是为了男女平等，不过从根源来说，还是因为劳动力紧缺，所以禁止女子缠足，就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劳动力。

真把反对女子缠足当一回事，当成非得变革不可的一项大事，却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在外侮的刺激下，破旧立新成了不可遏制的思潮。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之《论女学》章里，述及缠足之事时说：“是故缠足一日不变，则女学一日不立。”

光绪九年(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联合开明乡绅谔良首创《不裹足会草例》，倡议女子不缠足。

两年后，他又在广州成立了粤中不缠足会。于是放足运动很快波及全国，兴起各种各样的戒缠足会、天足会、放足会、卫足会。这一运动认为“放的是文明，缠的是野蛮”，四处传唱放足歌谣：“小脚妇，谁家女，裙底弓鞋三寸许。下轻上重怕风吹，一步艰难如万里。”“五岁六岁才胜衣，阿娘做履命缠足。指儿尖尖腰儿曲，号天叫地娘不闻，宵宵痛楚五更哭……”并借此到处宣传男女平权。

辛亥革命爆发后，各地方政府采取种种具体措施实行放足。提出“不要小脚女为妻”的口号，还在马路上树立“二十五岁以下小足女子，不准在马路上行走”的碑牌，并辅之以经济手段，向缠足女子征收小脚捐。

终于，千年陋习，一朝瓦解，被束缚近千年的中国女子的脚得以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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